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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山路》

 

  “杨教授,特三病房那位太太……”

  他从病房随着这位刚刚查好病房的主治大夫,到护士站里来。年轻的陈医生和王医生恭谨地站在那位被称为”杨教授”的、身材颀长、一头灰色的鬈发的老医生的身边,肃然地听他一边翻阅厚厚的病历,一边喁喁地论说着。

  现在他只好静静地站在护士站中的一角。看看白衣白裙、白袜白鞋的护士们在他身边匆忙地走着,他开始对于在这空间中显然是多余的自己,感到仿佛闯进了他不该出现的场所的那种歉疚和不安。他抬起头,恰好看见杨教授宽边的、黑色玳瑁眼镜后面,一双疲倦的眼睛。

  “杨大夫,杨教授!”他说。

  两个年轻的医生和杨教授都安静地凝视着他。电话呜呜地响了。”内分泌科。”一个护士说。

  “杨教授,请问一下,特三病房那位老太太,是怎么个情况?”

  他走向前去。陈医生在病历堆中找出一个崭新的病历资料。

  杨教授开始翻病历,同时低声向王医生询问着什么。然后那小医生抬起头来,说:

  “杨教授问你,是病人的……病人的什么人?”

  “弟弟。”他说,”不……是小叔罢。”他笑了起来。”伊是我的大嫂。”他说。

  他于是在西装上身的口袋中,掏出了一张名片,拘礼地递给了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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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教授把名片看了看,就交给在他右首的陈医生,让他用小订书机把片子钉在病历档案上。

  “我们,恐怕还要再做几个检查看看。”杨教授说,沉吟着:“请你再说说看,这位老太太发病的情形。”

  “发病的情形?哦,”他说,”伊就是那样地萎缩下来。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那样地萎缩下来了。”

  杨教授沉默着,用双手环抱着自己的前胸。他看见杨教授的左手,粗大而显出职业性的洁净。左手腕上带着一只金色的、显然是极为名贵的手表。杨教授叹了口气,望了望陈医师,陈医师便说:

  “杨教授的意思,是说,有没有特别原因,啊,譬如说,过分的忧愁,忿怒啦……”

  “噢,”他说。

  转到台北这家著名的教学医院之前,看过几家私人诊所和综合医院,但却从来没有一家问过这样的问题。但是,一时间,当着许多人,他近乎本能地说了谎。

  “噢,”他说,”没有,没有……”

  “这样,你回去仔细想想。”杨教授一边走出护士站,一边说,”我们怕是还要为伊做几个检查的。”

  他走回特三病房。他的老大嫂睡着了。他看着在这近一个半月来明显地消瘦下来的伊的侧脸,轻轻地搁在一只十分干净、松软的枕头上。特等病房里,有地毯、电话、冰箱、小厨房、电视和独立的盥洗室。方才等他来接了班,回去煮些滋补的东西的他的妻子,把这病房收拾得真是窗明几净。暖气飕飕地吹着。他脱下外衣,轻轻地走到窗口。窗外的地面上,是一个宽阔的、古风的水池。水池周围种满了各种热带性的大叶子植物。从四楼的这个窗口望下去,高高喷起水,形成一片薄薄的白雾,像是在风中轻轻飘动的薄纱,在肥大茂盛的树叶,在错落有致的卧石和池中硕大的、白和红的鲤鱼上,摇曳生姿。

  寒流袭来的深春,窗外的天空,净是一片沉重的铅灰的颜色。换了几家医院,却始终查不出老大嫂的病因之后,他正巧在这些天里不住地疑心:伊的病,究竟和那个消息有没有关系。”啊,譬如说,过分的忧愁,忿怒……”医师的话在他的脑中盘桓着。然而,他想着,那却也不是什么忧伤,也不是什么忿怒的罢。他望着不畏乎深春的寒冷,一仍在池中庄严地游动着的鲤鱼,愁烦地想着。

  约莫是两月之前的一天,一贯是早晨四点钟就起了床,为李国木一家煮好稀饭后,就跟着邻近的老人们到堤防边去散步,然后在六点多钟回来打点孩子上学,又然后开始读报的他的老大嫂,忽而就出了事。那天早上,他的独生女,国中一年生的翠玉,在他的卧房门上用力地敲打着。”爸!爸!”翠玉惊恐地喊着,”爸!快起来啦,伯母伊……”李国木夫妻仓惶地冲到客厅,看见老大嫂满脸的泪痕,报纸摊在沙发脚下。

  “阿嫂!”他的妻子月香叫了起来。伊绕过了茶几,抢上前去,坐在老大嫂坐着的沙发的扶手上,手抱着老大嫂的肩膀,一手撩起自己的晨褛的一角,为老大嫂揩去满颊的泪。”嫂,你是怎么了吗?是哪里不舒服了吗……”伊说着,竟也哽咽起来了。

  他静默地站在茶几前,老大嫂到李家来,足有三十年了。在三十年里,最苦的日子,全都过去了,而他却从来不曾见过他尊敬有过于生身之母的老大嫂,这样伤痛地哭过。为了什么呢?他深锁着眉头,想着。

  老大嫂低着头,把脸埋在自己的双手里,强自抑制着潮水般一波跟着一波袭来的啜泣。嫂,您说话呀,是怎样了呢!上。

  “上学去吧。”他轻声说,”放学回来,伯母就好了。”

  李国木和他的妻子静静地坐在清晨的客厅里,听着老大嫂的啜泣逐渐平静下来。

  那天,他让妻子月香去上班,自己却留下来配着老嫂子。他走进伊的卧房,看见伊独自仰躺着,一双哭肿的眼睛正望着刚刚漆过的天花板。搁在被外的两手,把卷成一个短棒似的今早的报纸,紧紧地握着。

  “嫂。”他说着,坐在床边的一把藤椅上。

  “上班去吧。”伊说。

  “……”

  “我没什么。”伊忽然用日本话说,”所以,安心罢。”

  “我原就不想去上班的,”他安慰着说,”只是,嫂,如果心里有什么,何不说出来听听?”

