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在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发动了他的辽沈战役，六月十三日沈阳被攻破，隔日在浑河两岸歼灭来援的明军川浙兵团，在辽河以东，还差一块关键的拼图——辽阳。
沈阳之战和浑河之战前面都单独写过了，再来说一下辽阳之战。
（一）
辽阳是辽东的古老城市，战国时期就是燕国的大城。元朝置辽阳行省，平章驻地即在辽阳。朱元璋接收辽阳后改定辽东都司，总辖辽东二十五卫，辽阳是明朝在东北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规模和人口都是全辽之冠，号称辽东第一坚城。
所以辽东经略都驻节于辽阳，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沈阳之战明军败得极惨，逃回来的士兵不到万人，辽阳的兵力就有点捉襟见肘。
开原、铁岭丢失后，沈阳就被顶到了前面，沈阳内外驻扎了七万多明军。此外，辽沈防御圈的奉集堡、威宁堡、虎皮驿、武靖营等大大小小的堡垒驻扎了数千到万余不等的兵力，再去掉作为机动力量的川浙军团，辽阳城内的驻军只剩不到两万。
显而易见，努尔哈赤拿下沈阳，全歼守军与来援的川浙军后，后金士气正盛，下一个目标必定是东北的中心辽阳。
兵力过少难以防守辽阳，经略袁应泰下令将各堡垒守军撤回，合兵防守辽阳，辽阳的兵力增加到了八万余人。
辽阳兵力是厚了，但如此一来，辽东的网状防御结构已被完全打破，一张网缩成了一个点。
网状防御是指明朝在辽东弹性的防御措施，军堡与城池构成大大小小的战略支撑点，一点受攻，其他点可根据形势作出反应，或从各方来援，或断敌归路，或直捣老巢换家。在这张网上，最强的三个点就是开原、沈阳和辽阳。开原失守，沈阳和辽阳还能互为犄角，撑起一片防御网，一旦再丢失其中之一，剩下一个点就不足以支撑起其他军堡的防御。
或许有人说，明军屡战屡败，再多的点也没有意义，努尔哈赤只需要挥军一个一个拔除便是，这并不符合当时的形势。
天启元年的辽东形势还没有糜烂到后来的地步，明军当时还是有些军队颇有战力，并不惧怕与后金野战，比如沈阳的贺世贤和浑河两岸的川浙军，还包括袁应泰亲自统帅的虎旅军等一些军队。
努尔哈赤的战法历来是避实击虚，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就如同在萨尔浒一样，如果等萨尔浒的七八万明军合兵一处，后金军就不敢与其决战。
辽东这些敢效死力的精锐若是合兵一处，努尔哈赤也并没有把握将他们击败，即使能惨胜，他也不愿意承受八旗兵伤筋动骨的代价，毕竟后金的体量与大明相差太多太多。
对于辽阳，努尔哈赤也是志在必得。虽然在沈阳打了个大胜仗，并不意味着后金就吃下了辽河以东。只要辽阳还在，明军在辽东就还拥有着民心和军心，也就拥有反击的本钱。
攻下辽阳，则河东大大小小的城堡再也无力抵抗，如果不投降就只能被屠戮。明朝失去辽阳，就无力维持在辽东的统治，只能往辽西战略性撤退，寻找下一个可以依靠的支点。
（二）
努尔哈赤在沈阳休整五天后，召集诸贝勒发出命令：沈阳已拔，敌军大败，可率大军乘势长驱,以取辽阳。
三月十八日，后金大军开拔，浩浩荡荡渡过浑河，由北向南而来。
辽阳之战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战是发生在城外几十里的野战，这一战是努尔哈赤策略的体现。
顺利攻取沈阳有幸运的成分，并不意味着后金已有把握强攻坚城，况且相比沈阳，辽阳城防更加坚固，是辽东第一坚城。为了计取沈阳，努尔哈赤使诈，放出风去宣称要绕开辽阳进攻山海关。
