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上海普陀区新会中学初中学生朱梅华就像电影里的年轻人一样，唱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歌去云南建设兵团开垦种地。
然而，4年之后的1974年4月，女知青朱梅华却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里离奇失踪了。那年，她才刚满21岁。
失踪的上海女知青朱梅华
2009年12月《联合时报》发表朱梅华失踪的报道
上海知青孙向荣当时担任保卫干事参加了专案组，在孙向荣的日记里写着：4月2日晚上9点35分，云南建设兵团七营三连女知青朱梅华一个人上厕所再也没有回来。
保卫干事孙向荣
孙向荣调查朱梅华失踪案的工作笔记
白天的热带雨林，处处都犹如水墨画一样富有生机，而一旦进入到夜里，雨林的漆黑和寂静总是让人感到莫名的害怕，所以在平日夜里，朱梅华都会邀其他女知青结伴上厕所。
可让人疑惑的是，案发当晚，朱梅华却一个人拿着盒火柴走出了房门，朝着约有50米距离的厕所方向走去。
知青驻地
原七营三连厕所的所在地
半个小时以后，天开始下雨，朱梅华还是没有回来，同宿舍的女知青刘桂花感到焦急与不安，她朝厕所的方向大声呼喊朱梅华，但始终没有任何回音。
雨越下越大，密集的雨滴落在茅草屋顶的声音已经遮盖了刘桂花的呼喊声。此时，刘桂花认为，朱梅华可能为了避雨而暂时躲在了对面的女宿舍里。
大雨倾盆，雨打芭蕉，掩盖了黑暗里发生的事情，西双版纳湿润的雨季在这一年里提前到来了。
清脆的鸟叫声，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闯进知青们的屋里，刘桂花渐渐地从睡梦中醒来，她缓缓地睁开双眼，扫视着屋内的一切。
当还略有困意的双眼转移到朱梅华的床铺时，刘桂花的目光顿时停住了。
朱梅华昨晚一整夜没有回来，想到这里，刘桂花瞬间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突然意识到：不好，可能出事了。
经询问，对面宿舍的女知青们都说，在昨晚她们并没有见过朱梅华。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刘桂花的内心开始感到深深的不安与自责。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情况紧急，朱梅华失踪的报告从连部报到营部、团部、师部，又从州里报到省里，一直惊动到国务院知青办公室。
为了找到失踪的朱梅华，知青们在附近的区域进行搜寻，内查外调、走家串户、张贴寻人启事，他们先后到码头、车站、旅馆等地寻找，但都一无所获。
如此大规模的寻找，却查不出一丁点的蛛丝马迹。于是，调查组开始研究分析，推断出朱梅华失踪的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当时，生产连队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偶有知青探亲不归的情况发生，所以，朱梅华可能是私自跑回了家；
中缅边境
第二种可能：朱梅华所在的生产队离中缅边境不到20公里，朱梅华有可能非法越境，进入到缅甸境内；
第三种可能：21岁的朱梅华正值青春年华，这个时候的她，极有可能在情感问题上想不开而选择自杀；
第四种可能：在众多知青当中，朱梅华不仅身材好，而且相貌还十分出众，她平时喜欢交际，朋友很多，所以情杀的可能性不排除在外；
第五种可能：案发当晚，朱梅华可能遭遇了在厕所附近埋伏的歹徒，歹徒行凶后毁尸灭迹。
每天清晨，知青们都会下地劳作
在这五种推断的基础上，专案组展开全面调查，他们派人前往朱梅华的家乡寻访，但结果是，调查人员没有搜集到朱梅华回家的任何信息。
同时，通过另一批侦查员反馈的信息显示，在朱梅华失踪前后的这段时间里，中缅边境也没有发生非法越境的事件。
此外，专案组还组织人员对附近的灌木丛、河流、土地等进行全面搜寻、打捞和挖掘，并重点对红堡水库实施彻底打捞，但都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七营三连鱼塘
南阿河
红堡水库
云南建设兵团调动大批人马满山遍野地搜寻，没有发现朱梅华的踪迹，专案组开始怀疑是知青杀知青，对二团上万名知青进行定位调查，也没有结果。
