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 诗歌 诗江湖 | 东莞记忆:《新京报》与诗人刘大程的《南方行吟》

诗江湖 | 东莞记忆:《新京报》与诗人刘大程的《南方行吟》

小编按:刘大程的长诗《南方行吟》被2005年8月9日《新京报》“绝对推荐”,用“京报诗刊”一个整版发表,引发无数电话和信件从工地、工厂和书桌,进入新京报大楼。一首平白如话的诗,何以成为当年诗坛引起最大关注的事件?让我们重温这位低调的“打工诗人”刘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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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程,1973年出生,祖籍湖南麻阳,生于长于湖南凤凰。曾只身浪迹西南等地,当过教师、编辑,搞过绘画等,现客居东莞。有诗歌作品见于《诗刊》《诗选刊》《作品》《山花》《星星》《民族文学》等多家刊物,入选《中国年度诗歌》《中国最佳诗歌》等多种选本。出版诗集《行走的歌谣》等四部,长篇小说《东莞梦工厂》《湘西童年》二部。中国作协重点作品签约作家、东莞文学院签约作家。曾获广东省青年文学奖、东莞荷花文学奖、东莞文学艺术奖等。长诗《南方行吟》在《新京报》整版发表后曾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年度诗歌事件。

“打工诗人”刘大程的底层生活

蒲荔子

核心提示

  日前,广东的“打工文学”、“打工诗歌”、掀起高潮——本月上旬广东首届诗歌节对“打工诗歌”做了专题研讨,本周“打工文学论坛”又在深圳开幕。

  在这个热潮中,东莞诗人刘大程尤其引人注目,京城媒体《新京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他书写打工生活的长诗《南方行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诗坛年度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个事件也提升了广东的打工诗歌的品质和影响力。

  刘大程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南方行吟》为何具有这样的魅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读,希望能给当下风风火火的打工文学创作以启示……

  日前,《新京报》的“京报诗刊”以一整个版发表了广东诗人刘大程抒写打工生活的诗歌《南方行吟》,在京城引起轰动;2005年即将过去,这已经成为本年度最引人注目的诗歌事件之一。《南方行吟》再次引起人们对于“打工文学”“打工诗歌”的讨论和反思。

  本月上旬,记者在东莞举行的广东首届诗歌节上遇到了刘大程。这位来自底层的诗人受到了特别的关注。有人开玩笑说,他是不是以写乡土知名的散文家刘亮程的弟弟;另一人回应,要真是的话,他估计就写不出这样富有生活质感的诗了。

  走进刘大程的房间,他正和几位诗歌兄弟躺在床上侃着诗歌。一张床,两个人。原来,他趁着参加诗歌节的机会,把两位写诗的打工朋友也带了过来,“玩一玩”。有福同享,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这位不甘平庸和沉沦,誓与命运抗争的诗人,在苦难的围困中依然保持着可贵的朴实品质。他真诚地关注打工生活,用自己的诗去记录、去反思,同时拒绝了庸俗化的“打工诗人”的封号和“打工诗歌”的定义,因为他知道艺术和生活一样需要自尊和尊重,而自己在诗歌写作中还只是一个学徒。他的态度和努力正是让打工题材的诗歌获得独立的文学品质、散发更大的艺术魅力的重要一步。

在火车站,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从你的生活说起吧。你什么时候出来打工的?

  刘大程(以下简称“刘”):高中毕业,我没考上大学,回家种田。我不甘心,就跟一个同学借了一本石膏像,买了纸笔,自己临摹,自学绘画。我上学时就喜欢这些。1993年的春天,我借了500多块钱,就算出来了。我想把自己放到社会里去,看自己的生存能力到底有多强。有熟人的地方,我不想去。一直到了怀化火车站,我还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后来,我漫无目的,上了一辆开往西南的火车,在昆明下了车。

  记:然后呢?