  伊沉默着。伊的五十许的,略长的脸庞,看来比平时苍白了许多。岁月在伊的额头、眼周和嘴角留下十分显著的雕痕。那是什么样的岁月啊!他想着。

  “这三十年来,您毋宁像是我的母亲一样……”

  他说,他的声音,因着激动,竟而有些抖颤起来了。

  伊侧过头来望着他,看见发红而且湿润起来了的他的眼睛,微笑地伸出手来,让他握着。

  “看,你都四十出了头了。”伊说,”事业、家庭,都有了点着落,叫人安心。”

  他把伊的手握在手里摩着。然后双手把伊的手送回被窝上。

  他摸起一包烟,点了起来。

  “烟,还是少抽的好。”伊说。

  “姊さり。”

  他用从小叫惯的日语称呼着伊。在日本话里,姊姊和嫂嫂的叫法,恰好是一样的。伊看见他那一双仿佛非要把早上的事说个清楚不可的眼神,轻轻地喟叹起来。他一向是个听话的孩子,伊想着。而凡有他执意的要求,他从小就不以吵闹去获得,却往往用那一双坚持的眼神去达到目的,伊沉思着,终于把卷成短棒儿似的报纸给了他。

  “在报纸上看见的。”伊幽然地说,”他们,竟回来了。”

  他摊开报纸。在社会版上,李国木看见已经用红笔框起来的,豆腐块大小的消息:有四名”叛乱犯”经过三十多年的监禁,因为”悛悔有据”,获得假释,已于昨日分别由有关单位交各地警察局送回本籍。

  “哦。”他说。

  “那个黄贞柏,是你大哥最好的朋友。”

  老大嫂哽咽起来了。李国木再细读了一遍那伊则消息。黄贞柏被送回桃镇,和八十好几的他的瞎了双眼的母亲,相拥而哭。”那是悔恨的泪水,也是新生的、喜悦的泪水。”报上说。

  李国木忽然觉得轻松起来。原来,他想着,嫂嫂是从这个叫做黄贞柏的终身犯,想起了大哥而哭的罢。也或许为了那些原以为必然瘦死于荒陬的孤岛上的监狱里的人,竟得以生还,而激动的哭了的罢。

  “那真好。”他笑了起来,”过一段时间,我应该去拜访这位大哥的好朋友。”

  “啊?”

  “请他说说我那大哥唉!”他愉快地说。

  “不好。”老大嫂说。

  “哦,”他说,”为什么?”

  伊无语地望着窗外。不知什么时候下起霏霏的细雨了的窗外,有一个生锈的铁架,挂着老大嫂心爱的几盆兰花。

  “不好,”伊说,”不好的。”

  可是就从那天起,李国木一家不由得察到这位老大嫂的变化:伊变得沉默些,甚至有些忧悒了,伊逐渐地吃得甚少,而直到半个月后,伊就卧病不起,整个的人,仿佛在忽然间老衰了。那时候,李国木和他的妻子月香,每天下班回来,就背负着伊开车到处去看病。拿回来的药,有人劝,伊就一把一把驯顺地和水吞下去;没有人劝着,就把药原封不动地搁在床头的小几上头。而伊的人,却日复伊日地缩萎。”……啊,譬如说过分的忧愁、忿怒啦……”李国木又想起那看来仿佛在极力掩饰着内心的倨傲的陈医师的话。他解开领带,任意地丢在病床边的,月香和他轮番在这儿过长夜的长椅上。

  –可是,叫我如何当着那些医生、那些护士,讲出那天早晨的事,讲出大哥、黄贞柏这些事?

  他坐在病床左首的一只咖啡色的椅子上,苦恼地想着。

  这时房门却呀然地开了。一个怀着身孕的护士来取病人的温度和血压。病人睁开眼睛,顺服地含住温度计,并且让护士量着血压。李国木站了起来,让护士有更大的空间工作。

  “多谢。”

  护士离开的时候,他说。

  他又坐到椅子上,伸手去抓着病人的嶙峋得很的、枯干的手。

  “睡了一下吗?”他笑着说。

  “去上班罢,”伊软弱地说,”陪着我……这没用的人,正事都免做了吗?”

  “不要紧的。”他说。

  “做了梦了。”伊忽然说。

  “哦。”

  “台车の道の梦を、见たりだよ。”伊用日本话说,”梦见了那条台车道呢。”

  “嗯。”他笑了起来,想起故乡莺镇早时的那条蜿蜒的台车道,从山坳的煤矿坑开始,沿着曲折的山腰,通过那著名的莺石下面,通向火车站旁的矿场。而他的家,就在过了莺石的山坳里,一幢孤单的”土角厝”。

  “嫁到你们家,我可是一个人,踩着台车道上的枕木找到了你家的哟。”伊说。

  在李国木的内心里不由得”啊!”地惊叫了起来。他笔直地凝视着病床上初度五十虚岁的妇人。这一个多月来,伊的整个人,简直就象缩了水一般地干扁下去。现在伊侧身而卧,面向着他。他为伊拉起压在右臂下的点滴管子,看着伊那青苍的、满脸皱皮的、细瘦的脸上,渗出细细的汗珠来。“那时候,你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发呆似的……”伊说,疲倦地笑着。

  这是伊常说,而且百说不厌的往事了。恰好是三十年前的一九五三年,一个多风的、干燥的、初夏的早上,少女的蔡千惠拎着一只小包袱,从桃镇独自坐一站火车,来到莺镇。”一出火车站,敢问路吗?”伊常常在回忆时对凝神谛听的李国木说,”有谁敢告诉你,家中有人被抓去枪毙的人的家,该怎么走?”伊于是叹气了,也于是总要说起那惨白色的日子。”那时候,在我们桃镇,朋友们总是要不约而同地每天在街上逛着。”伊总是说,”远远地望见了谁谁,就知道他依然无恙。要你一连几天,不见谁谁,就又断定他一定是被抓了去了。”

