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江山易，守江山难”这句衍生自《资治通鉴》的民间俗语可谓是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元朝的状况。
从1271忽必烈定“大元”为国号，到1368年明朝军队北上，蒙古统治者退出其国都“大都”。元朝——这个中华大地上首个疆域辽阔的少数民族帝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之内崩塌，和他建国时期灭金吞宋的雄风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分歧
首先，蒙古作为一个“征服王朝”，在武力上展现了对于中原王朝的压倒性优势。但是同时，在文化上也对蒙古文化产生了不恰当的自信。客观地来讲，就文化发达程度而言，由于起源于寒冷高纬度地区的蒙古族文化没有能同中原文化相比的物质基础，所以其文化远落后于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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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军队征服中原地区之后，弱势的蒙古文化在和中原文化对撞的过程中受到极大的冲击，但是元朝统治者并没有顺应社会需求，没能很好的处理蒙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关系，而是固守陈旧落后的蒙古文化。
蒙古人处于政治上掌握绝对权力的一方，但是其文化根基又难以支撑如此巨大的权力能够运转畅通。薄弱的文化底蕴与强大政治权利的极度不匹配，是蒙、汉文化无法顺利融合的一大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得威胁了元朝的统治。
一方面由于文化落后，元朝没有能力推行“指导的文化变迁”，如欧洲人在亚非拉推行的西化政策，日本在台、韩实行的“皇民化”，强迫其从属民族接受其本身文化。另一方面，民族及政治认同是蒙古人凝聚力的命脉基础，为其政治之保障，元廷固然不会提倡汉化，而蒙古人亦无法完全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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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以封建王朝的最高学府“太学”为例，元朝虽不设太学，但分设有过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及回回国子学。国子学兼收各族官员子弟。但以教学汉人典籍为限。蒙古国子学与回回国子学的学生也不限重足，却分别以讲授蒙古和波斯语为主。
在机构的设置上并没有对汉文化进行抵制，但是就官职任用来说，政府用人多注重“跟脚”，即注重家世，多因世选以及荫补授官，学校并不是入仕的主要途径。此举使得中原已经成体系的“太学培养人才——朝廷任用人才”的选拔方式拆为两阶，破坏了原有体系的连续性，并且将太学的设置流于表面，并没有发挥它在“为朝堂准备人才”的预设作用。
“四等人制”等级制度激化矛盾
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引发加重了阶级和民族之间的种种矛盾。元朝是通过吞并以女真人为主的金、汉人为主的南宋、党项人为主的西夏而建立起来的多民族的大帝国。为了维护对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统治，元代实行四等人制。作为统治阶级的蒙古人为第一等级，之下依次是色目人、汉人、南人三个等级。四等人在任职、科举、刑律等方面，均有不同的待遇，蒙古人在一切领域内都享有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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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色目人就是指眼睛颜色和汉人不同的少数民族，色目人和蒙古人占据了蒙古统治阶级的大部，极少数很有才华的汉人才能在蒙古政府里谋得品阶不高的一官半职。以种族为区分的等级制度内部流动性差，长期被压制和歧视的汉人占据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团结起来形成的反抗力量对于中央政权来说是毁灭性的。
除农民之外，受元朝等级制度影响最大的就是“儒生”。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儒士为中心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同城的“士大夫”——是一个最受尊敬的“身份团体”，不仅名登仕版的“大夫”有其法定的崇高身份，即使是未入仕途的“士人”也享有种种优待。士人不论贫贱或者富贵，在经济上都属于不同的“阶级”，但在法制及社会上所享受的特权和荣誉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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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元代，士人的身份无法跨越其种族，原本应该享受特权的知识分子现在成为社会阶层中最低下的两个等级。这样的转变造成了士人内部压抑的风气，他们无法在政治中施展才华，于是文学便成为情感宣泄的通路，元曲的兴盛于此脱不开关系。
就民族差别在政治机会上而言，汉人，尤其是南人与蒙古、色目人的出仕机会相差甚远。根据《内外诸官员数》统计得出：元朝中期共有品官二万二千四百九十人，其中百分之三十点四五是蒙古人和色目人，百分之六十九点八八为汉人和南人。
