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 散文 柏杨:起敬起畏的哲学 等

柏杨:起敬起畏的哲学 等

  起敬起畏的哲学

  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爱”的感情。写到这里,准有人号曰:“我们有‘仁’呀!”提到“仁”,话就得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是,有“仁”固然有“仁”,但也只是书上有“仁”,行为上“仁”的成分实在稀薄,所以我们动不动就拉出来亮相的“仁”,只能在书上找,很难在行为上找。另一方面,“仁”似乎并不是“爱”,“爱”也似乎并不是“仁”,“仁”是当权派对小民的一种怜恤和同情,乃施舍的焉,赐予的焉,表示慷慨大度的焉,幼儿园教习对小孩子的焉。事实上是,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恭敬”和“恐惧”。有些是由敬生惧,像孩子对父亲。有些是由惧生敬,像娼妓对嫖客,像大臣对皇帝,像小民对官吏,像囚犯对狱吏。君不见朱全忠先生当了皇帝后大宴群臣的节目乎,他哥哥朱昱先生骂曰:“老三,你这样造反,不怕灭族呀?”弄得不欢而散,史书上立刻称赞他哥哥是大大的忠臣,其实他哥哥只是恐惧“灭族”而已。正史上这种节目多的是,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剔除了恐惧的成分,剩下的感情,就不堪闻问矣。《红楼梦》上,贾宝玉先生对林黛玉女士曰:“我心里除了俺祖母、俺爹、俺娘外,就只有你啦。”我老人家一直疑心这话的真实性,说贾宝玉先生爱他的祖母,爱他的娘,一点不假,如果说他也爱他爹,恐怕问题重重。全书中就是用显微镜找,恐怕都找不出一星点爱老爹的迹象,而全是恐惧。一听爸爸叫他,就如同五雷轰顶,一个孩子对父亲竟是这种感情,在潜意识里,他恐怕巴不得老头早死。

  起敬起畏的哲学使皇帝和臣民之间,官吏与小民之间的距离,一天一天拉大,皇帝的尊严真要:“升到三十三天堂,为玉皇大帝盖瓦。”臣民的自卑,也真要:“死至十八层地狱,替阎王老爷挖煤。”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也是中国必然要倒霉的一种气质。

  缺少敢讲敢想的灵性

  不知道哪个家伙,大概是被称为周公的姬旦先生吧,竟发明了宦官这门学问。男人虽是男人,生殖器却是割掉了的,该一类朋友,有男人的用场,而没有男人的危险,真是绝大的贡献。故当皇帝的一直乐此不疲。呜呼,“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我想活生生把男人的生殖器割掉,恐怕不算是仁,也不算是义。可是这种割掉生殖器的宫廷制度,五千年来,包括所谓圣人朱熹先生和王阳明先生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它不对劲,真是怪哉怪哉。以中国圣人之多,道貌岸然之众,又专门喜欢责人无已时,而对皇帝割人的生殖器,竟视若无睹,教人大惑不解。我想不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虽然有人觉得不对劲,但因该事和皇帝的绿帽有关,便不得不闭口不言。如果皇帝听了他的建议,废除宦官,找一批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代他看守美女如云,恐怕绿帽缤纷,杀气四起,届时真的服巴拉松了断。历史上任何一个吃冷猪肉的朋友,虽名震天下,可是遇到皇帝割生殖器,就只好假装没看见。

  第二个原因是,五千年来,君焉臣焉,贤焉圣焉,都在浑浑噩噩混日子,可能根本没有一个人想到活生生割掉生殖器是不道德的。中国文化中缺少的似乎就是这种敢想敢讲的灵性。皇帝有权杀人,他就是“是”,不要说割掉几个男人生殖器没啥了不起,就是杀掉千人万人的脑袋,也理所当然。积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只要你给我官做,你干啥我都赞成。

  对事不对人

  托尔斯泰先生有一次向一个乞丐施舍,朋友告诉他,该乞丐不值得施舍,因他品格之坏,固闻名莫斯科者也。托先生曰:“我不是施舍给他那个人,我是施舍给人道。”

  呜呼,我们对一个奄奄一息的乞丐施舍时,不能先去调查调查他的品格是甲等或是丁等,如果是甲等,就把掏出的一块钱掷过去,如果是丁等,就把掏出的一块钱重新装回口袋。盖这是人道问题,不是训导主任打分数问题。

  台北名鸨何秀子女士服毒自杀,新闻轰动,遇救后在她的寓所招待记者,控诉非管区的警员和组长对她的骚扰。这一控诉出了麻烦,第一个严重的反应是警察局长,表示非取缔她不可。古之时也,“为政不得罪巨室”,今之时也,“开妓院不得罪警察”。现在把三作牌的脸撕破,再想继续下去,前途不卜可知。第二个严重的反应是,有两位专栏作家在报上提出义正词严的攻击,主要的意思是:一个开妓院的竟敢堂堂皇皇地招待记者,成什么话?

