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肩负起拯救文化的责任，而那些浸染了文化痼疾的病态知识分子也必须被拯救。
——题记
1923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用“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一语评价《儒林外史》。
24年后，钱钟书的《围城》一经发表，就震惊了当时文坛。读者们纷纷把它视为现代版的《儒林外史》——一部“机锋所向，尤在士林”的讽世之书。
《围城》于此，的确多有传承。
钱钟书以其融贯中西的渊博学识，以及对留学生活亲历亲见的洞若观火，以他特有的方式对“新儒林”——病态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人性弱点做了无情的剖析和辛辣的讽刺，表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
他老辣深刻地写出了“新儒林”的可笑可鄙、可恶可憎，以期通过探寻那些病态知识分子荒芜的精神家园，重建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价值观。
01 在情场与名利场中，“新儒林”的迷失沉沦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以留学生群体为主人公的小说有很多，许多作品都把他们作为国家和自身命运的精神探索道路上的启蒙者，在主题上或是检讨弱国子民的自卑与屈辱心理；或是批判崇洋媚外的洋奴意识。
钱钟书则不同，他以独特的知识分子价值观，用极具穿透力的目光凝视着“新儒林”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洞悉到了他们的病态。
钱钟书与杨绛
在新与旧、中与西文化广泛而深刻的激荡交汇中，方鸿渐不新不旧、亦土亦洋；他既不是学业有成，矢志报国；也无力融汇“夷夏之长”，未曾想以留学镀金为资本，进入仕途，只打算利用“半桶水”的学识谋生立足。
他一头扎进情场与名利场的“围城”，又逃出来，再冲进去，再逃出来，辗转周折。
在情场上，方鸿渐先后与四位女子扳缠不清，终落得个阔小姐不想要，意中人得不到，节节败退的结局。
归国的船上，他轻浮地与鲍小姐苟且厮混，感到受了玩弄，始觉“女人的可怕”，但错愕之余以“精神胜利法”治愈创伤，求得心理平衡。
在上海，又与苏文纨进行着“她进我退”的尴尬累人的情爱；虽与唐晓芙情投意合，但由于苏小姐求爱不成的离间报复，唐小姐顿生误会，方鸿渐冒雨落荒而去。
《围城》同名电视剧照
最后在南行途中和三闾大学，不知不觉掉入外表柔顺却富于心计的孙柔嘉的爱情陷阱，进入“围城”。
在名利场，方鸿渐也备受倾轧与暗算，落得个走投无路，疏离人群，陷入困窘的结局。
一进三闾大学就挨了一记“闷棍”，谈好的教授待遇变成了副教授；“半桶水”的学识却要摆名教授的谱，听课的学生日见寥落；最后以思想问题遭到辞退。
他不愿同流合污又难以洁身自好，不想欺世盗名却一再弄虚作假，载浮载沉，他没作恶的胆量，也无为善的思想，虽有些小聪明却一事无成，看破世事却无力自拔，表面雄辩机敏内里却懦弱无能。
在事业上也没有安身立命之所，迂阔空疏，清谈误己，到头来失了体面，丢了教职，一筹莫展，连身心都不知投寄何方。
除主人公方鸿渐外，那些混迹谋生于“新儒林”的病态知识分子，个个精彩纷呈。
“才女”苏小姐，矜持偏狭，尖酸刻薄，虚荣矫情，嫁给俗物“诗人”曹元朗后，热衷于做投机生意，大发国难财，变得华贵而庸鄙，堂堂文学博士何至于此。
《围城》同名电视剧照
褚慎明、韩学愈更是一丘之貉，以先师名家相标榜，是典型的崇洋媚外者和学界方士，行骗有术。
李梅亭则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纯属用西服领带装扮起来的20世纪封建余孽中的时髦人物，单就其名字——印在名片上的花体英文字“professor may din Lea”就足见一斑。
其他人物如以办教育为进身之阶、内心肮脏的高松年校长；整天搬弄是非招摇撞骗的陆子潇；趋炎附势、廉寡鲜耻的顾尔谦，他们着墨不多，却无不立体传神。
这熙熙攘攘的众生相，让我们认识到，那些所谓的名教授、大慈善家、大官、大诗人、大实业家的幕后都是些什么嘴脸，而这样的人们居然就是当时社会上层的精英知识分子，这简直是让人胆寒。
钱钟书寄沉痛于幽默，以嘲讽之笔达忧患之情，难怪他在《围城》序言中说，这是一部“忧时伤生”的作品。
02 钱钟书写“新儒林”可笑可鄙的众生相，意义何在？
《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处在新旧文化冲突与中西文化碰撞的夹缝之中，漠视了时代责任，没有肩负起应有的文化使命，他们再也不是“五四”时期那些新知识的传播者和新观念的启蒙者了：
他们是个人生存处境艰难、群体精神财富贫乏的动荡年代的畸形儿。
钱钟书精心描绘这批“新儒林”精神溃败的图景，正是因为深刻地认识到了要改造社会，必先造就新一代的有担当的、健全的中国知识分子。
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肩负起文化拯救的责任，而那些浸染了文化痼疾的病态知识分子也必须被拯救。
《围城》同名电视剧照
钱钟书不仅看到了传统文化的顽疾，也看到了西方文化侵入的弊端。
比如，方鸿渐的父亲，前清举人方遯翁强烈抵制西方文化，面包、牛奶这些牵涉到西方文化的东西都予以拒绝。而且还以传统的封建礼教为儿女的终身大事做主，为方鸿渐定下从未见面的妻子，他所表现出的一切无不是与西方文明所追求的自由、平等这些观念相敌对，极力维护着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
另外，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使得中国新旧文化的冲突日益明显，一类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之间摇摆不定，极易出现自卑心理，产生崇洋媚外的精神状态。
董斜川就是此类代表，他穿西装，打领带，出入现代的饭馆，而且还做过驻外的军事参赞，本应该对于西方的文明有着深入的体会和理解，然而却开口“同光”，闭口“石遗”。他虽然包裹着西方文化的外衣，封建思维却是侵入骨髓，分明一位清朝遗少。
《围城》同名电视剧照
董斜川在中西文化之间摇摆不定，方遯翁则是固执地维护着传统文化的威严，他们在时代发展中认不清方向，不明趋势又如何能够担负起作为知识分子应该肩负起拯救文化的责任呢？
通过塑造这些“反面典型”的病态知识分子形象，钱钟书在冷嘲热讽中剖析他们的精神困境，挖掘出他们身上的心理毒瘤，引导同时期及后来的作家用新的角度审视观察知识分子，启发他们用别样的视角审视中国社会形态和社会大众。
透过这些病态知识分子，读者可以看到时代变迁、转型中导致的知识分子人格退化、演变的趋势；看到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处境以及他们逐步告别传统中的自己，逐渐蜕变的过程。
这不但赋予了《围城》这部作品以深刻的社会意义，更使得其成为不朽之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进步和启迪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