一晃半年过去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震惊了整个连队，连队指导员蒋井杉（化名，以下相同）因侮辱自己未成年的侄女被人告发。
这一事件的突然发生，让人们不得不将半年前朱梅华离奇失踪的案子跟指导员蒋井杉联系起来。
连长董朝同、副指导员周萍跟指导员蒋井杉是挨着墙的邻居，在一次不经意的谈话中，周萍从蒋井杉的妻子口中套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在朱梅华失踪的那天夜里，蒋井杉的妻子看到丈夫蒋井杉急匆匆地从外面回来，他满身雨水，肩上扛着一把锄头，脚上沾满了泥，一句话没说便脱衣洗澡。
在蒋井杉洗澡之前，他的一个举动引起了妻子的注意，那就是他把一块手表悄悄地塞进了墙缝之中。
恰巧，朱梅华就有一块价值185元的瑞士天克诺手表，这块手表是她在回上海探亲时父母为她买的。
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从朱梅华的遗物中没有找到这块瑞士手表，所以推断在案发当晚，朱梅华可能是戴着这块手表去上厕所的。
也许是巧合使然，也许是真相浮出，这条重大线索让指导员蒋井杉被纳入重点嫌疑对象。
指导员蒋井杉（中）和知青们
蒋井杉有两间房间，其中一间房的窗户是用纸糊住的，如果上前细看，就能看到窗户纸上有几个小洞，通过这些小洞，可以从屋内看到每位知青宿舍门口的状况。
通过实地勘察，如果朱梅华上厕所，她喊上同宿舍的刘桂花或者隔壁宿舍的女知青，蒋井杉都可以通过这些窗户上的小洞一览无余。
之所以把指导员蒋井杉纳为重点嫌疑对象，其中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那就是在案发后，侦查员对所有人都进行了定位，但唯独没有对担任专案组组长的蒋井杉定位。
那天晚上，蒋井杉到底去了哪里，没有记录在案，也无人知晓。
突然之间，团里、营里的干部发现，当初的破案思路可能是错误的，并将注意力重点集中到蒋井杉的身上。
生产连队宿舍
为了不打草惊蛇，专案组制定了诱捕计划。
凌晨，副指导员周萍安排黄裕茂、杨寿民和杨寿林三名知青埋伏在蒋井杉家门口的山坡上，观察蒋井杉的一举一动。
原来，团部将会在第二天派人把蒋井杉带走调查，考虑到蒋井杉有枪，为了防止他做出过激行为，埋伏在山坡上的黄裕茂三人昼夜不敢懈怠，死死地盯着蒋井杉的房门。
热带雨林的湿气让盯梢一整夜的三人感到喘不过气来，天渐渐亮了起来，一辆四驱吉普车从远处驶来，腰里别着驳壳枪的保卫科长以团部开会的名义把蒋井杉带走了。
蒋井杉被抓走后，三连知青终于卸掉了一块沉重的石头。
出事以来，大家一直怀疑知青杀知青，天晓得，最后的杀人嫌疑竟然落到指导员的头上，而且他还是连队里唯一参加专案组的一员。
平日里，蒋井杉沉默寡言，有时也非常粗鲁，让人总是在和他接触时感到莫名的害怕。
当知青们和蒋井杉交谈的时候，蒋井杉总是面无表情，直直的眼神且一言不发地盯着对方，让人很难捉摸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知青们干完活返回途中
据知青们回忆，有一天，在干完活返回的途中，朱梅华和另一位男知青边走边聊，落在队伍的最后面。
这位男知青是朱梅华曾在上海一个学校里的同学，两个人在一起叙叙旧，说一些悄悄话，在常人眼里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当队伍到达住处10分钟后，朱梅华和男知青才走了回来。这一幕，正巧被站在宿舍门口的指导员蒋井杉撞到了。
扛在男知青肩膀上的锄头还没有放下，蒋井杉就把男知青叫到身旁，说道：“把手伸出来。”
男知青一下子愣住了，他问道：“指导员，有什么事情吗？”
蒋井杉并没有解释，他再次冷冷地命令道：“快把手给我伸出来。”
听到指导员如此严厉的命令，男知青不敢再迟疑，将手伸了过去。
“啪”的一声，男知青的手被狠狠地打了一下，蒋井杉怒吼道：“不要脸！”
打了左手，蒋井杉再次让男知青伸出右手，一边打，一边不停地骂道：“让你不要脸……”
男知青被打的事一下子传开了，知青们都为之愤愤不平。
指导员为什么要打人？只是和朱梅华说了几句话，就要挨骂和体罚吗？这一点，让人不解，而唯一且合理的解释，就是蒋井杉对男知青和朱梅华的亲近心生妒忌。