  关于前者,对一个开妓院的名鸨,一直等到脸被抓破之后,才咆哮如雷,我们除了遗憾外,还有啥可说的,一说就说到红包上,先生能吃得消?那么,对于后者,也就是对于那些学问很大,而又道貌岸然,有地盘可以写方块文章的衮衮圣崽,不得不请他们听一听托尔斯泰先生的言论。

  何秀子女士当鸨儿是一回事,人权又是一回事,中国宪法是不是规定妓女不准招待记者?一个妓女受了委屈,是不是不准呻吟,一呻吟就“成了什么世界”?只有蒙古的征服者才把人分为四等十级,“南人”最差,难道我们自己也将妓女划成一个最低阶层,不受法律和人道的保护?

  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现在政府一再申令警察不得刑讯犯人,不管做到做不到,立脚点固站在这个观念上。一个人犯了法,当然应该判罪,但如果大家都认为他不是东西,走上去拳打脚踢,甚至把鼻子耳朵都割掉,还不准他哼哼:“哼哼啥?你偷了人家一百块钱,还有人格呀?还敢乱叫呀!”这应是吃人的野蛮部落的事,而不应是现代化中国的事。

  福禄泰耳先生曰:“尽管我反对你所说的话,但我仍拼命为你争取说话的自由。”而一些自命为民主的人士,却用他们的大笔,封杀一个可怜女人的嘴,真使人如丧考妣。

  只我例外

  民主政治的精义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闯红灯,我自己也不闯。大家都不准随地吐痰,我自己就不吐一口。人人赞成法制,我就不要求特权。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坏它。可是这玩意一到了中国,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对闯红灯,只是反对别人闯,我自己却可以闯那么一闯。我反对随地吐痰,只是反对别人吐,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赞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我赞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我自己聪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种拘束。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岂不有失面子,活着还有啥劲?

  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有人解释为“面皮”,言其只顾外表一层,不管实际内容。有人解释为“尊严”,言其虚荣第一,实质第二。我老人家想,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经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种产品。因精神衰弱,做贼心虚,所以处处必须用骄傲来弥补自卑。因牢不可破的自私,惟恐怕不能占便宜,所以才处处都要“只我例外”。

  自私心人皆有之,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它是促进社会的原动力。但这种自私心一旦超过某种限度,成了臭屎球,就只好抬到了太平间门口,等着断气。呜呼,一个计划也好,一个办法也好,一个会议也好,一个决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参与谋事的家伙第一个念头就是:“俺可以在里面有多少好处?”那就是说,俺可以弄多少钱?享多少权?少负多少责任?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在这上兜圈圈,上也如此,下也如此,你如此,我也如此,大家抱着屎臭球死也不放。

  谋利有啥不对

  孙观汉先生认为“旧观念”和“酱缸”名异实同。先生想,它们似乎只是一部分相同,旧观念中也有好的,在旧观念下产生的行为,也有和日月并明的。只有酱缸蛆观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堕落的、恶毒的。

  在“旧观念”中,一直到今天,人们还瞧不起做生意,认为做正当生意赚钱是丢人的,这跟文化走到岔道上有关。盖我们的文化本来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却被长期的封建政体和儒家学派圣人们,群策群力,连推带打,活生生地塞到酱缸里。大家最初还叽哇乱叫,后来酱成了酱缸蛆,不要说教啦,连哼的声音都归于沉寂。孟轲先生的学说便是“何必曰利,惟有仁义而已”的,这位不曰利的祖师爷,为千万个酱缸蛆制下了仁义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杨梅大疮,鼻子都烂塌啦,却把面具一戴,喊曰:“都来看呀,俺好漂亮呀!”