  刘:一下火车,两眼茫然,我就在火车站边一个旅店住了下来。我第一个想的,是在火车站周围摆个摊,给人画像。但昆明是省城,来往的人很多,停下脚步的很少。我于是买了点药水,帮人点痣。我们村里有一个人干这个干得挺好,我就借鉴他的经验。但我戴着个眼镜,太像学生,不大像江湖游医,生意也很难做。有一回,一个警察还走过来,劝我:“小兄弟,别搞这个,混不到饭吃的”。

  后来我想,城里有照相馆,那我往偏僻的地方去。身上只剩下50来元钱时,我去了滇池边的一个小镇。生意依旧没有。我就往村里走。老家有很多做手艺的人,都是这样走村串户的,天黑了,还可以找户农家借宿,不用钱。但不知道是不是风俗不同,没人愿意让我住。我就在滇池边露宿了一晚上。

  不多久我只好又回到昆明。一天,正在愁着怎么办时,一个人过来和我搭讪。他是解放军艺术学院肄业的学生,也流浪了多年。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开一家小工艺店。记:后来为什么没有在昆明做,而来到了广东?

  刘:店刚开了两三个月,我那当村民兵营长的哥哥被仇人杀死了。我借了两百块钱,马上赶回去,开始了漫长的上访、告状。告了几年,我倾家荡产,毫无结果,还遭到村里人的排挤。我们举家迁回了祖籍地麻阳。

  我还有两个妹妹。为了家庭,不破釜沉舟不行。我卖过画,贩过水果、蔬菜,做过编辑,当过教师,也曾几次南下,均不如意,在广州火车站露过宿,不止一次挨过饿。这些反而成为我的财富,让我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瞎闯的小孩,慢慢成熟,开始自己的人生规划。2001年,我到了广东长平一家公司,做绘图员,兼任企业内刊的编辑。同时,这样也就开始了与文字更加密切的联系。

我相信《南方行吟》会引起反响

  记: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刘:中学吧,那个时候就爱好,不是写诗,是写小说和散文,有一个“作家梦”。但是当时条件限制,能够看到的文学书籍和杂志太少了。

  记: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很多打工者的生活可能都有着和你一样的坎坷经历;为什么你选择用写诗来表达?

  刘:在企业内刊工作之后。挫折使我成熟,而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让我积蓄在胸腔中的感受有了表达的机会。写小说时间上不允许,诗短小,并且适合抒发感情,于是我就写诗。我对新诗的认识并不多,我喜欢的是唐诗宋词。

  记:就你的阅读而言,当下的诗歌给你怎样的印象?

  刘:能让人感动、引起共鸣的作品比较少。很多诗人似乎在玩着相当私人的“诗歌游戏”,或者沉溺在某些圈子化的“诗歌殿堂”中,他们的声音似乎很“高级”,却像一些神秘的符咒,一般读者基本看不懂。也许他们本来就没打算让人看懂,也没打算让人感动吧。相比起来,千年前的唐诗宋词更加让我感动,它们还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它们的美好流畅的旋律、凝练鲜明的意象、对生活的观察和概括力,都是我今天写作诗歌所要学习和追寻的。

  记:《南方行吟》是怎么写出来的?它为何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

  刘:是2003年写的。那时,还没有一首诗能反映丰富的打工生活。写打工生活的诗歌往往比较简陋,从内容上而言,缺乏全面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于是我想写这么一首比较全面的反映打工生活的诗。在如履薄冰、踩钢丝般的打工生活中,写诗可能是我们这些打工者的寄托,也是一些爱诗的朋友的安慰。最初是发在我和几个朋友办的《行吟诗人》上。我也没想到会被《新京报》拿去,发表这个作品的于崇宇编辑真是一个好老师。

  我想它能引起反响。一方面是打工的朋友确实很多,真正能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的打工诗歌,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另一方面,我写这首诗,是站在更加客观和理性的立场上来写的,真实地反映了打工的现状、心灵的痛楚和生活的理想。

我不接受“打工诗人”这个称号

  记:人们对“打工诗歌”的评价,大体是认为其文学上还很粗糙,但反映了一个群体的生活,有社会价值。你怎么看?

