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奇案：鲁迅的“私淑弟子”，因为单身惹来牢狱之灾

民国奇案：鲁迅的“私淑弟子”，因为单身惹来牢狱之灾

文/老张在路上

鲁迅一生，在国内多所学校任教，是知名的作家、学者，鲁迅又把青年看成是未来的希望，热心培养和扶持青年。这样一来，自然就有不少弟子。在这些弟子中，有真正听过他的课堂的，还有所谓的“私淑弟子”。比如：高长虹、柔石、胡风、冯雪峰、聂绀弩、萧军、萧红、台静农、徐梵澄、唐弢、李霁野、叶紫、许广平、尚钺、韦素园、魏建功等人。

在这些学生弟子中，有些人继承了鲁迅的精神，有些人传承了鲁迅的文风，有些人成就不小，有些人结局嘘唏，他们后来虽然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对于鲁迅曾经的教诲却是难以忘怀，并终生引以为傲。

在上面所列鲁迅的学生和弟子外，另有一位著名作家，也一生自称鲁迅“私淑弟子”，宣传鲁迅精神，他就是著名作家许钦文。

许钦文（1897.7.14-1984.11.10），原名许绳尧，生于浙江山阴。

许钦文写作起步时间很早，1922年发表第一篇作品短篇小说《晕》，此后经常在《晨报》副刊发表小说和杂文，受到鲁迅的扶植与指导。

鲁迅和许钦文的交往，要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许钦文在北京半工半读的学生时代。

1917年许钦文毕业于杭州省立第五师范学校，留任母校附小教师。1920年，在五四运动思潮的冲击下，许钦文独自北漂，在北京，他一面给杂志社抄稿、校对和做一些发行的杂务工作，一面进入北京大学旁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后在同乡孙伏园帮助下，为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写稿。

1923年1月15日，孙伏园写了一封信，叫许钦文到教育部找鲁迅。从此以后，孙伏园就经常带许钦文到鲁迅家看望鲁迅，开始了他们十三年如一日的频繁的交往。

因为孙伏园的介绍，1923年前鲁迅就知道小同乡许钦文的名字。但更深的交往，是在鲁迅从八道湾搬到砖塔胡同以后。

鲁迅与周作人分裂后，急于分开住，就叫孙伏园委托许钦文的四妹许羡苏向俞芳姐妹借屋暂时寄居。

鲁迅从1923年8月2日从八道湾移居砖塔胡同到1924年5月25日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居的这近十个月里，和许钦文面谈多达23次。鲁迅关心许钦文的生活，许钦文当时生活艰苦，有时空着肚子听鲁迅讲课，听完课，鲁迅就请许钦文去茶社喝茶吃点心。有一次，鲁迅看出来许钦文大概没有吃饭，就叫来一大盘肉包子，鲁迅自己只吃了一个，其余的都让许钦文吃掉。

为了培养许钦文使之尽快扩大影响，1926年由鲁迅选校，资助的短篇小说集《故乡》出版，描写的多是浙江家乡的人情世故态，颇受好评，鲁迅先生将其列入“乡土作家”之列。

1926年8月，鲁迅接受厦门大学聘请，和许广平同时离京南下，许钦文和宋子佩帮助鲁迅搬运行李到车站，给鲁迅送行。

1927年许钦文离开北京到杭州，这年10月，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定居。因为上海到杭州不远，每年许钦文都数次到上海看望鲁迅，并给鲁迅带些杭州当地的土特产和鲁迅喜欢吃的东西。

1932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六，一条爆炸性新闻传遍全城，说名作家许钦文家里发生刘姓、陶姓两名女子被杀的离奇惨案，警察已介入调查。

一人外人眼里36岁的独身男子，家里发生青年女子一死一伤的惨剧，社会舆论一片哗然。有的说刘、陶系恋人，因一方移情别恋，另一方才起杀意。有的说是三角恋，两女为许钦文争风吃醋，最终引发血案。那么，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陶元庆）

许钦文在绍兴读书时有名同窗叫陶元庆。两人曾一起到北京谋生，同住在绍兴会馆，朝夕相处，志趣相投，友情日笃。陶元庆专攻绘画，擅长运用西洋技法表现东方情调，在画坛声名鹊起。经许钦文介绍，陶元庆结识鲁迅，曾为《彷徨》《坟》《朝花夕拾》等名著设计封面，又应邀为鲁迅画过肖像。

由于常年辛苦工作，身体虚弱的陶元庆偶感风寒，服药无效，不幸于1929年夏天去世。许钦文异常悲痛，在鲁迅等人的资助下，将挚友安葬在生前喜欢的西湖之滨，并请著名画家丰子恺题写墓碑。为保存陶元庆的画作，许钦文四处奔波，最后在石塔儿头莲花凉亭旁觅得一块地皮，负债建成“元庆纪念室”。又在旁边造三间平屋，作为自己的寓所。

因为陶元庆，许钦文和陶的妹妹陶思瑾熟识。后来陶思瑾考入林风眠任校长的西湖艺术专门学校绘画系读书，课余常到莲花凉亭许家走动，有时还在许宅留宿，和女佣同睡一室。

（陶元庆设计的鲁迅作品封面）

由于陶思瑾的关系，许钦文还认识了陶的艺专同学、湖南长沙人刘梦莹。多才多艺的刘梦莹喜爱写作，常向许钦文请教，曾有小说在许的帮助下发表。

刘梦莹陶思是无话不谈的思闺密，平时衣着互穿，钱物不分，出双入对，亲密无间。

1932年2月11日，下午4点多，许钦文带着刚从老家绍兴赶来的妹妹回到寓所，发现惊人的一幕：院子草坪上躺着两个鲜血淋淋的女子，分明就是暂住在家里的陶思瑾和刘梦莹，刘梦莹已气绝身亡，陶思瑾一息尚存。附近草坪上有断发一绺，染血的菜刀一把，皮鞋一双。