据保卫干事孙向荣回忆，在审查期间，蒋井杉一边承认说，是他把朱梅华诱骗到家里，侮辱之后再将尸体掩埋在猪圈里，另一边他又要求翻供，对之前所说的话全盘否定。
经过实地挖掘，专案组在猪圈里并没有找到朱梅华的尸体。于是，专案组再次大规模对附近雨林里可疑的地方进行挖掘，但都一无所获。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一边找不到证据，一边又要翻供，尽管高度怀疑蒋井杉，但对他却无可奈何。
最后，蒋井杉因侮辱未成年的侄女获罪入狱7年，而朱梅华失踪的案件又再一次陷入迷茫。
蒋井杉被押到外地服刑去了，云南建设兵团和西双版纳州兴师动众折腾了很久，但是，失踪案又回到了原点，朱梅华还是没有找到。
朱梅华的失踪，在女知青当中引起了恐慌，大家纷纷结婚，其中很多女知青就近插队，投亲落户，还有一部分女知青自1976年后相继返回家乡嫁人，生产连队很快成了光棍连队。
朱梅华失踪后，生产连队中男多女少
依然留在农场的男知青当中还有祝为鸣（化名，以下相同），他因为和朱梅华的特殊关系而首当其冲被怀疑，他是朱梅华失踪案里的另一个重点嫌疑人。
祝为鸣，曾是朱梅华的上海同学，他们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一起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后来又被一起分到了建设兵团的七营三连，平日里两人关系甚好。
有一天，有一位知青反映，说她在朱梅华的火柴盒上发现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几个字：“火烧朱梅华”，而这几个字正是祝为鸣写上去的。
当时，有人认为祝为鸣是在追求朱梅华，朱梅华也和祝为鸣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可是，既然两个人关系如此要好，那为什么祝为鸣要写出诅咒朱梅华的话呢？
经调查得知，祝为鸣之所以在朱梅华的火柴盒上写下“火烧朱梅华”，是因为两个人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气之下，祝为鸣做出如此举动。
紧接着，祝为鸣也被纳为重点嫌疑对象，专案组对他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在审讯过程中，祝为鸣拒不交代。
知青杀知青，这一推断又再一次提到桌面上来，专案组初步推断，朱梅华失踪的真相可能就是情杀。
七营三连驻地
在关闭审查的半年时间里，祝为鸣几乎时时刻刻都躺在床上，很少下地走动，长时间地卧床让他的肌肉开始萎缩，并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
缜密调查后，侦查员推断，在朱梅华失踪当晚，祝为鸣单独作案是没有充足时间的。
案发当晚，祝为鸣在半夜一点多只出去过一次，大约一刻钟的时间后他返回宿舍。如果祝为鸣作案的话，他根本没有时间处理尸体。
祝为鸣被关了很久，但又查不出什么直接证据，无奈之下，专案组只能放人。
继任指导员裴丽娟（右二）
1978年底到1979年初，云南西双版纳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策源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许多知青随着大返城潮流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写了“火烧朱梅华”受到审查的祝为鸣吃了不少苦之后也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后的祝为鸣尽管娶妻生子，但他的身体状况却是每况越下，1米8的身高看上去骨瘦如柴。
朱梅华失踪时年仅21岁，巧合的是，21年后的1995年，42岁的祝为鸣被确诊为胃癌，没过多久，他的妻子带着孩子也离他而去。
身边没有亲人，祝为鸣只好养了两条狼狗，此时的他虚弱得已经无法起身。狼狗很通人性，将香烟叼给他。一根香烟还没抽完，祝为鸣就死在家中。
被怀疑是知青杀知青的第一个人祝为鸣就这样凄惨地走了。据说，有关部门的材料里，他的嫌疑到死也没有解除，而判了7年徒刑的蒋井杉刑满之后又回到了西双版纳。
保卫干事孙向荣