这是个很高明的计策，如果让后金军绕开辽阳南下，袁应泰就里外不是人，敌人经过他的防区却不拦阻，非被人弹劾到死不可。就算明知是计，袁应泰也不得不做出反应，他命令总兵朱万良率万余精兵追赶，务必牵制后金军，不能让他们无视辽东的明军。
朱万良就是在救援沈阳时被皇太极轻易击溃的三位总兵之一。川浙军血战于浑河时，他们拥兵不救，临阵脱逃，触犯了军法。逃回辽阳后，袁应泰本来要将他们开刀问斩，三人乞求给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袁应泰才姑且免了他们一死。
在浑河拉胯的朱总兵，到了辽阳却换了一幅模样，朱万良与后金军遭遇后，已意识到中计，努尔哈赤布下的圈套，正是为了围歼出城的明军。
与浑河边表现迥然不同，浑河之战时南北兵的夙愿影响了他们的行动，朱万良这次再也没打算逃跑，或许这才是他的本色。朱万良表现得非常勇敢，他将手下分立三营列阵迎战。
努尔哈赤指挥自己的两黄旗集中攻击朱万良亲自率领的一营，明军表现生猛，击退了黄旗兵的进攻并发起反冲锋。朱万良这个营整整支撑了大半个白天，最后在后金军优势兵力冲击下全军覆没，朱万良殁于阵中。
可叹的是，后金军集中攻击朱万良时，只有少数兵马牵制其他两营，其余明军却没有给他有力的配合和支援。朱营覆灭后，剩下的明军也迅速溃败，只有一小部分逃回辽阳，除了战死，其余更多的逃去了其他城堡，辽阳的守军又被削弱了，努尔哈赤达到了战略目的。
（三）
击溃朱万良后，努尔哈赤回军转进，后金军在十九日午时渡过太子河，在辽阳东南角扎营。
经略袁应泰是文官，面对努尔哈赤兵临城下，他并没有凭城固守，而是和贺世贤一样选择了主动出击，由此可见当时面对后金，首选并不是被动防御而是出战。
这与明军守城火器还不怎么靠谱也有关系，让努尔哈赤吃亏的西洋大炮，也就是红夷大炮，要到天启六年才在宁远城头首次发威。在辽沈之战里，辽阳城头有七门熊廷弼仿造的山寨版“吕宋大铜炮”，但在战争中明军自造火器包括吕宋大铜炮的表现差劲，屡屡发生炸膛，过热无法发射等窘况，无法抵挡后金军，之前在沈阳城头也是如此。
相比之下，明军的野战轻型火炮如迅雷炮、虎蹲炮等反而要靠谱得多，因为它们被长期列装使用，实战性能能得到保证。
袁应泰调集城内机动兵力，率领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周世禄等大小将领领兵五万余出城列阵，留巡按张铨在城墙上指挥守军配合作战。
努尔哈赤首先派左翼四旗兵迎战，两军互相对冲了两次后，后金军不支败退，明军紧追不舍。但努尔哈赤并不慌乱，他指挥白旗、红旗、蓝旗等后金兵给败兵让出撤退路线，从两翼侧击明军。
努尔哈赤这时还拥有了一个新的兵种——火铳手。
火铳手来自沈阳的明军降兵，努尔哈赤活学活用，将他们编入各旗，后金第一次在战场上有了独立的火器兵种。来援的后金兵并没有直接进攻，而是先用自己的火器部队对追杀来的明军进行了一轮齐射。
以往明军与后金军交战，从来没遭到过后金成建制的火器部队射击，追杀得正欢时突然冒出来几队火铳手，明军大惊失色，攻势就此被遏制，各路旗兵乘机冲锋冲乱了明军队列，明军反胜为败，退回城下。后金军乘机掩杀，企图从辽阳小西门杀入城内。明军城墙上和城外的军队一起发射火器、弓箭，后金兵攻城失利再次退走。
努尔哈赤的第一波进攻到此结束，后金兵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两军互有胜负。
（四）
三月二十日，第三阶段的战斗开始。
努尔哈赤观察地势后，把主攻方向换成了辽阳东门，因为这里的护城河更容易被堵塞。他派右翼四旗兵推着楯车进攻，袁应泰在前一天交锋中并没吃亏，这天他继续迎击的策略，带着自己的精锐家丁“虎旅军”，亲自率领明军出东门列阵。
在交战之初，明军打得有声有色，抵挡住了后金兵的冲击。但时间一长，明军战斗意志不如后金军的弱点就暴露出来，袁应泰在一线率虎旅军死战，在二线接应的骑兵却不听命令，在两翼遭到冲击时，没有死战到底保护前军，反而稍一接敌就乱了阵脚，慌忙中不少人未得到号令就后撤，不少人掉进护城河里淹死。