  在表面镇静而心里奇痒的状态之下,儒家朋友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当然多的是,但公务员中也有坏蛋,却从没有听说过有“奸官”的(不过,“赃官”一词倒层出不穷)。夫商人以正当合法的手段赚了钱,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有人眼红。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他妈的高贵得不得了,人人跷起大拇指称赞他“有办法”。

  一位中国文化学院夜间部的学生,向先生谈到他的教习傅宗懋先生。傅先生讲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不仅口才好,而且有深度,日前他在该院这学期最后一节课时,曾对儒家的那种“正其谊不谋其利”学说,迎头痛击。傅先生鼓励学生用正当合法的手段赚钱,“谋利”不是一种耻辱,谈钱谈利也不是一种耻辱。恰恰相反的,那是一种光荣。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生,才能蒸蒸日上。

  那位学生转述这段话时,对傅先生充满了尊敬。先生听这段话时,对傅先生也充满了尊敬。盖中国人心中那块隐藏的私欲,必须取消,这块保留地一天不取消,自私心便一天牢不可破。“哀莫大于心死”,呜呼,心死者,自私心牢不可破之谓。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中国人讲仁义说道德的嗓门,可是天下嗓门中最高的,聪明才智和判断力,也可是天下第一流的。问题是,千万不能碰到心里那块保留地,只要碰到那块保留地,就立刻糊涂成一罐糨糊,什么原则,什么逻辑,都会女大十八变。

  沉重的感慨

  在中国社会上,侠义情操已被酱成了“管闲事”,对之没有一丝敬意,更没有一丝爱意,而只有讥嘲和忌猜。或尊之为“傻子”,或尊之为“好事之徒”,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笑柄和千古以来最大的殷鉴。年轻人血气方刚,可能考虑不到这些,即令考虑到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先生早已老奸巨猾,我岂能惹这种无聊的麻烦?这正是我老人家聪明之处,世人不可不知。盖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聪明过度,中国社会正是由这种无数聪明过度组合而成。而聪明过度是吝啬同情心的,这不能怪谁,同情心一丰富,就聪明不起来。

  中国人同情心的贫乏,使狄仁华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团沸腾的灵性被酱成一条麻木的酱缸蛆,要它活泼起来,恐怕非一时之工所可收效。

  第一是保护自己

  圣人曰:“知而不行,不为真知。”仅知合作的重要,而不能在行为上合作,就不算真知。仅了解团结就是力量,而不能在行为上团结,就不算真了解。毛病似乎不出自中国人本性,而出自大家吃儒家学派的药太多,吃得跟先生尊肚一样,害了消化不良之疾。盖儒家在原则上只提倡个体主义而不提倡群体主义。孔丘先生对那些“有教无类”的二级圣人,教来教去,固然也涉及到群体行为,但涉及的分量却比蚌壳里的珍珠,还要稀而且少,大多数言论都是训练个体的焉。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教小民如何地藏头缩尾,国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用两句成语,那就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另一个项目则是求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垂怜小民无依无靠,用御脚乱踩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其成语曰“行仁政”。

  孔丘先生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其话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翻译成白话,就更明白啦:

  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国家大治,而你却没有弄个官,丢人;国家大乱,你却弄了个官,也同样丢人。

  这段“圣人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人人变成了滑不溜丢的琉璃蛋。别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当官,等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却脚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个人占尽啦;把儿子女儿送到美国“传种”的老头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统,可当孔孟学会理事矣。在势利眼里,只有努力适应,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识分子连可能有瓦片掉下来的地方都不敢去,则对政治的腐败、小民的疾苦,事不干己,看见了就假装没看见。盖看见难免生气,生气难免要嚷嚷,嚷嚷难免有祸事。呜呼,儒家的全部教训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所以孔丘先生谁都不赞成,只把穷得丁丁当当的颜回先生,当成活宝,努力赞扬他的安贫气质,却不敢进一步研究研究使这位二级圣人穷成这个样子的社会责任,更没有想到应如何去改造这个群体的社会,而只是瞎着眼教人“穷也要快乐呀”。一旦每个中国人都这么快乐,国家民族就堕落成原始社会。