  就是在那些荒芜的日子里,坐在门槛上的少年的李国木,看见伊远远地踩着台车道的枕木,走了过来。台车道的两旁,尽是苍郁的相思树林。一种黑色的、在两片尾翅上印着两个鲜蓝色图印的蝴蝶,在林间穿梭般地飞舞着。他犹还记得,少女蔡千惠伊踩着台车轨道上的枕木,一边又不时抬起头来,望着他家这一幢孤单的土角厝,望着一样孤单地坐在冰凉的木槛上的、少年的他的样子。他们就这样沉默地,毫不忌避地相互凝望着。一大群白头翁在相思树林的这里和那里聒噪着,间或有下坡的台车,拖着”嗡嗡–格登、格登!嗡嗡–格登、格登!”的车声,由远而渐近,又由近而渐远了。他,少年的,病弱的李国木,就是那样目不转睛地看着伊跳开台车道,捡着一条长满了野芦苇和牛遁草的小道,向他走来。

  “请问,李乞食……先生,他,住这儿吗?”伊说。

  他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啊。他记得,他就是那么样无所谓好奇、无所谓羞怯地,抬着头望着伊。他看见伊睁着一双微肿的、陌生的目光。有那么一段片刻,他没有说话。然后他只轻轻点点头。他感到饥饿时惯有的懒散。可就在他向着伊点过头的一刻,他看见伊的单薄的嘴角,逐渐地泛起了诉说着无限的亲爱的笑意,而从那微肿的、单眼皮的、深情地凝视着他的伊的眼睛里,却同时安静地淌下晶莹的泪珠。野斑鸠在相思树林里不远的地方”咕、咕、咕–咕!”地叫着。原不知跑到山中的哪里去自己觅食的他家的小土狗,这时忽然从厝后狠狠地吠叫着走来,一边却使劲地摇着它的土黄色的尾巴。

  “呸!不要叫!”他嗔怒地说。

  当他再回过头去望伊,伊正含着笑意用包袱上打的结上拉出来的布角揩着眼泪。这时候,屋里便传来母亲的声音。

  “阿木,那是谁呀?”

  他默默地领着伊走进幽暗的屋子里。他的母亲躺在床上。煎着草药的苦味,正从厨房里传来,弥漫着整个屋子。他的母亲吃力地撑起上半个身子,说:“这是谁?阿木,你带来这个人,是谁?”

  少女蔡千惠静静地坐在床沿。伊说:

  “我是国坤……他的妻子。”

  在当时,少小的李国木虽然清晰地听见了伊的话,却并不十分理解那些话的意义。然而,僵默了一会儿,他忽然听见他的母亲开始呜呜地哭泣起来。”我儿,我心肝的儿喂……”他的母亲把声音抑的低低地,唱颂也似地哭着说。他向窗外望去,才知道天竟在不知不觉间暗下了大半边。远远有沉滞的雷声传来。黄色的小土狗正敏捷地追扑几只绿色的蚱蜢。

  一年多以前,在莺镇近郊的一家焦炭厂工作的他的大哥李国坤,连同几个工人,在大白天被抓了去了。伊直到上两个月,在矿场上当台车夫的他的父亲,才带着一纸通知,到台北领回一捆用细绳打好包的旧衣服、一双破旧的球鞋和一只锈坏了笔尖的钢笔。就那夜,他的母亲也这样地哭着:“我儿,我心肝的儿喂……”

  “小声点儿……”他的父亲说。蟋蟀在这浅山的夜里,嚣闹地竞唱了起来。

  “我儿喂–我–心肝的儿啊,我的儿……”

  他的母亲用手去捂着自己的嘴,鼻涕、口水和眼泪从她的指缝里漏着往下滴在那张破旧的床上。

  “嫂,”他清了清在回想中梗塞起来了的喉咙,”嫂!”

  “嗯。”

  这时病房的门谨慎地开了。月香带着水果和一个菜盒走了进来。

  “嫂,给你带点鲈鱼汤……”月香说。

  “那时候,我坐在门槛上。”他说,”那模样,你还记得吗?”

  “一个小男孩,坐在那儿。”老大嫂闭起眼睛,在她多皱的脸上,泛起淡淡的笑意。“太瘦小了点。”伊说。

  “嗯。”

  “可是,我最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

  老大嫂说,忽然睁开了眼睛。伊的眼光越过了李国木的右肩,仿佛了望着某一个远方的定点。

  “阿爸说,怎么从来没听阿坤说起?”伊说,”我说,我……”

  “你说,你的家人反对。”他笑着说。这些故事,从年轻时伊直到四十刚破,也不知听了老嫂子一次又一次地说了多少次。

  “我说,我厝里的人不赞成。”伊说,”我和阿坤约束好了的。如今他人不在,你要收留我,我说。”

  月香从厨房里出来,把鲈鱼装在一个大瓷碗里,端在手上。

  “待一会凉些,吃一点鲈鱼,嫂。”伊说。

  “真麻烦你唷。”老大嫂说。

  “阿母死后,那个家,真亏了有你。”李国木沉思着说,”鲈鱼汤里,叫月香给你下一点面罢。”

  “不了。”伊缓缓地阖上眼睛,”你阿爸说了,这个家,穷得这个样,你要吃苦的啊。看你也不是个会做(工)的人。阿爸这样说呢。”

  他想起那时的阿爸,中等身材,长年的重劳动锻炼了他一身结实肌骨。天一亮,他把一个大便当系在腰带上,穿上用轮胎外皮做成的、类似如今之凉鞋的鞋子,徒步到山坳里的”兴南煤矿”去上工。伊天有几次,阿爸会打从家门口这一段下坡路,放着他的台车,飕飕地奔驰而去。自从大嫂来了以后,阿爸开始用他并不言语的方式,深深地疼爱着伊。每天傍晚,阿爸总是一身乌黑的煤炭屑,偶然拎着几块豆腐干、咸鱼之类,回到家里来。

