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以“受了快要两年的教训的小学生”的身份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值得注意的是，许广平写信的目的不是向鲁迅请教文学问题，而是想与鲁迅探讨人生问题、现实问题。用许广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按抑不住，所以向先生陈诉。

这可以说是鲁迅与许广平之情的起点，令他们初次“交往”的则是当时女师大的校长杨荫榆。因此，小新将杨荫榆称为“媒人”。

杨荫榆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还是中国首位大学女校长。“女校长治女校”，按理说应当会比较受学生欢迎。但是杨荫榆虽然受过西方现代教育，但她的思想却比较传统，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再加上她的前任校长许寿裳是被学生赶下台的，所以她非常在意校长的权威。

1924年女师大开学之时，有部分学生受江浙战争影响没能按时返校，杨荫榆便开除了国文系3名平时对她有不满言论的学生。但哲学系预科有两名学生同样未能按时返校，却未受到相同惩罚。于是，国文系学生为不公提出抗议，女师大风潮由此爆发。校自治会成员要求杨收回成命，但却反遭辱骂。第二年1月18日，女师大学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杨荫榆为女师大校长，并称这一运动为“驱羊（杨）运动”。

年轻时的杨荫榆

但是，“驱羊（杨）运动”进展得并不顺利，杨荫榆一边强力打压反对者，一边又收买反对者。因此，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中这样写道：做女校长的，如果确有干才，有卓见，有成绩，原不妨公开的布告的，然而是“昏夜乞怜”，丑态百出，啧啧在人耳口。

许广平给鲁迅写这封信，其实不单是为了向鲁迅请教问题，还有意拉拢鲁迅支持自己反对杨荫榆。为此，许广平甚至用了激将法。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先生，你自然是只要放下书包，洁身远引，就可以“立地成佛”的。然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丝丝的烟叶的时候，可也想到有在虿盆中展转待拔的人们么？他自信是一个刚率的人，他也更相信先生是比他更刚率十二万分的人，因为有这点点小同，他对于先生是尽量地直言的，是希望先生不以时地为限，加以指示教导的。先生，你可允许他么？

年轻时的许广平

鲁迅是非常冷静的人，他知道当时的形势非常复杂，冲突的任何一方都很可能会被坐收渔利者利用。因此，鲁迅在回信中说“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之后，许广平还给鲁迅写了很多封信，但鲁迅的态度都较为克制。

直到1925年5月7日，杨荫榆布置了一个讲演会，请校外名人讲演，想借此巩固她的校长地位；若学生有反对举动，则以国耻纪念日不守秩序的罪名给以惩罚。当日上午讲演会举行时，学生自治会职员劝其退席。五月九日，杨荫榆恼羞成怒，以“破坏国耻纪念”为名，开除学生自治会成员刘和珍、许广平等6人。

鲁迅知道这个事情后，在《忽然想到( 七) 》中痛斥杨荫榆依靠校长的权势压迫学生，他还向学生们保证一定会起而反抗。从此，鲁迅正式和许广平等学生站在了一起。之后，鲁迅以周树人本名，联合与钱玄同、周作人等7人共同签署《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为许广平等被开除的6人打抱不平。

鲁迅

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迫于社会舆论压力，杨荫榆被迫于1925年8月辞职回到老家。鲁迅在《寡妇主义》中还颇有“痛打落水狗”之意地称杨荫榆为“寡妇主义”：

这里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她们即以曾受新教育，曾往国外留学，同是女性等好招牌，起而代之。社会上也因为她们并不与任何男性相关，又无儿女系累，可以专心于神圣的事业，便漫然加以信托。但从此而青年女子之遭灾，就远在于往日在道学先生治下之上了。（杨荫榆的婚姻非常不幸，不到18岁时嫁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婚后，她坚决不从，把丈夫的脸抓破，并和婆家彻底断了关系，终身未嫁。）

回到老家之后，杨荫榆先后任教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东吴大学任教，但都因为名声太坏，特别不受学生待见，被迫辞职。无奈之下，杨荫榆创办女子补习学校，潜心教育不问世事。

杨荫榆画像

1937年日军攻占苏州后，曾要杨荫榆出任伪职，遭到她严词拒绝。不仅如此，杨荫榆还多次抗议日军的暴行。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杨荫榆家里去。不幸的是，这为杨荫榆招来了杀身之祸。

1938年1月1日，两名日军以司令部传见为借口，把杨荫榆诱出家门，行至盘门外吴门桥突然开枪击杨荫榆，并抛入河中，因见杨荫榆晃动手臂，又开数枪将其射杀。对于杨荫榆的后事，杨绛曾这样回忆道：

邻近为她造房子的一个木工把水里捞出来的遗体入殓。棺木太薄，不管用，家属领尸的时候，已不能更换棺材，也没有现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赶紧在棺外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促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