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两位才女的共同之处

杨绛比张爱玲大9岁，虽然生于同一时代，但据说从未见过面。可要说完全没交集也不准确，她们有个共同好友宋淇，且都和他通信若干年。宋淇的儿子也曾说过，“我家中有一本书，大概很少人知道，那本书叫作《浪漫都市物语：上海、香港40s》，1991年出版，是一部日文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而合著者正是张爱玲和杨绛两人”。

也难怪编者如此安排。张爱玲和杨绛在很多方面确实有共同之处。她们都爱读书，视读书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精神享受，尤其在人心惶惶、生活无望之际。1941年香港沦陷，香港大学此时变成了临时医院，张爱玲担任看护，这期间，她的同学都忙着抓紧享受生活——着急找对象完成人生大事——否则就来不及，她则把《官场现形记》重读了一遍，还担心能否把它读完。而杨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分配的任务是刷厕所，一个早已成名的女作家，一个旧时代的富家小姐，应该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做这种工作，但她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怨尤，把马桶刷得干干净净之后，便坐在小马扎上读她心爱的书。

她们晚年都比较高冷，醉心在创作上。九十年代张爱玲人在美国，大陆却刮起了张爱玲热，可她拒绝采访，即使写信给好友，也一再表明，“我此间的地址只用作通信处，从来不找人来，亲友一概没有例外”。《海上花列传》因用粤语写作而不被大众熟知，她便自己翻译再创作以期推广；因为喜欢《红楼梦》，她用十年时间写成一本《红楼梦魇》。杨绛晚年也是深居简出，“坚辞各种桂冠头衔，谢绝各种邀约集会，警惕各种以拜访为由实则得私利赚私名的举止行为”。正因如此，她写了大量优秀作品，美其名曰“打扫战场”。

而在遗产处理上，她们的手法也颇为相似。张爱玲并未把遗产留给弟弟，尽管她弟弟写过信要她帮忙，而是交给了自己的好友宋淇；杨绛也未把遗产留给她的女婿，而是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弟弟和女婿都是遗产第一继承人，为什么不交给他们？我相信她们觉得只有这样做，才能让遗产（不仅金钱，还有很多的文稿）得到更好处置。

２、杨绛是否站鄙视张爱玲？

两位才女的创作成就令我们高山仰止，做人上亦有很多可学习之处。但有人写什么民国才女鄙视链，说杨绛站在鄙视链顶端鄙视张爱玲。起因是，2016年杨绛去世后，作为挚友的老出版家钟叔河先生应《湖南日报》之约，拿出杨绛生前写与的两封信，由王平先生代写文章交待缘由，于报纸上刊登以表怀念之情，其中一封谈及张爱玲。由于信已发表，这里不再详细援引。杨绛大致说她外甥女说张爱玲“一脸‘花生米’”“ 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她自己认为张爱玲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仿佛为了证明自己所说非虚，又补充说，“张爱玲的电影剧本《半生缘》小吴（杨绛的四十几岁的保姆）也看不下”。

而三十年前，张爱玲收到过丘彦明寄去的《干校六记》，与杨绛的嘲讽不同，张爱玲全是夸奖语气，“新近的杨绛“六记”真好，那么冲淡幽默，而有昏蒙怪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她们的互评来自私下书信，并未想到以后被发表，赤裸地呈在读者面前，应是真实感受。

这样就有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为什么张爱玲欣赏杨绛，而杨绛则从外貌到作品一样都瞧不上张爱玲？宋以朗试图用一本合集说明，其实没有坊间传闻得那么热闹。两边皆为父亲好友，他不好说谁鄙视了谁，他的立场只能如此。

但咱们读者可以分辨一下。女人对女人的容貌，有着最直觉的评判，比如，你参加毕业若干年的同学聚会，不用比，你只要美美的站在那里就赢了。杨绛说她外甥女说，张爱玲“一脸‘花生米’”喜欢穿奇装异服，都不假，同时期的金雄白在他的《乱世文章》中也曾这样描述张爱玲，“柔不经风，貌仅中姿，雅喜修饰，奇装异服，见者侧目”，张爱玲自己的照片和得了稿费立即买一支口红来犒赏自己的行为，也证明了张爱玲并不十分漂亮和一贯地喜欢特立独行。但，一个女作家的长相和喜欢穿什么衣服，只要她没在文章中欺骗读者或者暗示读者自己这个作者十分美，就不应该成为被鄙视理由吧。