  尿入骨髓

  不认真,不敬业,悠悠忽忽,吊儿郎当地“混”,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特征。它在人性上形成的畸形心理,令人流泪满面。盖不认真不敬业的结果,必然产生强大的文字魔术诈欺。嗟夫,“真”在历史文件中没有地位,中国的历史文件就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也不得不走错方向。在这种走错了方向的脚步声中,中国同胞遂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去追求“美”,追求“善”。独对“真”提都不提,一提“真”就摇头,要想他不摇头也可以,那就得打马虎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一致认为文字的力量可以封杀或曲解真实的事实,可以把白的染成黑的,把黑的漂成白的,把二加二证明等于八,把月亮证明四四方方。玩文字魔术的知识分子,十分有把握地认为:天下小民全是狗屎,而大批酱缸蛆也偏偏心甘情愿地──而且用一种潘金莲喝尿的精神,来坚信自己并没有受骗。怪不得苏西坡先生叹曰:“尿入骨髓,化作酱缸泪。”该泪流到今天,都没流完。

  洋人进一步,中国人退一步

  祖先崇拜在本质上是充满了灵性的,可是再优秀的细胞都可能堕落成致命的癌,灵性有时候也难免堕落成僵尸。祖先崇拜遂一步栽下楼梯,成了对僵尸的迷恋。孔丘先生是驱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结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古”跟“祖先”化合为一,这是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孙观汉先生曾在《菜园里的心痕》中对此生出很大的困惑,盖外国人遇事都是进一步想的,中国人遇事却退一步想。呜呼,“退一步”,这正是儒家那种对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身哲学。其实,“退一步”只不过是果实而已,在孔丘先生当时,这种思想已经十分浓厚,他阁下对社会的不平、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都有深切同情,而且也有其解决的方法,不过他的解决方法不是努力“向前看”,不是提出一个新的时代方案,而是努力“向后看”、“向古看”、“向祖先看”、“向僵尸看”,看三皇、看五帝、看尧舜、看周文王。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画一张蓝图挂到祖先的尊脸上,以便当权派有个最高榜样。但这种本意被时间冲淡,也被酱缸蛆曲解。于是,“古”也者,就成了黄水直流的香港脚,无论干啥,如果不捏捏该脚,就不算搔到痒处。必须捏得龇牙咧嘴,又唉又哼又哎哟,才是真本领,才算舒服得没啥可说。死祖先进而化成活僵尸,不但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成了万能的百事通,而且还忠勇俱备、品学并臻。道德高涨时,一辈子连女人都不看一眼,每天呆坐如木瓜,啥都不敢想,要想也只是想“道”(好像听哪个酱缸蛆说过,孔丘先生到死都是个童身,真是守身如玉,可为万世法者也)。

  对僵尸迷恋的第一个现象是:“古时候啥都有。”凡是现代的东西,古时候都有,原子弹有,辐射线有,飞机大炮有,汽车有,民主有,共和政治有,砍杀尔有,拉稀屎有,人造卫星有,公鸡下蛋有,脱裤子放屁有,西服革履有,阿哥哥舞有,迷你裙有,等等等等,反正啥都“古已有之”,无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个题,酱缸蛆都能写出一大串古时候都“有”的典故。既然啥都有啦,潜移默化,中华民族遂成了一个肤浅和虚骄的民族,盖你那些玩意都是俺老祖宗搞过的,有啥了不起?自己搬块大石头挡住自己的去路,只好在自己的太虚幻境里,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

  ──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是一种“意淫”,说这话还是“直八哲学”,如果说老实话,对僵尸的迷恋简直是一种他妈的手淫,更要斫丧元气。

  第二个现象比第一个现象还要使人怒发冲冠,那就是:“古时候啥都好。”仅只啥都“有”不稀奇,必须啥都“好”,才算够水准。这种畸形观念,大概秦王朝统一中国时就很严重,惹得皇帝老爷嬴政先生一肚子火,再加上宰相李斯先生直打小报告,于是陡起杀机。呜呼,先生可不是拍巴掌赞成焚书坑儒,而只是说“古时候啥都好”的毛病也是“古已有之”,并不是最近才抬头的新兴势力。两千年来,不要说是一种思想,像硝镪水一样侵蚀着灵性,就是一天只滴一滴水,也能把喜马拉雅山滴出窟窿。