  “阿爸,回来了。”

  每天傍晚,听见小黄狗兴奋的叫声,大嫂总是放下手边的工作,一边擦手,一边迎到厝口,这样说。

  “嗯。”阿爸说。

  打好了洗澡水,伊把叠好的干净衣服送到阿爸跟前,说:

  “阿爸,洗澡。”

  “哦。”阿爸说。

  吃了晚饭,伊会新泡伊壶番石榴茶,端到阿爸坐着的长椅旁。

  “阿爸,喝茶。”伊说。

  “嗯。”阿爸说。

  那时候啊,他想着萤火虫伊群群飞在相思树下的草丛上所构成一片莹莹的悦人的图画。而满山四处,都响着夜虫错落而悦耳的歌声。

  现在月香正坐在病床边,用一只精细的汤匙一口口地给老大嫂喂鲈鱼。

  “还好吃吗?”月香细声说。

  老大嫂没有做声。伊只是一口又一口驯顺地吃着月香喂过来的鲈鱼,并且,十分用心地咀嚼着。

  这使他蓦然地想起了他的母亲。

  自从他大哥出了事故,尤其是他的父亲从台北带回来大哥国坤的遗物之后,原本羸弱的他的母亲,就狠狠咯了几次血,从此就不能起来。大嫂来家的那个初夏,乞食婶竟也好了伊阵。但伊入了秋天,当野芦苇在台车轨道的两边开起黄白色的、绵绵的花,乞食婶的病,就显得不支了。就那时,大嫂就象眼前的月香一样,一匙一匙地喂着他的母亲。不同的是,老大嫂躺在这特等病房里,而他的母亲却躺在阴暗、潮湿、弥漫着从一只大尿桶里散发出来的尿味的房间。此外,病重后的他的母亲乞食婶,也变了性情。伊变得易怒而躁悒。他还记得,有这样的一次,当大嫂喂下半匙稀饭,他的母亲突然任意地吐了出来,弄脏了被窝和床角。”这样的命苦啊,别再让我吃了罢,”伊无泪嚎哭了起来,”死了罢,让我,死–了罢……“伊然后”我儿,我的儿,我心肝的儿唷–“地,呻吟着似地哭着大哥,把大嫂也弄得满脸是泪水。

  然而,他的母亲竟也不曾拖过那个秋天,葬到莺镇的公墓牛埔山去。

  “阿木,该去牛埔山看一回了。”老大嫂忽然说。

  “哦。”

  他吃惊地抬起头来,望着伊。月香正细心地为伊揩去嘴边的汤水。算算也快清明了。在往年的清明,大嫂、他和月香,总是要乘火车回到莺镇去,到牛埔山去祭扫他阿爸和阿妈的坟墓。直到大前年,才正式为大哥立了墓碑。而大嫂为他大哥的墓园种下的一对柏树,竟也开始生根长叶了。

  “高雄事件后,人已经不再忌怕政治犯了。”

  老大嫂说,就这样地决定了在他父亲捡骨立冢的同时,也为他大哥李国坤立了墓碑。

  “整整吃了一碗鲈鱼咧。”月香高兴地说。

  “今年,我不陪你们去了。”伊幽幽地说。

  伊仰卧着,窗外逐渐因着阴霾而暗淡了下来。

  “嫂,如果想睡,就睡一下吧。”月香说。

  他不自觉地摸了摸口袋里的烟,却立刻又把手抽了回来。他的老嫂子,从来不曾像月香一般,老是怨幽幽地埋怨他戒不掉烟。但是,在病房里,他已有好几次强自打消摸烟出来抽的念头了。出去抽罢,又嫌麻烦。他沉默着,想起牛埔山卑贱而又顽固地怒生着的杂草和新旧坟墓的聚落。从土地祠边的一条小路上走去,小馒头似的小山的山腰,有一小片露出红土的新坟。立好墓碑,年老的工人说:

  “来,牲礼拿过来拜一拜。”

  他和月香从大嫂手中各分到三支香,三人并立在新冢前礼拜着。然而,在那时的他的心中,却想着墓里埋着的、经大嫂细心保存了二十多年的、大哥遗留下来的一包衣物和一双球鞋。他把拜过的香交给月香,插在墓前的香插子里。大嫂和月香开始在一旁烧着伊大堆银纸。他忽然想起家中最近经大嫂拿去放大的大哥的相片:修剪得毫不精细的、五十年代的西装头,在台湾的不知什么地方的天空下,坚毅地了望着远处的、大哥的略长的脸,似乎充满着对于他的未来的无穷无尽的信心。这个曾经活过的青年的身体,究竟在哪里呢?他想着,上大学的时候,偶然听起朋友说那些被枪毙的人们的尸首,带着爆裂开来的石榴似的伤口,都沉默地浮漂在医学院的福马林槽里,他就曾像现在一样,想到大哥的身体不知在哪里的这个惘然的疑问。

  那时候,大嫂毋宁是以一种欣慰的眼神,凝视着那荒山上的新的黑石墓碑罢。

   生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七日

   殁于一九五二年九月

   李公国坤府君之墓

   子孙立

  老大嫂说,人虽然早在五零年不见了,但阿爸去领回大哥的遗物,却是五二年九月,记不得确切的日期了。他问道:“为什么不用民间的干支表示年月?””你大哥是新派的人啊!老大嫂说。至于大哥的子孙,大嫂说,不自觉地低下了头。自从翠玉出生之后,他们就等着一个男孩,却总是迟迟不来。

  “倒也真快,”老工人站在他大哥的新冢边,一边抽着一截短到烫手的香烟,一边说,”二十好几年罗,阿坤……”