许钦文作为房主，自然与案情关系重大，警方随即将他扣留起来，送往岳坟警署。次日，他被移送到杭县（今杭州市）地方法院，等待法官讯问。

在法院看守所，主办检察官说：“你年长无妻，这样两个青年女子在你家里，瓜田李下，你总脱不了干系……剥夺你的自由一下！”说完，就将他关进看守所。

许钦文原以为自己不在凶杀现场，只因屋主关系被警方扣留，一俟讯问结束便可回家，谁知事与愿违，不仅未能马上释放，还被转入法牢，事态似乎越来越严重。按照检察官的话，自己即使没有犯事，因为没有娶妻，就该受到怀疑，这是什么逻辑。他更没有料到，从此，“无妻之累”像一条绳索将他死死捆住，在以后的很多年里让他吃尽苦头。

刘梦莹姐姐刘庆荇见许钦文已被关入看守所，便聘请律师，状告许钦文“谋财害命”。经警方侦查，案发时许钦文不在现场，有女佣、车夫、邻妇等七人作证，“害命”之说显然不成立。至于“图财”一节，警方在元庆纪念室找到刘梦莹的小皮箱，当众打开，箱内钱物完好无损，故“图财”二字也落不到许钦文的头上。

法院没有找到许钦文获罪的证据，于3月16日将羁押一个月零七天的他取保释放。

（民国女学生）

许钦文被释放的消息，引起在杭州的湖南人的强烈不满，认为许钦文身为屋主，却与命案没有干系实在不合常理。时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是湖南人，一些同乡以法院偏袒许钦文“逍遥法外”，死者是湘人为由，通过鲁涤平，用“主席转函”的方式压制法院。而刘庆荇也一定要将许钦文和陶思瑾“绳之以法”，再次起诉许钦文犯“妨害家庭”罪，声称其利用元庆纪念室诱骗意志薄弱的少女，意图乘机猥亵或奸淫。

检察官搜查到刘、陶的日记，发现两人曾缔结盟约，“为永久保持爱情，绝不与男子结婚”。虽然信誓旦旦，却互相猜忌，早已交恶。陶思瑾怀疑刘梦莹另有爱人，刘梦莹也怀疑陶思瑾移情别恋，从各自的日记中不难看出，两人的感情已渐渐走入歧途。

陶思瑾开始坚称刘梦莹是自杀而亡，经法院多次审讯，她终于招供刘为她所杀。

有刘陶二人的日记为证，陶思瑾也承认行凶，案件本已基本弄清。但不管如何辩护，“主席转函”就是命令，法院岂敢不听，于是法官装模作样地经过几次审讯，以“意图奸淫和诱骗未满20岁之女子脱离享有亲权之人”的罪名，判处许钦文有期徒刑一年。陶思瑾杀人证据确凿，被判处无期徒刑。

刘庆荇认为罪重刑轻，陶思瑾觉得量刑过重，许钦文更认为何罪之有。三人都不服判决，向浙江高等法院提起上诉。不久，高等法院作出判决，改判许钦文有期徒刑两年，陶思瑾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许钦文和陶思瑾均不服，又上诉至南京最高法院。因为这个过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许钦文暂得以保释出狱。

1933年8月16日，许钦文按照杭州地方法院重审“妨害家庭”案的通知，一大早赶去等候宣判。法庭上，照例问明姓名、年龄、籍贯后，法官宣布许钦文“妨碍家庭”案证据不足，罪名不成立。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并没有被当庭释放，因为法官又宣布：“本案侦查已经完毕，为有逃亡及勾串共犯或证人之虞，把你羁押起来。”罪名是“窝藏共党”和“组织共党”。

原来，死去的刘梦莹是共青团员，侦查人员在她的皮箱中发现了团证。皮箱是寄存在许家的，人也是死在许家的，这便成了许钦文“窝藏”共产党的“罪证”。

（当年的报道）

入狱一个多月后，法院审理认为许钦文“组织团体”罪不成立，但仍认定“窝藏共党”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家里人急坏了，父亲又气又急，一病不起，很快抱恨而逝。许钦文得此噩耗，悲痛万分，暗自决定绝食三天，以抗议黑暗世道对自己的不公。

鲁迅一直关注着许钦文的遭遇，他一开始就不相信许钦文会“谋财害命”，给时任浙江监狱典狱长的陶书臣写信，要陶书臣公正办理。陶书臣是鲁迅同乡，辛亥元老陶成章的后代，在北京时和鲁迅就认识，很尊重鲁迅。所以许钦文“谋财害命”得以昭雪，并被释放出狱。

鲁迅为许钦文无罪释放而暗自庆幸，后来又从报上得知许钦文再次被捕入狱，鲁迅决定托人保释。他本想通过蔡元培营救，但蔡氏正在生病。他就写信给好友许寿裳，让其转请陈仪营救。他在信中说：“钦文一事已了，而另一事又发生，似有仇家，必欲苦之而后快者，新闻上纪事简略，殊难知其内情，真是无法。蔡公生病，不能相渎，但未知公侠（陈仪字公侠）有法可想否？”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鲁迅的焦急程度。因陈仪在军队任职，不能出面担保，鲁迅还是通过蔡元培打招呼，将许钦文保释出狱，改判一年徒刑，缓期两年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