  所谓“好”,似乎不是指东西好,大概再伟大的酱缸蛆,都不好意思说穿草鞋比穿皮鞋好,用丈八蛇矛比用机关枪好,骑牛骑驴比开汽车坐飞机好。所以,古时候啥都好者,可能限于四个节目(但这四个节目却是大节目,已够中国人奄奄一息),该四个节目者,曰“人好”、“事好”、“书好”、“名好”。夫“人好”者,不用介绍,大家的口头禅就是“人心不古”,这口头禅真是口头禅,只要有人稍微碰他一下,这口头禅就会像吃了屁豆似地立刻放之。既没有经过大脑,也没有经过心脏。盖他阁下已一口咬定古人都好得顶了尖,不但不会坑他骗他,甚至当他坑了古人骗了古人的时候,古人还要温柔敦厚地向他献旗感恩。古时候的好人说起来车载斗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连孔丘先生都服帖的,莫过于唐尧帝伊祁放勋先生,他连国家元首都不干,而把宝座像烫山芋似的抛给姚重华先生。姚重华先生也是好人大学堂毕业的,在干了四十八年帝王后,又把那玩意抛给姒文命先生。然而他们还不算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许由先生,一听说有人教他当皇帝,就好像谁向他念了三字经“干你娘”,赶忙跑到亚马逊河,把耳朵洗了个干净。

  权力是有毒的,当权派当得久啦,免不了就要中毒。古时帝王,大概跟日月潭毛王爷差不多,一个部落的酋长,到了夏王朝,多少建立起来一点规范,开始有点舒服,于是姒文命先生进了棺材后,他的儿子姒启先生就硬是不肯放。这未免使酱缸蛆脸上没有光彩,只好用文字诈欺战术,硬说小民非跟着他走不可。姬发先生父子起兵叛变,把殷纣帝子受辛先生活活烧死,如果依照酱缸蛆的原则和逻辑,这种行为实在该入十八层地狱吃阎王老爷的屎,可是古人既然都是好的,而孔丘先生又在他们父子尊脸上抹了金,就不得不也靠文字诈欺战术。孟轲先生就很文艺化地说他阁下向东征时,西边的小民就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向南征时,北边的小民也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听起来真是悦耳,盖古人既都妙不可言,就索性让他妙到台风眼里吧。

  古时候的“人”既然都“好”,则古时候的人干出的“事”,像法令规章之类,自然也都好得不像话,碰都不能碰。如果胆大包天,想改它一改,就像一枪扎到酱缸蛆的屁眼里,听他号声震天吧。王安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思想家,那个纸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大力整顿,恐怕早亡了国──早亡给西夏帝国,还轮到金帝国动刀动枪?王安石先生曾说过一句冲击力很强的话曰:“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这对酱缸蛆真是个致命的一扎,所以酱缸蛆屁眼红肿之余,便把他恨入骨髓(有一点可供读者老爷参考的,凡是抨击王安石先生最烈,或对王安石先生的人格或私生活最污蔑栽赃的,用不着调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赌一块钱,他准是条大号酱缸蛆)。他阁下最后仍大败而归,实在是酱缸蛆太多,难以抵挡。

  在历史上,“祖宗家法”成了猪八戒先生的五齿耙,对任何改革,用五齿耙当头一筑,就能把人筑出脑门痈。呜呼,现在学堂里,都是学生坐着听,教习站着讲,盖学生太多,而且一天站上五六个小时,真能站成香港脚。而古时候私垫,却硬是教习坐着讲,学生站着听。这是我们这个自吹为礼义之邦的规矩,可是这规矩到了宫廷那种兽性多人性少的地方,就变了花样。却是皇帝学生孤零零一个人坐着听,大臣教习呆愣愣一个人站着讲。宋王朝时,韩维先生曾建议教习也应该坐,这请求并不过分,可是想不到喝尿分子刘邠先生马上反对。后来程颐先生也建议教习该坐上一坐(他阁下虽然也是一个酱缸蛆,却为了自私,倒也明白了一阵),闹嚷嚷了一阵,屁股仍没着落。盖这玩意是祖传的家法,动不得也。

  这只不过是屁例子,比屁还大的例子多矣多矣,中国专制政体下最后一次变法百日维新,就是毁到这五齿耙上的,嗟夫。这个五齿耙乱筑中华民族,筑了两千年之久,筑得流血抽筋,不成人形,只有出气的份,没有吸气的份。迄今为止,残余的酱缸蛆和喝尿分子,仍坚决地主张继续乱筑,有人偶尔躲一躲,就立刻大喊大叫曰:“动摇国本。”呜呼,这种国本,如果再不动摇,中华民族的生存,恐怕就要动摇。