  “嗯。”老大嫂说。

  老工人王番,是他爸爸的朋友。莺镇的煤炭业,因为石油逐渐地成了主要的能源而衰退时,他和他的父亲是第伊批失了业的工人。李国木的老父,先是在镇里搞土水工,之后就到台北当建筑零工去了。而阿番伯却把向来只当副业的修墓工,开始当做工业做了起来。刚上大学的那年冬天,李国木他阿爸从台北闹市边的一个鹰架上摔下来死了,就是阿番伯修的墓。他还记得,那时候,在一边看着一铲铲的泥土铲下墓穴,在他阿爸单薄的棺木上发出钝重的打击声,站在他身边的阿番伯用他自己的肮脏的手,拭着流在两颊上的泪,低声说:“×你娘,叫你跟我做修墓,不听嘛,偏是一个人,跑台北去做工……×!”

  以为睡着了他的老嫂子,这时睁开了眼睛。

  “翠玉仔呢?”伊说,微笑着。

  “还没下课。”月香说,看看自己的腕表。”晚上,我带伊来看你。”

  “你们这个家,到了现在,我是放了心了。”大嫂说。

  “嗯。”他说。

  “辛辛苦苦,要你读书,你也读成了。”伊说。

  他苦笑了。

  小学毕业那年,他的爸爸和阿番伯要为他在煤矿里安排一个洗煤工人的位置。大嫂不肯。

  “阿爸,”伊说,”阿木能读,让他读罢。”

  然而,老阿爸就是执意不肯让他继续上学。大嫂于是终日在洗菜、煮饭、洗衣的时候,甚至在矿场上同老阿爸一块吃便当的时候,总是默默地流泪。有伊回,在晚饭的桌子上,阿爸叹着气说:

  “总也要看我们有没有力量。”

  “……”

  “做工人,就要认命,”阿爸生气似地说,”坤仔他……错就错在让他读师范。”

  “……”

  “说什么读师范,不花钱。”阿爸在沉思中摇着头。

  “阿坤说过,让阿木读更多、更好的书。”伊说。

  他看见阿爸放下了碗筷,抬起他苍老的面孔。胡子碴儿黑黑地爬满了他整个下巴。

  “他,什么时候说的?”阿爸问。

  “在……桃镇的时候。”

  长久以来,对于李国木,桃镇是一个神秘而又哀伤的名字。他的大哥,其实是在一件桃镇的大逮捕案件的牵连下,在莺镇和桃镇交界的河边被捕的。少年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去过那河边,却只见伊片白色的溪石,从远处伊路连接下来。河床上伊片茫茫的野芦苇在风中摇动。

  “都那么多年了,你还是信他。”阿爸无力地说,摸索着点上一根香烟。

  “我信他,”伊说,”才寻到这家来的。”

  大嫂默默地收拾着碗筷。在四十烛的昏黄的灯光下,他仍然鲜明地记得:大嫂的泪水便那样静静地滑下伊的于当时仍为坚实的面颊。

  老阿爸没再说话,答应了他去考中学。他一试就中,考取了台北省立C中学。

  “我来你们家,是为了吃苦的。”

  伊说。室内的暖气在伊消瘦的脸上,涂上了淡淡的红晕。伊把盖到颈口的被子往伊的胸口拉着,说:

  “我来你们家……”

  月香为一把被子拉好。

  “我来你们家,是为了吃苦的。”老大嫂说:“现在我们的生活好了这么多……”

  他和月香静静地听着–却无法理解伊的本意。

  “这样,我们这样子的生活,妥当吗?”

  老病人忧愁地说,在伊的干涩的眼中,逐渐泛起泪意。

  “嫂。”

  他伸出手去探伊的前额,没有发烧的感觉。

  “嫂。”他说。

  病人安静地闭下了眼睛。月香坐了一会,蹑着手脚去厨房里端出了另一小碗鲈鱼。

  “剩下一点,你吃下去好吗?”伊和顺地说。

  他接过鱼汤,就在床边吃着。细心着不弄出声音来。也许是开始糊涂起来了罢,他思索着大嫂方才的无从索解的话,这样地在想着。窗外下着细密的雨,使他无端地感到某一种绵绵的哀伤。

  “杨教授!”在厨房里洗碗的月香轻声叫了起来。

  瘦高的杨教授,和王医师一块推门走进来。

  “饮食的情况呢?”杨教授拿起挂在病人床前的有关病人饭食和排泄的记录,独语似地说。

  “还算不错的。”王医师恭谨地说。

  “睡眠呢?”杨教授说,看着沉睡中的病人,”睡了。”

  “是的。”月香说,”刚刚才睡去的。”

  “嗯。”杨教授说。

  “杨教授。”李国木说。

  “对了。”杨教授的眼睛透过他的黑色的玳瑁眼镜,笔直地望着他。”想起来没?关于伊发病前后的情况。”

  他于是一下子想起那个叫做黄贞柏的,刚刚被释放出来的终身犯带给老大嫂的冲击。

  “没有。”他望着老大嫂安详的睡脸,沮丧地、放弃什么似地说,”没有。想不起来什么特别的事。”

  “哦。”杨教授说。

  他跟着杨教授走到门边,恳切地问他大嫂的病因。杨教授打开病房的门。走廊的冷风向着他扑面吹了过来。

  “还不清楚,”杨教授皱着眉头说,”我只觉得,病人对自己已经丝毫没有了再活下去的意志。”

  “啊!”他说。

  “我说不清楚。”杨大夫说,伊脸的困惑,”我工作了将近二十年了,很少见过像那样完全失去生的意念的病人。”

  他望着杨医师走进隔壁的病房,看见他的一头灰色的卷发,在廊下的风中神经质地抖动着。

  “不。”他失神地对自己说,”不会的。”