偏偏这时，城里又出了纰漏。后金左翼四旗本来的任务是夺取城门外壕沟，但在城内外明军抵抗下受到三面打击受阻，请示努尔哈赤后，把目标改为了直接进攻西门。
西门守军正在奋力据守，但在激烈的战况中，堆积的火药被意外引燃，城头爆炸声不绝，守城士兵被炸倒不少，敌台、窝铺、城楼也被大火焚烧，不久后火势又蔓延到城内房屋，一发不可收拾。这就是火器不靠谱引发的悲剧，之前在沈阳，后金军进攻西门时也是因为大炮炸膛引起城头守军的混乱，被浑水摸了鱼。
城上的动静和城外二线明军的混乱进一步引起连锁反应，城外坚持抵抗的明军也军心动摇，意志不坚定者已开始溜号。危急之时，只有袁应泰的虎旅军奋战不止，他们掩护自己的主帅在炮火掩护下撤回城内后，被四面围上的八旗军包围，寡不敌众，力战之后全军覆没。
袁应泰逃回城内，发觉事态已无法控制，城内城外明军各自为战，陷入混战之中，根本组织不起来。这时城外还有大批未来得及撤回的明军主力，他们失去统一的指挥调度，是战是逃全看各自主将。总兵杨宗业、梁仲善率部苦斗，力尽而亡，更多的士兵则是一哄而散，也不要苛责明军，战场上失去指挥的部队多半如此，即使到了现代也不可避免。
城内已燃起熊熊大火，努尔哈赤的内应乘机高呼“辽阳已陷”。
趁此机会，后金左翼四旗终于登上西门，并沿着城墙进攻占据了左右两面城墙。努尔哈赤下令右翼兵不要纠缠于城外明军残兵的抵抗，分出主力登城支援左翼。至此，辽阳城破，明军再也无力把突入的后金兵赶出去。
虽然后金占领了西门，并不意味着辽阳已全线失守，城内的明军一直在坚持战斗，抵抗了整整一夜。
二十一日，后金大队人马已全部入城，他们整兵对城内明军发起最后的进攻。袁应泰、张铨督兵列楯死战，激战一个白天后，大势已去，辽阳失陷只是时间问题，袁应泰看到局势已无法挽回，叹息着对张铨说：“你没有守城的责任，赶紧走吧！我死在这里！”他佩戴着尚方宝剑和官印，在城东北镇远楼与妻弟姚居秀一起自缢殉国。他的老仆唐世明在主人死后纵火焚楼，自己也跳入火海殉节而死。
张铨也并没逃跑，他抵抗到最后被俘，努尔哈赤想要招降他，被一口拒绝，皇太极再次出面招降，张铨只求速死，于是赐他自缢。
自杀殉国的高级将领并不只袁应泰一人，分守道何廷魁、监军道崔儒秀皆不愿投降而殉节。
辽阳之战明朝有三位总兵官阵亡：朱万良、杨宗业、梁仲善，更多的将领没有战死沙场，而是逃跑了。
逃跑又能分为两种，一种是战事不利但胜负未分时就溜之大吉，代表人物是高出、胡嘉栋、韩初命等五人，他们都是监军，也因此被时人称为“同逃五监军”。另一种是战败后突围而逃，包括总兵侯世禄、姜弼及以下数万士兵，辽阳之战真正的战损并不多，除了一部分投降的明军，大部分溃围逃走，这些人四散逃命，最远的逃入了朝鲜。
（五）
再回看一下整个辽沈之战，如果要找一个主要责任人的话，显然应该是辽东经略袁应泰。任用贺世贤统领沈阳却没有派文官加以节制，辽阳之战时对部下统领无方，导致大部分明军没能发挥出战斗力，这些都是败笔。虽然袁应泰殉节而死，也不能掩盖他能力的不足。
但深层次看，袁应泰也只是个背锅的。
袁应泰是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在被调任兵部前，他是工部官员，是个水利工程家，治水赈民颇有功绩，官声很好。
明朝传统是以文制武，这本身没错，但袁应泰之前干的是工部的活，从没经过军事的历练，即使担任河南右参政时，也只是为熊廷弼供应军需粮草，不管是筹划方略还是领兵作战，对他都是个陌生的领域。
在他之前的杨镐由于萨尔浒之败被骂得很惨，但杨镐其实有几十年的军事经验，早期他经常亲临前线作战，对蒙古取得过几次大捷。虽然之后在万历抗倭援朝和萨尔浒之战中表现都不怎么样，但他确实是统兵几十年的文官，经验是有的。