  刘:如果我们的生活只能用诗来反映,是一种悲哀。我也不知道诗歌的声音究竟能有多少人听见,但作为写作者,我只能不伪饰、不夸张、实事求是,写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即使很难改变什么,只要能够写进一个普通人的心去,能引起打工者的共鸣,足矣。

  我也写过一些让人“看不懂”的诗歌——这样做只是想证明我了解这些诗歌技巧。但我认为,这样做没什么意思,面对时代的变迁和生命的痛楚,诗歌可以有所作为。我要做的事就是在真切体验的基础上,对这些生活经验做更加深入的思考,以更加有效的、符合艺术规律的形式表达出来。所谓“打工诗歌”,不是说一旦写了打工生活,那些分行文字就成了“诗歌”。

  记:那么,你们接受“打工诗人”这个称号吗?

  刘:不接受。(旁边的几位作者也同时表示)。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

  (柳冬妩插话:“打工”本身就是一个有歧视意义的词,就算到菜市场买菜,人家也都是叫你“老板,买菜”,叫你“打工仔,买菜”还有谁买?不能因为写的是打工生活就把我们定义成只能写这种诗的作者。)

  这个称谓一方面不计个体差别把整个打工群落的诗歌写作与其他诗歌写作区分了开来,一方面也为我们整个群落的写作招来了歧视、轻蔑和误解。我就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声称过自己是“打工诗人”,写的是“打工诗歌”,只是笨拙地写着自己的分行文字。

  记:但也不能因为写的是打工生活,就降低写作的标准。

  刘:当然是。

  (陶天财插话:很多发“打工诗歌”的杂志乱发稿,让人以为“打工诗歌”很好写,认为那样通俗的东西就是“打工诗歌”,一些刚入门的就跟着模仿。)

  (孙海涛插话:“打工诗歌”的名声,也被一些自称“打工诗人”的人给弄坏了。这些人已经混得不错了,用写苦难的诗换来了一些地位和金钱,就整天喊苦啊累啊,矫情!真正苦难的人是失语的一群,他们不会叫喊苦难,真正的诗也不会贩卖苦难。)

  刘大程《南方行吟》(节选)

  走在一个时代中间,我是找不到家的孩子……

  ——题记

  南方啊,南方,

  为了一个苦难的家庭

  为了在苦难的阴影中先后汇入这个家庭的

  苦命的妻子和女儿,

  我已经如同一枚过河的卒子,没有退路

  再苦再累,付出再惨重的代价,也必须从这里打捞

  活命的银两。

  找工是踏遍城市的万里长征

  太阳猛烈,风雨无常,路线不熟,盘缠有限,不懂粤语

  无形的雪山和草地,诱人的阴谋和陷阱

  招工骗子贴着广告守株待兔,一获再获,无人过问

  人才市场人潮汹涌,黑色的波涛上热气蒸腾

  无数的脸挤挤挨挨漂漂浮浮:沧桑的脸,焦灼的脸

  变形的脸……

  有多少人在这里如愿以偿,又有多少人在这里

  美好的愿望连同自己一起成为波涛中泛起的泡沫

  一个人在街头彷徨,多少人在街头彷徨……

  最饥饿的时候,透过精美的橱窗,餐馆的生意正旺

  最疼痛的时候,置身于熙攘的人群,听不到一声抚慰

  立交桥下,火车站广场,或者任意一个角落

  都是栖身的地方,也常是被驱赶被打劫的地方

  从工业区到工业区,从城市到城市,从出发到出发

  很多时候,仅仅为了一碗饭和一铺床,就不得不考虑

  去一个地方接受别人的任意驱使和训斥

  在某些人的眼中我们并不比牲口高贵

  我证件不全,居无定所,

  可事实上我文弱不堪,一身病痛

  高度近视,且安分守己,嫉恶如仇,带着荣誉走下讲台

记者述评:还有多少诗,能让我们感动?