  他回到他的老大嫂的床边,看见月香坐在方才自己坐着的椅子上,向病人微笑着,一边把手伸进被里,握住被里的伊的枯干的却是暖和的手。

  “睡了没?”月香和蔼地说。

  “没有。”大嫂说。

  想着在杨教授来过都不知道的、方才的老大嫂的睡容,月香笑了起来。

  “睡了,嫂,”月香说,”睡的不长久,睡是睡了的。”

  “没有。”病人说,”净在做梦。”

  “喝水吗?”月香说,”给你弄一杯果汁罢。”

  “あの长い台车の道。”老嫂子呢喃着说:“那一条长长的台车道。”

  月香回头望了望伫立在床边专注地凝望着病人的李国木,站了起来。

  “让你坐。”

  月香说着,就到厨房里去准备一杯鲜果汁。他于是又坐在病人的床边了。”很少见过像伊那样完全失去生的意念的人。”杨教授的话在他的耳边萦绕着。

  “嫂。”他轻唤着说。

  “嗯。”

  “仆もな、よくその台车道を梦见ぬのよ。”他用日本话,”我呀,也常梦见那一条台车道呢。”

  “……”

  “难以忘怀啊,”他说,凝视着伊的苍黄的侧脸,”那年,嫂,你开始上工,和阿爸一块儿推煤车……”

  “哦。”伊微笑了起来。

  “这些,我不见得在夜里梦见。但即使在白日,我也会失神似地回忆着一幕幕那时的光景。”他用日本话说,”嫂,就为了那条台车道,不值得你为了活下去而战斗吗?”

  伊徐徐地回过头来,凝望着他。一小滴眼泪挂在伊的略有笑意的眼角上。然后伊又闭上了眼睛。

  窗外愈为幽暗了。雨依然切切地下个不停。现在,他想起从矿山蜿蜒着莺石山,然后通向车站的煤矿起运场的、那一条细长的、陈旧的、时常叫那些台车动辄脱轨抛锚的台车道来。大嫂”进门”以后的第三年罢,伊便在煤矿补上了一个推煤车工人的缺。”别的女人家可以做的,为什么我就不能?”当他的爸对于她出去做工表示反对的时候,大嫂这么说。那时候,小学五年级的他,常常看见大嫂和别的女煤车工一样,在胳臂、小腿上裹着护臂和护腿,头戴着斗笠,在炎热的太阳下,吃力地同另一个女工把满载的伊台煤车,一步步地推上上坡的台车站。汗,湿透了伊们的衣服。学校里没课的时候,幼小的他,最爱跟着大嫂出煤车。上坡的时候,他跳下来帮着推;平坦的地方,他大嫂会下来推一段车,又跳上车来,利用车子的惯性,让车子滑走一程,而他总是留在车上享受放车的快乐;下坡的时候,他和大嫂都留在车上,大嫂一边跟他说话,一边把着刹车,注意拐弯时不致冲出轨道……

  夏天里,每当车子在那一大段弯曲的下番道上滑走,”吼–吼–“的车声,总要逗出夹道的、密浓的相思树林中的蝉声类来,或者使原有的蝉声,更加的喧哗。在车声和蝉声中,车子在半山腰上一块巨大无比的莺石下的台车道上滑行着。而他总是要想起那古老的传说:郑成功带着他的部将在莺石层下扎营时,总是发现每天有大量的士兵失踪。后来,便知道了山上有巨大妖物的莺哥,夜夜出来吞噬士兵。郑成功伊怒,用火炮打下那莺哥的头来。莺哥伊时化为巨石。从那以后,它就不再骚扰军民了。每次台车打莺石底下过,少小的他,仍然不免想象着突然从莺石吐出伊阵迷雾了,吞吃了他和大嫂去。

  运煤的台车的终站,是设在莺镇火车站后面的起煤场。由几家煤矿共同使用的这家起煤场,是一块宽阔的空地。凡是成交后运往中南部的煤,便由各自之台车运到这广场中各自的栈间,堆积起深黑色的煤堆,等候着装上载货的火车,运到目的地去。

  有好几回,他跟着大嫂和另外的女工,把煤车推上高高的栈道,然后把煤倒在成山的煤堆上。从高高的台车栈道上往下看,他看见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在以旧枕木围成的栈间外,用小畚箕和小扫把扫集倒煤车时漏到栈外的煤屑。而大嫂总是要趁着监工不注意的时候,故意把大把大把的煤碴往外播,让穷孩子扫回去烧火。

  “同样是穷人,”大嫂说,”就要互相帮助。”

  在放回煤矿的空台车上,大嫂忽然柔声地、唱诵着似地说……

  “故乡人,劳动者……住破厝,坏门窗……三顿饭,番薯签。每顿菜,豆腐盐……”

  他转回头来,奇异地看着伊。太阳在柑仔园那一边缓缓地往下沉落。大半个莺镇的天空,都染成了金红的颜色。风从相思树间吹来,迎着急速下坡的台车,使伊的头发在风中昂扬地飘动着。

  “嫂,你在唱什么呀?”他笑着说。

  那时候他的大嫂,急速地吐了吐舌头。他抬着头仰望他大嫂。伊的双腮因为竟日的劳动而泛着粉红,伊的眼中发散着并不常见的、兴奋的光芒。

  “没有哇。”伊笑了起来,”不能唱,不可以唱哦。现在。”

  “为什么?”

  大嫂没说话。在一个急转弯中,伊一面把身体熟练地倾向和弯度相对反的方向,维持着急行中的台车的平衡,一边操纵着煞车,煞车发出尖锐的”唧–唧”的声音。远处有野斑鸠相互唱和的声音传来。

  “你大哥教了我的。”

  滑过急弯,伊忽然平静地说。一团黑色的东西,在相思林中柔嫩的枝条上优美而敏捷地飞窜着。

  “嫂,你看!”他兴奋地叫喊着,”你看,松鼠!松鼠唉!”