袁应泰的前任熊廷弼的军事经验其实远不如杨镐，但他素有“有胆知兵，善左右射”的名声，辽东形势他素来比较有研究，多次上疏献策，又在万历三十六年就曾巡按辽东，对辽事的了解非袁应泰所能及。
反观袁应泰，在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刚刚巡按辽东，十月就因熊廷弼被罢而代理经略，虽然袁应泰决心很大——“誓与辽东相始终，更愿文武诸臣不怀二心，与臣相始终”——但毕竟对军事和辽事都不熟悉。
袁应泰在辽东任上兢兢业业，不过经验的欠缺不是态度所能弥补的。他犯下了一些错误，军事部署也较为失当，给他一些时间，或许还有机会学习调整。努尔哈赤怎会给他这个机会，他抓住这点迅速发动了辽沈战役。
对比一下两军统帅，努尔哈赤对袁应泰，两个人差了十万八千里。努尔哈赤除了治水不如袁应泰，其他方面都是吊打，就算重来一次，袁应泰也不是对手。
所以归根结底看，是朝廷的官员选拔制度出了问题，把不善军事的袁应泰推到了辽东经略这个重要职务上，本身就是个天大的玩笑，好比让水利部长一下成为了战区司令。
袁应泰殉国后，明熹宗又重新起用熊廷弼，这就是打自己脸了。复用熊廷弼，说明朝廷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既然如此，就应该给他绝对信任，然而熊廷弼到任后，又与辽东巡抚王化贞不和。
这种事解决的办法有很多，确定到底谁说了算就行，但拖了大半年这个要命的问题还是没解决，经略、巡抚不和直接导致战守两端，谁都无法全权指挥，是后来广宁大败的直接原因。
后人往往责怪袁应泰的部署，痛惜王化贞、熊廷弼的争执而忽略了背后的政治原因，不知他们自己也是身不由己。不管袁应泰也好，熊廷弼也罢，其实都是朝廷政策的牺牲品。
努尔哈赤发动辽沈之战时，后金在辽东战场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只要用人得当，策略合适，辽东局势绝不会崩坏得如此之快。归根结底，政治上的失策反映到军事上，使得努尔哈赤大获成功。
努尔哈赤攻下辽阳，意味着明朝在辽东的防御土崩瓦解，失去庇佑的明朝军民如潮水一般退往辽西避难。周边大小七十余城堡再也无力抵抗后金，纷纷投降。
拿下辽阳，努尔哈赤的辽沈战役大获全胜。对后金来说，萨尔浒是生存之战，辽沈之战才是一次真正的立国之战。从此，南自金州、西至辽河的广大地区真正成为后金国土。
后金之前的界藩城、萨尔浒城，都远够不上都城的级别，充其量只是个规模大点的寨子。对一个政权来说，没有个像样的都城是极其难堪的。辽阳是个极其理想的都城对象，不到一个月，努尔哈赤就把手下们的家属从萨尔浒接到辽阳，又命令修建新城，辽阳成为后金都城，直到天命十年（1625年）再次迁都沈阳。
占据辽阳后，后金统治中心完全向辽东转移，这对它的社会基础产生了极大影响。后金崛起于白山黑水，是传统的渔猎民族，农业并不是他们所擅长，山地间也没有可供他们开垦的田地，努尔哈赤的后金还是部落制，搞得还是奴隶社会的那一套。
占领辽阳意味着占领辽沈，这里是汉人农耕的聚集地，要土地有土地，要技术有技术，又得到了大批人民，后金政权的性质从此向封建社会开始转变，这对它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最后再多说两句，这个系列主要写了明金辽沈之战本身，其实除了这两个老冤家，还有两方对战局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蒙古和朝鲜。
明清战争绝不止两方参与，它事实上是明、清、蒙古、朝鲜四方关系的相互较量，忽视了哪一方，都无法摸清历史走向的全部。后面的文章里，再来讲讲这四方错综复杂的关系，当然，还有接下去的辽西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