  最大的殷鉴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当然有优秀的一面,介绍这一面的朋友太多,说的话写的书,更排山倒海,用不着我再插嘴,即令再插嘴,也不能增加优秀的重量。我们现在面对的,却是五千年从没有见过的巨变。一种崭新的西洋文明,像削铁如泥的利刃一样,横切面地拦腰砍过来。如果拒绝接受消化,只有断成两截,血枯而死。美国一些印第安人保留地和散布在各地印第安人的废墟,每一处都使我们胆战心惊。印第安人几乎全部住在保留地,所谓保留地,用不着睁眼乱瞧,仅只掐指一算,就可算出那里准是穷乡僻壤,一片荒凉。虽不能说寸草不生,但保留地的农作物,往往难度一次荒年。最糟的是距城市太远,也就是距交通线有学堂的地方太远。其实太远也没啥,多走几步路就行。问题在于,印第安人压根儿拒绝接受现代文明的西洋文明。

  现在,他们还可以在保留地马马虎虎过日子,过的是两三百年前美国西部武打片上差不多的日子。可是,不知道酋长老爷想到没有,一旦有一天(这一天不是不可能来临),美国人口急剧增加到十亿──别说十亿啦,十亿能吓死人,假如美国人口急剧增加到三亿四亿吧,第一件事,你敢跟我打赌乎哉,恐怕就是把印第安同胞驱逐出保留地,赶到落矶山区,在那里,深雪没胫,无尽荒山,他们在草原上的古老求生技能,派不上用场,最后只好全体饿死。盖那些保留地的贫瘠不毛,在现代科学技术之下,开水利、施肥料,都会变成良田。目前美国政府还不在乎,到那时候,可要非常在乎矣,美国政府绝不可能永远允许印第安人,糟蹋那些土地。这是远虑,而远虑基于近忧。前已言之,近忧是他们顽强地坚持他们那种固步自封的传统文化。举个例子说吧,直到今天,他们都不尊重法律,也不相信法律,仍继续几千年来的勇敢内斗,部落与部落间经常仇深似海,不可开交。美国政府前去干预,酋长老爷曰:“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好吧,悉听尊便,只要不妨害白人安宁,你们即令把自己人杀了个净光,都没关系,白人乐于看到天然淘汰的成果。

  ──白人对归化为美国人的落后民族,一向采取“厌而远之”的态度。对印第安人如此,对中国人也是如此。就在华盛顿机场,曾上演一场镜头。吾友海伦女士貌美如花,性烈如火,丈夫老爷麦卡菲先生,台北文化界人士对他相当熟悉,不必细表。表的是某一天,海伦女士在等飞机,站得两条玉腿发酸,看见一个空位,就走过去坐下。不久一个中国人从厕所回来,发现座位没啦,一脸不高兴,跟她身旁另一位中国人用广东话骂起大街,措辞肮脏下流,写出来准吃风化官司,姑且找一句最文明的介绍,曰:“这女人的屁股怎么不丢在你大腿上呀,偏丢在我的位置上,骚到我身上来啦。”想不到海伦女士是言语奇才,啥话都懂,她正气愤中国同胞乱占座位,更气愤中国同胞难堪的粗野。于是,一跳而起,用广东话向他们回报,教他们注意自己的教养。两位广东老乡不但不对自己的失礼道歉(注意,中国人没有道歉的文化),反而回骂起来。候机楼霎时吵成一团,华洋黑白,一齐围上来观看奇景。白脸警察闻声赶来,在一旁歪着尊脖,仔细欣赏。麦卡菲先生听到娇妻大发神威,赶忙奔来救驾,白脸警察拦住他曰:“老哥,这是他们中国人内斗,咱们千万别管。”麦卡菲先生曰:“老爷容禀,我不管不行,因为吵架的是我太太。”这则小故事可看出白人对中国人(无论你是华裔、华人、华侨),就是如此这般,跟对印第安人一样,看成化外之民。

