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这年四海升平，纵有局部的骚动却也无关宏旨。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关于《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评述，我实在想不出比原文第一章开篇的上述一段话更好的开头，我们不妨做下修改，也用作本篇文章的开篇。
1587年并不是有轰轰烈烈的战事或者大刀阔斧的改革的一年，然而《万历十五年》的作者美籍华人黄仁宇，却在对社会长远的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的观察之后，对这一年展开了非常精彩的论述。
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略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上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黄仁宇凭借着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若干大事的起点。我们不妨称这种洞察力为“大历史观”，用黄仁宇自己的话说，它来源于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康德。
左：黄仁宇 中：李约瑟
我只完整读过黄仁宇的两部专著，一部是其自传《黄河青山》，另一部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本书《万历十五年》。从我高二开始接触，到现在写这篇文章，我完整的读了四遍。每一次通读感受都大不一样，可以说黄仁宇用极精辟的若干见解，写出了一个对读者来说极有弹性的万历十五年。
对于这种由于阅历而产生的弹性，我们不妨穿插于以下的介绍中。这部关于明朝皇帝、大臣、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等方面的著作。我们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来片面的讲述：
申时行
以前我读这本书是为张居正，读到最后我才发现书中我最喜欢的是申时行。
申时行
为什么我要将申时行单独拿出来作一个部分，因为申时行是明朝官场与制度的一个看透者。对申时行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明王朝运行的部分规则。也可以看出今后若干大事今后的成因。我们可以从书中的一句话说起：
身为首席大学士、经筵监督者，申时行有责任使全部程序和谐地演出。
申时行并不是一个有明显功绩的首辅，用其同僚的话讲，其政绩就如一张白纸。然而申时行的政绩恰恰就在于一张白纸。因为申时行看出了本朝治理天下的凭借，明白了文官集团与皇帝的关系，懂得了和谐演出的重要性。
本朝以“礼”治理天下，而根源不是依靠所谓的法律或者政治来进行管理，孔孟的思想是其核心，更是其统治的根本。朝廷的各种祭祀礼仪是为了巩固这种道德信念，这种信念不仅可以教化百姓，更可以使文官集团和谐同心、认真办事。或者说全体臣民要相信一种象征，但是这种象征又不同于宗教。
而申时行的任务，或者说首辅的使命，就是通过维持这种象征来维护国家与百姓、天子与大臣的关系。因为文官集团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早已经与皇权相互制约，所以能在朝廷上骂皇帝的事件也只有在此时的明朝能够发生。
海瑞
所以申时行成了和事佬，其实他不是好好先生，他只是想消除官员之间的矛盾而使国家正常运作。他在对皇帝的问题上被指为没有原则、八面玲珑。但是有了前任张居正的前车之鉴，有了对此时朝局的认识，他知道不能再发生动荡。原文有一个极有意思的比喻：
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懂得为臣之道。如果皇帝说他的问题在脚痒，首席大学士就一定要相信这问题在脚痒。
朝廷或者首辅最大的任务是使文官之间、文官与皇帝之间相互信赖，并在他们的共同习惯（孔孟之道）上，使政策顺利实行。
因为这个庞大的群体——文官，已经牢牢成为本朝政治、经济的核心。所以申时行在文官之间要保持足够的诚意，以便于体制的安定。
但是当问题足够尖锐，申时行不得不站出来的时候，太傅兼太子太师左柱国中极殿大学士申时行也就不能为时势所容忍了。
万历十五年，是万历朝皇储问题的开始，最后内阁首辅申时行在立储的风口浪尖上辞职回家了。明朝也在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官员无声的对抗中，开始由盛转衰了。
万历皇帝
文官政治
朝廷所有的冲突，无一不起于文官集团的矛盾。
文官集团可以说是贯穿于本书始终，从万历皇帝的家庭问题，到戚继光的军事行动，甚至到李贽的身死，都与文官有着直接关系。
上文已经说过，本朝在根本上依靠道德治理国家，而学习孔孟之道的文官们更是这种责任的直接负责人。
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
所以，明朝的政事在于体制的安定，而体制的安定在于文官的和谐。张居正死后倒台的原因就在于他彻底凌驾于文官之上，不肯对文官政治做必要的让步。
张居正
比如书中所提到的官员贪污的问题。任何一个读明史的人，都应该对明朝的贪污有着与其他朝代所不同的认识。本朝官员俸禄极低，所以在文官之间送礼受贿成了风俗与习惯。
而张居正的改革打破了官员们这一点似是而非的不法收入，但其自己的生活却极其奢华。张居正的赋税改革极有可能成为明朝的伟大创举，但也在其身死之后不了了之，不是其做法不对，而是其不能为文官集团所容忍。
后来海瑞被无情的弹劾，也是因为他的做法失去了文官们的普遍同情。
所以能够为张居正打抱不平的，也就只有李贽这种人了。但是我们却没必要对文官们大加指责，因为明朝的文官是一向以维护平衡作为本朝的立身之本。他们个人一定会有私欲，但是如果他们都信仰孔孟之道，在整体上肯定礼仪教化，千千万万的百姓也遵守这种道德，这个根本上的农业国家，还是能稳定发展的。
所以当李贽对孔孟发起攻击的时候，也就注定只能写下“七十老翁何所求”的诗句，而自杀于狱中了。
李贽
经济制度
按理说，户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应该统筹全局，但实际上却类同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个机关和各个地方政府的出纳。
明朝财政制度的缺陷，不宜长篇大论，所以我们可以从书中几个细节来窥探这个庞大帝国建立之初的暗伤。
如戚继光军队的粮饷补给，竟然来源于政府的侧面供应，而不是户部的统筹规划。各个地方的政府把规定的数额交给军事单位，一个卫所竟然接收到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与饷银，这种补给的调配方式对作战的影响自然巨大，不是每个府县都有能力交齐，时间上更是千差万别。
戚继光
再比如张居正的功业，对财政制度的改革，竟在短时间内是太仓银多了四百多万，这不能不反应出之前制度的低能。
但是这种制度的产生，也和这个以礼立国的农业国家有莫大的关系。《明史》中有关于太祖治国的描述：
祖干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是书。”太祖令剖陈其义，祖干谓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
所以黄仁宇在书中一直强调这样一种观点：
我们的帝国是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也自然谈不上经济制度上的统筹。
万历十五年
我们不在做具体的分析，万历十五年是表面平淡的一年，而大风即将起于青萍之末。我们应该举1587年的几件事。
1587年阳历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
1587年万历朝“上下否隔”的状态终于恶化了。
1587年丁亥，亦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
1588年1月17日一代名将戚继光在阳历这天离开了人间，按照阴历计算，为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将星西陨之际，我们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
1587年后一年，一个叫李贽的思想家终于决定剃度为僧。
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这位酋长并非别人，据当日记录称，他名叫努尔哈赤。若干年之后，他的庙号则为清太祖。
孟森曾在明史的讲义中说：
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学术性与阅读性都极高历史佳作，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它甚至被当做历史写作的标本。扬联陞曾说过——无论是作为历史著作，还是文学作品，这本书都是佳作。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本书即将结尾的时候，黄仁宇用极平静的语调说出了这么一段话。每当我读到这里也总是唏嘘不已。
黄仁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