３、张爱玲与杨绛的不同人生

我并不觉得，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是“性饥渴者”，而是“钱饥渴者”，这或者是张爱玲本人对这个世界的诉求。张爱玲的父母很早就离了婚，因为后母介入，本来还蛮欣赏她的父亲打了她又把她关在小黑屋任她自生自灭，母亲虽然供她读书，但花了母亲一生积蓄的债一直深刻印在张爱玲的心中。张爱玲是个不愿欠任何人债的女子，和胡兰成分手，寄去分手费三十万；姑姑家玻璃门被弄坏了，她要赔钱。是的，天地间，她无所依恃，她能靠的只有她自己。

她坦承自己爱钱。杨绛则不同，她年轻时留学国外，生了女儿后，钱钟书学会了做早餐。但是，这早餐也需要银子的，银子由国内的长辈供给。杨绛认为自己最艰苦的时刻，是钱钟书决定写《围城》的那两年，那时的她身兼数职，甚至给富家小姐讲课以补贴家用，但她非常开心，砍柴、喂鸡、做家务，把一地鸡毛的生活硬生生过出了诗意。可命运并没有把她搜刮得一无所有啊，两年后钱钟书所写的《围城》大获成功，减去了她生活的压力，况且她的娘家提供住所，不用为租房而犯愁。她姊妹众多，随时都可以和她们团聚，和姐妹们谈谈“喜欢什么样的小孩”（杨绛晚辈所述）这类家常话题。而张爱玲体会不到这种家庭的乐趣，童年的阴影是她一生的创伤，她根本不愿带孩子来到这个灰暗的世界，她说“做父母的不是上帝而被迫处于神的地位”，“文明人是相当值钱的动物，喂养、教养，处处需要巨大的耗费”，天地间无所恃，还是想要独自抵抗风寒。

很有点贾宝玉看不上底层婆子的感觉，因为自己爱的充裕，所以不明白那些挣扎在底层、一心谋生的有着汗臭甚而铜臭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被侮辱被损害的人》里面为自己辩解，为什么他写的小说，看上去总是那么仓促，那么粗粝，而不像有的作家那样几年写一部小说，精雕细琢，一出世就轰动文坛，他说，我需要生活，没有经济打底，我只是匹拉邮车的驽马。杨绛说，“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只要做到“淡定与从容”，也可以成其成为“最美的风景”。或许张爱玲也对这一点也很有感触，艰苦环境下尤其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她自己做不到那么冲淡、超脱当前状态活在一种诗意中，甚至顺便与严苛的命运开个玩笑，她太严肃，也很较真。张爱玲也写剧本，她最得意的剧本是，有个拉家带口的人在亲戚家讨生活，亲戚给他白眼，他生气地对家人说，走！走到楼上去！——到吃饭时，会有人喊自己下来。为了生活，只能低头，而杨绛的那种低头中的自娱自乐、优雅得体，是张爱玲所没有的。她赞扬干校六记，或许赞扬的正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所欠缺的东西，她以仰望的视角看待那些生来幸运又能很好地把握幸运的女子，以及她们所写的作品。

杨绛这些女孩，和张爱玲不同，她们得到的爱饱满而丰盈，这让她们显得可爱，因可爱而得到更多的爱。张爱玲，晚年时，因为觉得虱子在咬她而搬家达180次之多，或许她的潜意识中，就连小小的虱子都对她不好，她拿什么去浇灌、滋润她小说中诸多人物的灵魂？

在伴侣的选择上，张爱玲和杨绛都折服于对方的才气。所不同的是，就像都出了门，有的人遇见风暴，有的看见彩虹，张爱玲发现自己嫁给了一个渣男，立即分道扬镳，而杨绛在婚姻中掺融入了更多理性，以致有人说她是钱钟书的“半个母亲”。不管怎样，两位才女都显示了各自的智慧与勇气。我并不觉得，婚姻幸福的就可以瞧不上婚姻不幸的，因为，这牵涉了太多因素，而杨绛也没有这么浅薄。

如今她们都已故去，世事流转。她们一个并没有因缺爱而盲目的去爱，去讨好世界，去委屈自己，活出了个性；一个并没有因有爱就淘气，就张狂，就凌驾于这个世界之上，而是倾其一生好好地保护了爱人的“天真、淘气、痴气”，同时自己也完全可以作为木棉站在橡树的旁边，活出了风骨。她们都活出了自我，没白来世上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