  印第安人为啥排斥现代化的西洋文明,有人说他们始终怀恨白人的罪恶,有人说他们的民族天生僵固,没有接受新观念新事物的细胞。这两种原因都有点怪,因怀恨而拒绝接受敌人的制胜法宝,可谓其蠢如猪。因天生缺少力求上进的细胞,可谓其情堪怜。但至少有一点致命伤是明显的,可能因为生理上的缘故,印地安同胞之酗酒,似乎比台湾山地同胞,还要凶猛百倍。富兰克林先生在他的自传上,曾喟然叹曰:“酒毁灭了印第安人,但没有酒,印第安人宁愿死。”先生没有资格作深入分析,只是说明,无论啥原因,结出的果实都是一样的。我老人家在芒特玛古堡,看到印第安废墟,和他们用野草编织的箩筐,六百年后今天的成品,跟六百年前昔日的成品,色彩图案,一点没有分别,不禁老泪纵横,似乎看到,阴风四起,黑云渐布,日暮途穷,苍茫朦胧,一幕即将来临的巨大悲剧,正在死寂的气氛下进行。可能千年,也可能只几百年,当他们被逐出保留地之日,也就是这个古老民族全族覆灭之时。连上帝都救不了他们,除非赐给他们吸收现代文化的灵性。而迄今为止,上帝仍没有赐给。反而,却像《圣经?约书亚记》上所说的,决心使他们:“没有一个留下,将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

  写到这里,读者老爷一定大吃一惊曰:老头,你三天没照梨花镜,就自以为三头六臂,当起预言家啦。我可不是要当预言家,而只是联想到中国同胞,不禁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中华与印第安两大民族,虽然有许多不相同之处,却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最相同的一点是,大家都有浓厚的崇古崇祖的情绪,这情绪是浪漫的,多彩多姿,使人动容。可是却因之使我们无法面对现实,对现代化深拒固闭,对有些已经毛病百出的传统文化,仍搂在怀里,沾沾自喜。类似乎这些相同之点,都是致命之点。

  印第安朋友的传统文明,少得可悲,如果他们肯吸收现代化西洋文明,可以说易如反掌,盖房子里空空如也,只要新式沙发搬进来就功德圆满。中国人屋子里却塞满了长板凳、短板凳、高板凳、铁板凳、木板凳、带刺的板凳、滑不溜丢的板凳,如果不动心忍性,把它们扔到化粪池里,新式沙发就永远进不了大门。印第安人是个活榜样,这个可哀的红脸民族,跟西藏冈底斯山的牦牛群一样,低着头,朦胧着眼,蹒蹒跚跚,有意无意,身不由己地,一步一步,走向绝种的死亡之谷。听到他们蹒跚的脚步声,和世代的辛劳喘气,心都裂成碎片。有人说,你别杞人忧天,中国人多呀。咦,在可怕的核武器和强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下,人多可没有用。印加帝国的人口可多,如今都到哪里去啦。有人说,中国人聪明呀,聪明确实聪明,但把聪明用到抗拒改善自己品质,动不动就翻天印和窝里斗,聪明反而会被聪明所误。似乎只有自惭形秽、痛改前非的觉醒,才能躲过印第安朋友所遭的大难。

  把羞愧当荣耀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接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委托,调查大家对体罚的意见,提出报告说,百分之九十一的教习,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长,及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认为只要不造成伤害,适当的体罚是应该的。这个调查表示,开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战周瑜和黄盖一样,两情相悦,一方面愿打,一方面愿挨。“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测验学会”的联合年会上,也提出讨论,与会的若干英勇好战型的朋友,在学院派魔术名词的云雾中,要求把现代课堂,恢复成为古代刑堂。而身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林洋港先生,跟先生的命运恰恰相反,在“台湾省议会”中,现身说法,说他小时候读书,就是因为教习把他打得哭爹叫娘,他才获益良多。“国立阳明医学院”教习刘家煜先生,还要建议教育部,认为教习对学生,可以作适当的干活。

  最精彩的还是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杨淑慧女士的一篇特稿,标题是:“爱心乎?体罚乎?运用得当最为重要。只要避免学子误入歧途,教育局何须硬性规定。”文中有一段流芳千古的话,她报道曰:“据了解,台北市某著名国民中学一位男老师,他的‘教鞭’和‘教学’同样有名,上课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藤条(柏老曰:好一个大刑伺候的场景),然后和学生约法三章,每次考试距离标准成绩几分,就打几下。结果,这位老师的班级,成绩总是特别好(柏老曰:也就是升学率高)。他的大名全校响丁当(柏老曰:他如果在讲台摆上钢铡,大名丁当地恐怕能响到伦敦),学生都期望让他教(柏老曰:这得作一个科学调查才算数,不能用文学的笔法),许多毕业后的学生怀念的竟是‘排队打手心’(柏老曰:刚考上联考的老爷老奶,还可能有此一念。以后下去,恐怕不见得),足见实施体罚与否,并不重要(柏老曰:在该响丁当的教习看,恐怕是实施体罚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体罚所带来的意义。”