表面上来看，汉人和南人所占比例不可谓不大。但是各族群人口甚为悬殊，据估计，蒙古、色目人仅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三，汉人为百分之十五，而南人多大百分之八十二。蒙古人和色目人以百分之三的人口基数占据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官制，而且这些官职多为品阶较高的上等官，可见个族群出仕几率的大小相差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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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用人取士如此缺乏包容力，在闭锁的政权下，汉族皆受歧视，而南人尤其排斥。因此元政权很难赢得江南士大夫的真正认同，造成政权在南方的脆弱。
“附会汉法”，适得其反
在政治上，对于中原政治制度的笨拙学习对于巩固统治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并没有抛弃其前身——大蒙古国——的旧制度，也不是全盘照抄中原传统王朝的成法，而是合二为一，拼凑出一个蒙古旧制度与中原汉族封建制度相混合的结合体，白钢先生称之为“附会汉法”。在达鲁花赤的设置、畜奴制度、斡脱制度。科差制度、军事长官世袭制度等六个方面中都或多或少出现了对于汉制的不恰当附会，导致社会制度极度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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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不见成效
蒙思明指出：“元入主中原时，金宋之经济阶级大部分皆未被破坏”，因而汉地、江南原有的阶级差异未经消弭。征服状态则为社会顶层增添了蒙古色目官僚地主，而其在末端的奴隶阶层则有扩大的倾向。在这一基础上，元朝为了保持社会安定，减少动乱，屡次实行压制豪强、扶贫助弱的政策。
但是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中原社会的现状以利于统治。但是途径选择失误，加之以吏治毁坏，无法执行改革，屡次改革皆是草草收场。社会鸿沟反而因征服而加宽，导致了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起义的黑云即将压城而至。
元朝中后期，农民起义对于政权的推翻。元顺帝时期，政治腐败。赋税沉重，农民已经苦不堪言，加之连年天灾，统治阶级对于农民的压榨和控制达到了极点。于是物极而反，淮河一带的农民首先起义，以韩林儿、刘福通为初代领导者的农民起义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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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林二人被镇压后，农民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于是农民起义层出不穷，出现了徐寿辉、陈友谅、明玉珍。张士诚等诸多领导者。并且与白莲教、弥勒教、明教等多种宗教进行联合。农民巨大的数量加上部分汉人知识分子的指挥，农民起义对于元朝中后期来说成为国家大患，大家所熟知的明太祖朱元璋便是元末农民起义中最终一锤定音、最终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的胜利者。
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有元一代，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始终是伴随元朝成长的隐患。随着汉帝统治的深入，原有的游牧社会法律传统已经越来越不适合统治的需要，蒙古统治者开始逐渐将中原王朝的法律纳入体系，但是这种“纳入”并非有机整合，而是如同其政治制度的借鉴一样——是一种机械的拼凑。正如姚大力先生指出的，元朝的刑法体系始终没有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有机整体，实际上是一个包括蒙古法、汉法以及部分回回法在内的多元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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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制度无法限制王位争夺
继承问题同样是困扰元朝的一大难题。中原王朝在经历多次朝代更迭之后，确立起了“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具有正统性和说服力的继承制度。
实行“少子继承制”的蒙古人传统制度又一次与中原制度对撞，并且在皇位的诱惑之下，各方势力对于继承制度的具体实施方法争论不休。在此之前的大蒙古国时期，其统治阶级内部就已经出现了窝阔台系和托雷系争夺汗位的政治。在元初，更是演变成为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西北诸王之乱。
结语：
作为首个统一辽阔中原疆域的少数民族政权，元朝在诸多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由于其统治阶级内部文化认识水平以及政策制定的失误并未有达到预期成效，有些还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文化无法融合、四等人制的民族歧视政策、政治学习不见成效、经济改革适得其反，中央政权围绕继承权争夺不休、地方群众法律权益得不到保障。凡此种种，将元朝这片大拼图片片撕裂。
参考文献：
《蒙兀儿史记》
《关于：忽必烈“附会汉法”的历史考察》
《元代社会阶级制度》
《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元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