  “你大哥教了我的。”大嫂说,直直地凝望着台车前去的路,眼中散发着温柔的光亮,”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三字歌仔,叫做’三字集’。你大哥说。”大嫂子说,”在日本时代,台湾的工人运动家用它来教育工人和农人,反对日本,你大哥说的。”

  “哦。”他似懂非懂地说。

  “你大哥,他,在那年,正在着手改写这原来的’三字集’。有些情况和日本时代有一点不同了,你大哥说。”伊独语似地说,”后来,风声紧了,你大哥他把稿子拿来托我收藏。风声松了,我会回来拿,你大哥说……”

  “……”

  台车逐渐放慢了速度。过了南仔,是一段从平坦向轻微上坡转移的一段台车路。大嫂子跳下车开始轻轻地推车子,他则依然留在台车上,落入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沉默里。

  后来呢?后来,我大哥呢?那时候的少小的他,有几次想开口问伊,却终于只把疑问吞咽了下去。甚至于到了现在,坐在沉睡着的伊的病床前,他还是想对于有关大哥的事,问个清楚。长年以来,尽管随着年龄和教育的增长,他对于他的大哥死于刑场的意义,有一个概括的理解。但愈是这样,他也愈渴想着要究明关乎大哥的伊切。然则,几十年来,大哥伊直是阿爸、大嫂和他的渴念、恐惧和禁忌,仿佛成了全家–甚至是全社会的不堪触抚的痛伤……而这隐隐的痛伤,在不知不觉中,经过大嫂为了贫困、残破的家的无我的献身,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驱迫着李国木”回避政治”、”努力上进”。使一个原是赤贫、破落的家庭的孩子的他,终于读完了大学。经过几年实习性的工作,他终于能在三年多以前,取得会计师的资格,在台北市的东区租下了虽然不大,却装潢齐整而高雅的办公室,独自经营殷实的会计师事务所。他带着大嫂,迁离故乡的莺镇住到台北高等住宅区的公寓,也便是在那一年。

  三个多月以后,李国木的大嫂,终于在医学所无法解释的缓慢的衰竭中死去。

  把老大嫂的尸体送到殡仪馆的当天晚上,他独自一人在伊的房间里整理伊的遗物,却在一个收置若干简单的饰物的漆盒中,发现了一个厚厚的信封。信封上有伊娟好的字写成的:“黄贞柏先生”。他不知不觉地打开不曾封口的信封,开始读着大嫂用一种与他在大学中学会的日语不同的、典雅的日文写成的信。拜启

  我是蔡千惠。那个被您非常温蔼、真诚地照顾过的千惠。

  您还记得罢?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在桃镇坳顶的一个小村庄,您第一次拉着我的手。您对我说,为了广泛的勤劳者真实的幸福,每天赌着生命的危险,所以决定暂时搁置我们两家提出的定婚之议。我的心情,务必请你能够了解啊,这样子说着的,在无数熠熠的星光下的您的侧脸,我至今都无法忘怀。

  那夜以后的半年之后,您终于让我见到了您平时一再尊敬和热情的口气提起的李国坤桑。

  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多。所以,在前日的报纸上看见您安然地释放回到故里的现在,不论在道德上和感情上,我都应该说出来。那时候,你叫我称呼国坤桑为“国坤大哥”,我却感到一种惆怅的幸福的感觉。”好女孩子呢,贞柏。”记得当时国坤大哥爽朗地笑着,这样子对您说。然后,他用他那伊对浓眉下的清澈的眼睛,亲切地看着早已涨红了脸的我,说,嫁给贞柏这种只是一心要为别人的幸福去死的家伙做老婆,可是很苦的事。手后,我们挑着一条曲曲弯弯的山路往桃镇走。在山路上,您讲了很多话:讲您和国坤大哥一起在做的工作;讲您们的理想;讲着我们中国的幸福和光明的远景。”喂,千惠,今天怎么不爱说话了?“记得您这样问了我吗?”因为想着您的那些难懂的话的缘故。”我说着,就不争气地掉下了眼泪。

  当然,您是不曾注意到的。在那一条山路上,贞柏桑,我整个的心都装满着国坤大哥的影子……他的亲切和温暖、他朗朗的笑声、他坚毅而勇敢的浓黑眉毛,和他那正直、热切的目光。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因为是三十年后的现在;因为您和国坤大哥都是光明和正直的男子,我以渡过了五十多年的岁月的初老的女子的心,想着在那一截山路上的少女的自己,清楚地知道那是如何愁悒的少女的恋爱着的心(切をいこ女の恋心)!

  可是,贞柏桑,倘若时光能够回转,而历史能够重新叙写,我还是和当初一样,一百个愿意做您的妻子。事实上,即使是静静地倾听您高谈阔论,走完那一截小小而又弯曲的山路,我坚决地知道,我要做一个能叫您信赖,能为您和国坤大哥那样的人,吃尽人间的苦难而不稍悔的妻子。

  然而运命的风暴,终于无情地袭来,由于我已回到台南去读书,您们被逮捕检束的事,我要迟到十月间才知道。我的二兄汉廷也被抓走了。我的父母亲为此几乎崩溃了。但其后不久,我终于发现到……我的父亲和母亲的悲忿,来自于看见了整个逮捕在当时的桃镇白茫茫地展开,而曾经在中国大陆体验过恐怖的他们,竟而暗地里向他们接洽汉廷自首的条件。而汉廷,我那不中用的二兄,伊连有几个深夜,同他们出去,直到薄明方回。他瞒住了他的好友,他的同志的您和国坤大哥,却仍然不免于逮捕。