  这段文章是酱缸文化的特有产品,远在一○六八年宋王朝,这种产品就已经上市。当时皇帝小子上课听教习讲书,是坐着的,教习却像跟班的一样站在一旁。宰相兼皇家教习王安石先生尊师重道,建议应该也赐给教习一个座位。消息传出,酱缸立刻冒泡,大臣之一的酱缸蛆人物吕诲先生,好像谁踩了他尾巴似地嚎叫起来,提出杀气腾腾的弹劾,曰:“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和,也不知道君臣之份。”

  呜呼,古之时也,有些教习以站着伺候为荣。今之时也,有些学生以“排队打手心”为荣。记得一九一○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一个遗老爬到县衙门前,露出雪白可敬的屁股,教他的家人打了一顿板子,然后如释重负曰:“痛快痛快,久未尝到这种滋味矣。”这比打手心的涵义,就又进一层。

  百思难解的是,奴性在中国何以不能断根?中国文化中最残酷的几项传统:其中给女人缠小足、阉割男人和体罚,都已被革掉了命。教育部严禁体罚,是它所作的少数正确决定之一。想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竟面临挑战。问题是,羞辱就是羞辱,只有奴性深入脑髓的人,才会身怀绝技,把羞愤硬当作荣耀。有英勇好战型的人不足奇;有吕诲这样的人,有甘于“排队打手心”这样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危机。如果这种羞辱竟能变成荣耀,则世界上根本没有荣耀矣。被羞辱而又其乐陶陶,如果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故意打马虎眼,包藏祸心,再不然,准是天生的奴才或奴才胚。

  主张体罚的朋友,强调只要有爱心就行。呜呼,爱心,爱心,天下多少罪行,都披着爱心的美丽画皮。父母为女儿缠小脚,为了她将来好嫁人,是爱心。“君父”把小民打得皮破血流,为了“刑期无刑”,也是爱心。试问一声,教习对学生,一板子是爱心?十板子一百板子还是不是爱心?报上说,教习把学生三个耳光打出脑震荡,他同样也坚持他是出于爱心。分际如何划分?内涵又如何衡量?爱的教育中绝对没有“修理学”镜头。至于“适当”,啥叫适当?谁定标准?又用什么鉴定?“只要不造成伤害”,事实上,任何体罚都造成伤害。好比说,只要不造成伤害,就可把手伸入火炉里,这话比轮胎漏气的声音还没有意义。任何人在开揍时,都先要肌肉扭曲,目眦俱裂。而这种邪恶的神情和眼中冒出的凶光,还没有动手,就已造成伤害矣。再加上所展示的绝对权威的感情蹂躏,像教孩子自动伸手待打,那根本没有爱,只有恨──双方面互恨,因为那是一种人格上的凌辱。

  一旦学生对“排队打手心”都不在乎,羞耻心便荡然无存,体罚也失去被认为“好”的一面的意义。考试有标准答案,不合规格的就要受到暴力镇压,孩子们的自尊、灵性和最可贵的想像力,恐怕全部斫丧。至于有百分之二十九的教习,因为教育部严禁体罚,就“心灰意冷,不管教学生”。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文化人,如果不准他施展把学生打得鬼哭神号的手段,就束手无策,怠工弃守,教育部应请他们卷铺盖走路,介绍去赌场当保镖。

  先生没有力量反对百分之九十一、百分之八十五、百分之八十。但我老人家可要向那些不甘受辱的学生老爷,提个秘密建议,如果打到你头上,你虽不能起而抗暴,但你应该跟先生对侯仰民先生一样,记恨在心,来一个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有些好战分子的教习,可能发狠曰:“我就是打啦,十年后见。”对这种地头蛇,你就更应该永远不忘,给他来一个真的十年后见。

  然而,这并不是柏老的主要意思。主要的意思是,这次调查结果,愿打的跟愿挨的,所占比例竟如此之高,使人沮丧。夫教育的目的在培养人性的尊严和荣誉,而今大家居然有志一同,都醉心于摧毁人性的尊严和荣誉,可说是教育界二十世纪十大丑闻之一,说明酱缸的深而且浓,也说明我们教育畸形发展,已到了倒行逆施的地步。越想越毛骨悚然,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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