  已经有多长时间,我们没有读到令人感动的当代诗篇。一些诗歌权威告诉我们,诗人们没有义务去感动读者。

  近日,一个默默无闻的诗歌作者以一首描写打工生活的诗歌,在京城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电话、电邮、短信、信件纷至沓来,来自工厂、办公室、街头……已经有多长时间,诗歌久违了这样的景象——甚至有人说,诗歌已经死了。

  这首诗叫《南方行吟》,整版刊登这首诗的是新京报的“京报诗刊”,这首诗的作者叫刘大程,正在东莞打工——他的名字肯定不会出现在那些著名诗评家的花名册中。

  《南方行吟》之所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它直面了中国社会转型期富有典型意义的打工生活,关注了当下城市中处于经济文化最底端的农村打工者。而且,不是某种隔岸观火的悲悯,而是一曲有着切肤之痛的“悲吟”,揭示了一些我们平时熟视无睹的生存现实。它不是某个抽象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诗歌。

  其次,它不像以往的打工题材的诗歌那样简单地罗列现象、简单突兀地抒发感情,而是有着某些更深层次的思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尊重诗歌艺术——比如讲究韵律,读起来有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南方行吟》在同类作品中能够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也是现在大多数所谓的打工文学所欠缺的。但对于诗歌写作,这仅是一个真诚有效的开端。

  《南方行吟》在受到广大读者肯定的同时,也引起了某些诗界人士的质疑。他们认为这首诗受到关注主要是因为它的题材,而以“艺术的标准”来衡量是站不住脚的。我不清楚这个“艺术的标准”是某些“诗歌实验室”提供的标准,还是指全人类文学名著所形成的标高。如果是前者,“文人式的自娱自乐”是恰当的评价,因为这些实验室的作品,基本在小圈子里传阅。如果指后者,它们确实是所有文学写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新的最优秀的创造,将成为它们的一部分。可是,如果以名著的标准来衡量,现在又有多少作品“站得住脚”?与其守候文学名著的出现,不如去写作和传播那些能够以真诚的品格打动人心的作品——它们与最高贵的文学品质相通,真切地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它们也是名著诞生的最为真实可靠的土壤。更多的文学杰作,不会诞生在“实验室”里,因为它们与每个人的心灵相通。

南方日报(2005年11月26日)

那些被娱乐俘虏的诗人

南北(北京诗人)

《新京报》诗刊重点推出了打工诗人刘大程的反映农民工艰难打工生涯的万行长诗《南方行吟》的节选,这也是在《新京报》开辟诗歌栏目以来首次用全版推荐一位诗人,可见对其诗歌的重视。 曾几何时,“农民”、“民工”成了城市里的小资们以及其他说不上类群的人鄙视某人时口头上最常用的比喻。在这种大的气氛下,连写这类题材的诗也少得可怜,即使有,也多是从自我出发,对他们的生活妄加揣测,来满足一下自己的意淫欲的伪作品。刘大程是极少数真正从农民工或打工族出发来写作的。

虽然他的诗里带有强烈的“小农”意识,仍然幻想着“和孩子们嬉闹。与吸着旱烟的乡亲坐在田头或路边摆古/荷锄过石桥,上山采草药。”但是他也很清楚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这种田园诗的浪漫与平淡已经永远写进文学史了,而他则成为了有着“怪异的才华和性情/日益不可理喻,百无一用,影响很坏”的一个被乡亲们所遗弃的人。城市与乡村最后都不再是他的故乡———这几乎是相当一部分来城里讨生活的农民工的共同结局,在城市里生活却没有城市的居民户口,成为无家可归的外乡人。对他们而言,去城里打工生活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场“苦难”的历程。 而我们时下进入了娱乐时代,苦难已经成为老古董了,随着“超级女声”的火遍大江南北,一个纯娱乐的节目带动了全国人民的眼睛,没有谁不知道张靓颖、周笔畅、李宇春的,但娱乐的高潮还远远没有到来,只是一个开始。