  贞柏桑,请您无论如何抑制您必有的震骇和忿怒,继续读完这封由一个卑鄙的背叛者(裹切者)的妹妹写的信。

  半年后,苍白而衰弱的汉廷回来了。他一贯有多么的疼爱我,您是知道的。在熬不过良心的呵责时,醉酒的我的二兄汉廷,陆陆续续地向他的妹妹说出了一场牵连广阔的逮捕。

  为了使那么多像您、像国坤大哥那样勇敢、无私而正直、磊落的青年,遭到那么黑暗的命运,我为二兄汉廷感到无从排解的、近于绝望的苦痛、羞耻和悲伤。

  我必须赎回我们家族的罪愆。贞柏桑,这就是当时经过几乎毁灭性的心灵的摧折之后的我的信念。

  一年多以后,我从报纸上知道了国坤大哥,同时许许多多我从不曾听您说过的青年(其中有两个是我记得和您在坳顶见过面的、朴实的青年),一起被枪杀了。我也知道了您受到终身监禁的判决。

  我终于决定冒充国坤大哥在外结过婚的女子,投身于他的家,绝不单纯地只是基于我那素来不曾向人透露,对于国坤大哥的爱慕之心。

  我那样做,其实是深深地记得您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国坤大哥的家,有多么贫困。您告诉过我,他有一位一向羸弱的母亲,和一个幼小的弟弟,和一个在煤矿场当工人的老父。而您,薄有资产的家族和您的三位兄长,都应该使您没有后顾的忧虑罢。然而,更我安心地、坦然地做了决定的,还是您和国坤大哥素常所表现出来的,您们相互间那么深挚、光明、无私而正直的友情。原以为这一生再也无法活着见您回来,我说服自己:到国坤大哥家去,付出我能付出的伊切生命的、精神的和筋肉的力量,为了那勇于为勤劳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而打碎我自己。

  贞柏桑:怀着这样的想象中您对我应有的信赖,我走进国坤大哥的阴暗、贫穷、破败的家门。我狠狠地劳动,像苛毒地虐待着别人似地,役使着自己的肉体和精神。我进过矿坑,当过推煤车的工人,当过煤栈间装运煤块的工人。每一次心力交瘁的时候,我就想着和国坤大哥同时赴死的人,和像您一样,被流放到据说是一个寸草不生的离岛,去承受永远没有终期的苦刑的人们。每次,当我在洗浴时看见自己曾经像花朵一般年轻的身体,在日以继夜的重劳动中枯萎下去,我就想起早已腐烂成伊堆枯骨的、仆倒在马场町的国坤大哥,和在长期监禁中、为世人完全遗忘的、兀自一寸寸枯老下去的您们的体魄,而心甘如饴。

  几十年来,为了您和国坤大哥的缘故,在我心中最深、最深的底层,秘藏着一个您们时常梦想过的梦。白日失神时,光只是想着您们梦中的旗帜,在镇上的天空里飘扬,就禁不住使我热泪满眶,分不清是悲哀还是高兴。对于政治,我是不十分懂得的。但是,也为了您们的缘故,我始终没有放弃读报的习惯。近年来,我带着老花眼镜,读着中国大陆的伊些变化,不时有女人家的疑惑和担心。不为别的,我只关心: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长久的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

  两天前,忽然间知道您竟平安回来了。贞柏桑,我是多么的高兴!三十多年的羁囚,也真辛苦了您了。在您不在的三十年中,人们兀自嫁娶、宴乐,把其他在荒远的孤岛上煎熬的人们,完全遗忘了。这样地想着,才忽然发现随着国木的立业与成家,我们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早在十七年前,我们已搬离了台车道边那间土角厝。七年前,我们迁到台北。而我,受到国木一家敬谨的孝顺,过着舒适、悠闲的生活。

  贞柏桑:这样的一想,我竟也有七、八年间,完全遗忘了您和国坤大哥。我对于不知不觉间深深地堕落了的自己,感到五体震战的惊愕。

  就这几天,我突然对于国木一寸寸建立起来的房子、地毯、冷暖气、沙发、彩色电视、音响和汽车,感到刺心的羞耻。那不是我不断地教育和督促国木”避开政治“、”力求出世”的忠实的结果吗?自苦、折磨自己、不敢轻死以赎回我的可耻的家族的罪愆的我的初心,在最后的七年中,竟完全地被我遗忘了。

  我感到绝望性的、废然的心怀。长时间以来,自以为弃绝了自己的家人,刻意自苦,去为他人而活的一生,到了在黄泉之下的一日,能讨得您和国坤大哥的赞赏。有时候,我甚至幻想着穿着白衣、戴着红花的自己,站在您和国坤大哥中间,仿佛要一道去接受像神明一般的勤劳者的褒赏。

  如今,您的出狱,惊醒了我,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为您的出狱,而惊恐地回想那艰苦、却充满着生命的森林。然则惊醒的一刻,却同时感到自己已经油尽灯灭了。

  暌别了漫长的三十年,回去的故里,谅必也有天翻地覆的变化罢。对于曾经为了“人应有的活法而斗争”的您,出狱,恐怕也是另一场艰难崎岖的开端罢。只是,面对广泛的、完全”家畜化”了的世界,您的斗争,怕是要比往时更为艰苦罢?我这样地为您忧愁着。

  请硬朗地战斗去罢。

  至于我,这失败的一生,也该有个结束。但是,如果您还愿意,请您一生都不要忘记,当年在那一截曲曲弯弯的山路上的少女。

  谨致。

  黄贞柏祥 千惠上

  他把厚厚的一叠用着流畅而娟好的沾水笔写好的信,重又收入信封,流着满脸、满腮的眼泪。

  “国木!怎么样了?”

  端着一碗冰冻过的莲子汤,走进老大嫂的房里的月香,惊异地叫着。

  “没什么。”他沉着地掏出手帕,擦拭着眼泪。

  “没什么。”他说:“我,想念,大嫂……”

  他哽咽起来。伊抬头,他看见放大了的相片中的大哥,晴朗的天空下,在不知是台湾的什么地方,了望着远方……

   原载于一九八三年八月《文学季刊》三期

   录自《台湾当代小说精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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