辗转回到上海的孙向荣一直放不下朱梅华的案子，2002年4月2日，在朱梅华失踪28年的日子里，他忍不住去了朱梅华的家。
孙向荣看望了朱梅华的母亲，老人姓陶，孙向荣亲切地称呼她陶妈妈。陶妈妈拿出1973年女儿朱梅华回上海探亲时拍下的照片，老泪纵横。
1973年朱梅华回上海探亲时所拍照片
陶妈妈向孙向荣讲到，女儿在下乡时期几乎不敢回家，当母亲问及原因时，朱梅华说：“妈妈，我回家是会没命的！”
也许是玩笑，也许是实言，但至于女儿朱梅华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句话，也无从知晓。
探亲之后，朱梅华还是归队了，冥冥之中，她再也回不来了。
陶妈妈委托孙向荣，再跟当地公安部门联系一下，能否再继续对女儿失踪的案件予以关注。
汇成书面材料后，孙向荣先后寄出十多封挂号信，但始终没有得到回音。孙向荣心里很纳闷，这寄出去的信，为何全部石沉大海？
而朱梅华新会中学的同学、三连曾经一起劳动过的知青在上海聚会的时候，所有人都还念念不忘寻找朱梅华，他们尽力回忆查找过程中的遗漏点。
朱梅华失踪后，连队大规模搜寻，可谓是翻天覆地、从上到下，几乎无一遗漏。
鱼塘、水库、河流、水井、树林，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但是唯独没有人怀疑过一个地方：沼泽地。
西双版纳沼泽地
西双版纳沼泽地
沼泽地表面积水浸泡，水草茂密，底下却是深不可测的泥潭，人一旦陷入将极其危险。
孙向荣回忆称，当年侦查队之所以没有对沼泽地进行勘查，是因为在当时并没有听说附近有沼泽地。就这样，沼泽地成为侦查人员唯一遗漏的地方。
沼泽地这个新的线索，几十年后被老知青排摸出来，再对比当年调查时的种种迹象，他们发现了一个明显的破绽。
当年案发后，在通往八营十三连的小路上，侦查人员找到了朱梅华的鞋。
孙向荣认为，这个现场是作案人故意伪造的。为了调虎离山， 把搜寻队伍引到歧路上，作案人摆下这样一个迷魂阵。
朱梅华的鞋被发现的现场
因为，两只鞋子一只在前，一只在后，鞋面都朝上，有规律的鞋尖均指向八营十三连的方向，它无非是在告诉侦查人员，朱梅华往十三连的方向走了。
七营三连平面图
朱梅华的这双鞋在林地的西面被发现，而沼泽地在鱼塘的东面，这完全是两个方向，这个误区过了几十年才被知青们摸排出来。
后来，孙向荣利用到西双版纳工作和考察的机会，一次次跑到大勐龙地区走访山寨，向知情人了解情况，同时，他还找了七营的营干部，一起追忆当年办案的细节。
孙向荣（左）走访山寨了解情况
孙向荣（中）走家串户搜集线索
责任使然，孙向荣再次替朱梅华的母亲向有关单位写信，希望他们再次帮助寻找朱梅华失踪的线索。
一个月后，当地公安局给出了书面回应。
信中说：接到你们的信以后，我们组织干警对原有线索进行排摸，对可疑点进行排查，目前没有发现有关朱梅华失踪案的重要线索，但我们会继续关注此案。此外，我们还通过广播宣传，号召群众一起继续寻找、搜集线索，争取任何一线希望，目前对沼泽地挖掘并寻找朱梅华尸骨一事，我们暂时还无法完成，还请谅解。
尽管女知青朱梅华离奇失踪的案子一直没有眉目，但朱梅华的母亲却一直苦苦寻找女儿40多年，而她的知青朋友依然还在为调查此案而奔波。
作为同一代人，又曾在一个连队生活过，知青们和朱梅华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正是不忘这份情谊，知青们一如既往地搜寻着朱梅华失踪的线索。
老知青返回云南相聚
2013年10月，七营三连40多位老知青相约回云南看看。在老连队，老知青们终于见到了曾经的指导员蒋井杉，此时他已经80岁，身体很硬朗，生活也不错。
副连长董照同（左）、副指导员周萍（中）、继任指导员裴丽娟（右）
副连长董照同和副指导员周萍一直生活在西双版纳，他们经常到缅甸去走亲戚。
善良的人还是有幻想的，周萍总希望在缅甸能够找到那个隐姓埋名的朱梅华。
沼泽地变成香蕉林
曾经和朱梅华一起搭档干活的知青喻家霖，穿过鱼塘去寻找那片能把一头牛陷得无影无踪的沼泽地，而此时，令人恐慌的沼泽地已经变成了香蕉林。
老知青向已故的知青战友献花
农场的龙泉公墓，72位知青战友长眠在边疆的这片红土地上，72座墓碑面对着知青当年栽下的橡胶林。
朱梅华失踪已经47年，推算起来，她今年已有68岁，她的妈妈，一直在盼望着女儿能够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