当然,我不是反对大家娱乐,我反对的是娱乐环境中诗歌中的各种情调与姿态。诗歌在遍布诗坛的大师、天才们手中已经越来越自我娱乐、自我感动,微不足道的琐事、失恋、偷情、“试验”、“愤青”、“词语的堆砌”……在诗歌里比比皆是。诗歌成了记录无聊生活、风流韵事、乌托邦抒情的最佳载体,所谓的先锋、试验、语言等等能把外行人唬死的理论背后,并没有出现相应的作品。诗歌成了只供行里人品读的文人式的自娱自乐,越来越精英化、圈子化、私人化。诗人们都忙着拉帮结派、争夺话语权、互相吹捧,互相攻击去了,那些踏踏实实写作的诗人反而遭到了冷落,从2000年开始风风火火的网络诗歌到如今也戏散人离了。诗人们一股脑地都去写博客去了,而转一圈诗人们的博客,发现大家都在用一个腔调说话,都在娱乐前来看博客的人,俨然一个个个人的娱乐杂志。严肃的诗歌写作已成了明日黄花。

刘大程这组诗歌的出现,显然不是诗人为了诗歌而进行的实验之作、先锋之作,而是诗人坎坷的打工生活中呕心沥血的切身体会,它语言上叙述上的“笨拙”和思想上的“不够成熟”可能会遭到否定或耻笑,但谁也挡不住它里面迸发出来的血性的光芒,那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诗歌,而不是为了语言、艺术、荷尔蒙、与国际接轨等等口号下贫血的矫情之作。

写作是一场不断唤醒的长跑

◎刘大程VS《广东文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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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坛: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

刘大程:正式开始文学创作是2001年。那是我辞去教师工作后第三次南下来到东莞,进了一家企业做绘图员后,开始写诗。

广东文坛:为什么想到写诗呢?

刘大程:这有个机缘。进厂打工后,发现街边书摊上的很多打工杂志发表有诗歌,我心想这样的作品我也能写呀。于是就写上了,还向外投稿,接着就不断收到刊物,诗作发表出来了,每首诗还有三五十元不等的小稿费。这是一个不小的鼓励。于是就继续写,继续投,先是在各种打工刊物发,接着在《诗刊》《诗选刊》《作品》等纯文学刊物发,长诗《南方行吟》被《新京报》用一个整版发表后,还引起了不小反响。那时我们上班时间长,每个月才放一天假,工余时间相当有限,而诗歌短小,只要构思好了,写起来很快,很适合这种情况下写作。

广东文坛:那你原先就爱好文学吗?

刘大程:是的。我觉得这与我小时候喜欢看连环画可能有很大关系。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课外读物,接触到的最多就是连环画,图文并茂,十分吸引人。初中时就开始爱上写点什么,但一直到高中,老师中都极少有真正懂文学的,主要靠看书,自己摸索。看的书多了,兴趣也更大了。后来读了不少课外书,主要是小说和散文,在同学间也是作文写得最好的。当然,还谈不上文学创作。

广东文坛:广东有相当一部分写作者是打工出身,其中有不少靠写作改变了境遇,你现在的工作情况怎么样?

刘大程:我现在是个自由职业者,一方面做平面设计,一方面与朋友办了一家培训机构,教中小学生语文阅读和写作,再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写点东西。确实有一些打工朋友通过写作,进了单位、机关,从此稳定下来,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但我是个习惯了天马行空的人,虽然曾经不只一次有那样的机会,但我放弃了。我还是喜欢自由游荡的野生式生活和心灵状态。这是个人的选择。

广东文坛:你对诗歌写作具体有什么体会和感想呢?

刘大程:我的诗歌写作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却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有多种尝试。多年来,一边为生活忙碌,一边为内心写诗,一边是沉重,一边是飞翔,诗歌对我来说是一种寄托。其中的大部分作品,是我颠踬顿跛、披荆斩棘的生命一种特殊的纪历和音符,也是我人生旅途的一卷青春底片,还是一个时代或明或暗的烙印和缩影。有快乐,有忧伤,有现实,有梦幻,有唯美,有直击,有低徊,有向往……于我而言,诗歌写作的意义,就在其中。

我是个骨子里有点不喜趋同与附和的人。一路写过来,我虔敬地接受着一些优秀诗人的启迪,也投入了不少自己的思考和摸索,对一些喧哗保持了警惕。众人惯有的困惑我亦有,但我从不天真地寄望于谁个赐予管用的妙诀,而基本是用思考、阅读和行走来解决。在无限广大的天地里,有无尽的智慧和眷顾在,等待我们的邂逅。

写诗要真诚。真诚有多重要?不必过多阐述,只需说说它的反面都是些什么:虚假、矫情、做作、轻浮、矜夸、粉饰……这些,不管是为人还是写诗,都是令人生厌的。

不管什么题材什么意蕴的诗,其必有一种最佳的表达方式。所以,写什么和怎么写,两者相得益彰,至少截至目前还算是一个真理。自以为抓住了一个难得的主题,随便写下来就是好诗,和单在形式上挖空心思装神弄怪,予人以苍白畸形之空壳,显然都不足取。

深刻的可以写得玄奥隐秘,也可以写得简单浅白;浅薄的如不能深化,搞得佶聱刁钻也是无益。

作为诗,语感、语境和语意的理想结合,正是诗人所要力求达到的。它是一个独特的美与力的有机体。语言擦亮的既是文本,也是灵魂——不管是诗歌还是小说及其他文体。

诗不仅是造境达意及寄情的文字,还是诗人综合气质和人格魅力的体现。一首好诗,常包含着符合诗歌审美的一些元素,如真诚、人性、情志、睿智、张力、质感、深邃、辽阔、苍茫、幽微、隐秘、隐忍、光芒……诗歌不一定都要有怎样的宏旨,但哪怕是一首看似平淡不过的小诗,都透露着诗人的特质和气息。这些都来自诗人的修为和历练,属于内力,很自然地融入诗行而不见痕迹,只可感知,是谓境界,非表面姿态所能企及。这往往来自诗外功夫,也是大诗人与一般诗人的区别。

诗不一定要写现实,但是,当现实需要诗人以自身的方式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乃至一个普通公民发言时,诗人无动于衷,成为一个“聪明”的局外人,就会带来诗人和诗歌何为的拷问。

一个优秀的诗人,是自由的,独立的,清醒的,不为纷扰所迷惑和左右。也是普世的,不为时代、地域所局限。

这是我诗歌写作的一点缘起、经历和写诗以来对诗歌的部分认识——包括追求。而我还做得很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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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坛:从你的写作情况看,原先以写诗为主,后来开始写小说,这个转变,是出于怎样的想法?

刘大程:诗歌的特点,在片断式表达上有它的优势,但在表现复杂广阔的社会生活时,需要用小说这种体裁。我不会放弃诗歌,有感觉的时候也会继续写,它属于内心和灵魂中电光石火的部分,而小说则是一个更丰富纷繁的世界。

广东文坛:请谈谈你在小说创作上的经历和体会。

刘大程:最早写的小说,是发在《飞霞》《东莞文艺》等打工刊物上的短篇。那时写得很少,业余时间紧张也是一大原因。后来,又在《作品》《山花》等刊物发了几个短篇。不过,自己感觉很一般,就停了下来。这时,我在时间支配上自由了很多,就开始琢磨写长篇,让作品走市场。

先写了《东莞梦工厂》,带有自传性质,因此写得比较顺。当然,书中所写,也是一代漂泊者的心灵史。写成后,面临出版。长篇小说的出版是很难的,而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当时心里很是忐忑。我也把作品能不能出版进入市场,当作是对作品质量的一个检验。在朋友的指点下,我加入了几个出版界的QQ群,发现里面成天是吆喝书稿寻求出版的各路写手,感到压力很大。我也学着抛书稿,同时搜集一些出版社的电子邮箱,往邮箱里传书稿。幸运的是,作品被清华大学出版社的一个编辑看上了,于2014年1月出版发行。那时在各大图书网和阅读网还火了一阵。不过回头来看,这部作品可以改进的地方还是颇多的。

接着写了《湘西童年》。这部作品也带有自传性,因而也写得比较顺。它以一个儿童、少年的成长经历和视角,讲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和八十年代早期,在神秘色彩浓厚的湘西山村发生的系列故事,表现了那个年代整个湘西山村的人间烟火和大地苍生,呈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湘西山村的生活气象,透露着历史转折期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在体裁上,虽然是小说,以时间先后为线索,贯通全书,但有点散文化,既可从头至尾按时间线索阅读,又可单篇阅读,翻到哪篇读哪篇。其中的人情风物,具有地方特色,有着典型的湘西韵味。在文字风格上,显得真挚、朴实、纯粹、凄美、诗意、疼痛、温暖、怀旧。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城镇化的数码时代,孩子们的童年是十分单调的,所以对过去那种童年生活的再现,对他们了解那个时代是有帮助的。在创作过程中,这部作品被中国作协列为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我原以为这部作品因为题材和写法上的原因,出版是个问题,没想到也算顺利。书出来后,读者的反应还不错,微博上收到了一些反馈,都是正面的,我身边的学生也喜欢读,从事阅读推广的一些老师也将它作为推荐书目介绍给学生。在已经出版的三部长篇中,它也是我最满意的。

然后是写《袁崇焕》。因为这是历史人物题材,涉及到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资料,颇费精力。为什么要写这部呢?因为袁崇焕是东莞走出去的著名历史人物,又是个很具争议性的人物,这引起了我的注意。随着了解的深入,他的精神品质和人格魅力让我感动,悲惨遭遇让我感到同情和悲愤,于是想写一写。这部书陆陆续续花了我一年的业余时间,写了34万字——其实感到还可以展开,写长一些。写完书稿,我还非常用心地写了一篇后记,先发布到网上。没想到,这篇后记就引来一番激烈的争论,还被搞到了百度贴吧里,拥袁和倒袁两派争得不亦乐乎。袁伟时等微博大咖也转发了此文,阅读量近十万。书稿投出去后,有三家出版社有意向,经过比较,我选择了安徽文艺出版社,于2017年12月出版发行。没多久,我微博就收到一些读者反馈,两派读者都有,有的说我写得客观,有的不满地问我为什么要为袁崇焕写这部书,但因为我尊重史实,秉持公允的态度,他们又说不出其他问题。这部作品,读起来需要一定耐心,因为里面引用了不少奏折、书信一类的资料。这是我第一次写历史小说,有些方面还不错,比如对那些战争场面的描写,由于我结合地图和资料分析了那时的战争形势,对当时的武器和战争用具也作了研究,因而显得真实;但有些方面做得还不够,比如故事的流畅性,人物形象刻画的鲜活度。这部书销量还可以,在已出版的三部长篇中,是稿费收入最多的。据我所知,关注这段历史甚至参与这些纷争的读者是很多的。

我最新的长篇是《黄兴》。这部作品的创作和《袁崇焕》相类似,首先需要了解大量的历史、资料。每当我读民国那段历史时,我就为一些人物所感动,黄兴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个。他的“笃实”“无我”、勇敢无畏、百折不挠、襟怀坦白等品质,让我肃然起敬,也觉得是中华民族优秀人格精神的体现,而他悲情英雄的一生,又让我唏嘘不已,因而决定写他。这个选题顺利列入了湖南省作协的创作项目,是该项目三部作品之一。前期我做了大量工作,于2019年9月正式动笔,然后在因疫情而禁足的这段时间,马不停蹄地完成了全书,并于最近修改完毕,共有43万多字,是我四部长篇中最长的一部。目下长篇的出版更难了,但我还是有信心让它面世,目前也已经有出版社开始洽谈,希望它的出版不会太曲折。

总之,在短篇小说创作上,我可以说是浅尝则止。在长篇小说创作上,还正在进行中。

广东文坛:你对文学创作,总体上有什么看法,请结合自己的创作谈谈。

刘大程:我觉得写作是一场不断唤醒的长跑。这个唤醒,包括唤醒作家的生命感、疼痛感、感受力、洞察力和灵性、悟性及对人性、价值的反复审视。如此,一个作家才会具有高度和广度。在短期内爆发式完成代表作品的作家,有,但还是很少;更多的作家都有一个不断探索不断突破不断提升,最后找到并成就自己的过程。一个作家,往往写了不少作品,代表性作品却不多,多数就只有一件两件而已。这就是不断积累后的成功发挥。每年的文学刊物,要发表多少作品,出版社要出版多少作品,但有流传价值的优秀作品也极少。总之,作家只有保持不断唤醒,才能保持清醒和冷静,明了自己,看清万物,形成自己的格局,做有灵魂的写作者,不至于迷失自己,从而于苦苦追索中有所收获。正因为如此这般的不易,也使文学创作形成一个自然淘汰的规律。

文学创作需要求新,但也往往是带着前辈的启示前行。自己的用心是关键,就像一个手艺人制做工艺品,但编辑的慧眼识珠也很重要。我的写作之路不算很顺利,但还算幸运的是,遇上了不只个别好编辑。

我这个人有点笨,诗歌上的写作来得快一些,小说方面则慢得多,我是在不断学习和思考中摸索前行的。写作的惯性很顽固,有时明明知道作品中的不足之处在哪里,但就是下不了决心去改变。写诗时,推倒重来,成品与初稿迥然不同是常事,但是对于小说,我感到自己还不够狠,写好了,校好了,出版社也愿意出版,就放过了那些不足。因而,我需要唤醒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来对抗这种惯性和妥协。我很羡慕那些能用五六年、七八年来打磨一部佳作的作家。长篇小说的创作本身就是作家综合能力的体现,除了把控作品的能力,对作家的体能和耐心都是一种考验。真正能做到十年磨一剑的作家是不多的,在那样的作家面前,我总有一种敬畏感。我目前就还做不到,这需要连贯的时间和持续的耐心,而我用于写作的时间还是片断式的,尽管耐心还不错,实现起来也还有难度。这也是有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好的文学作品,除了好的语言、故事这些,一定还写出了生命感,闪烁着爱与关怀等人性之光,突破了族群认识上的狭隘和偏见,带给人思考与启迪。

广东文坛:在创作上,你对未来有什么想法?

刘大程:只管行路,莫问前程。对于写作,我有时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南辕北辙的人。别人可能调动各种有利因素,比较快就达到了写作目标,而我却相反。但是,地球它是圆的,虽然我走的不是捷径,比别人要多赶数倍的路程,但也可以达到目标。当然,也许我和我的马车或瘦毛驴就停在了途中的某处,不愿再走了,这也是可能的。不过,也没有关系,这个自足的过程,就是写作带给我的意义。我已经看到了风景。

诗江湖 | 东莞记忆:《新京报》与诗人刘大程的《南方行吟》-爱读书

广东文坛:现在爱好文学的人很多,你对那些文学新人,有什么想说的吗?

刘大程:人们一说起文学创作,就感觉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我也不否认,但个中滋味,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道。我从来不轻易鼓励人搞创作,除非是看到他们真的有特别突出的写作才华。这条路太艰辛了,尤其是写手比读者还多的今天。如果准备搞创作,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好好分析一下,在创作上究竟走不走得出来。如果真的是把握很大,则可以尝试,反之,不要沉迷进去,把文学当作一般爱好即可。因为搞不好很容易影响到生活的。生活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先解决好这个问题。我就看到不少爱好文学的人,陷得很深,结果落得穷困潦倒,连累到家庭。这是不好的。在一次文学会后,我们几个文友聊到这个时就曾感慨:不要盲目搞文学,搞不好的话反而会被文学搞。另外,也千万不要会写点不像样的东西就飘飘然,狂妄自大,这样是很难走得远的。

刘大程的诗

夜鸟

把房租到这里

夜里我总是听到鸟叫

一只鸟有理由在夜里鸣叫

因为孤单。几只鸟有理由

在夜里鸣叫,因为吵醒了彼此

但我听到的是两只鸟叫

就两只。天稍一晚就哀哀地叫

无告地叫,夜夜如此

夜不代表绝对安静

恍惚的蛙声,代表童年

反复的呻吟,代表腰疼

隆隆的轰响,代表加班

此刻,在这个灯火寥落的城郊

两只鸟为什么鸣叫,就像

我在马路边随便碰见的

一对来自乡下的夫妻

大 雪

一场大雪

掩埋了菜园和铁轨

村庄在寒冷里睡了

母亲却在寒冷里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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