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白鹿原》一书中，有两段故事都涉及到了劳动技能承传的问题，一个鹿马勺学厨，另一位则是芒儿学车木匠。鹿马勺通过忍负重，受尽勺头的虐待，终于把厨艺学到手，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终快意恩仇。而芒儿学车木匠，则是通过自己天赋和努力也成为了一名天才的车木匠，但却被二师兄陷害，所学的一身本领无用武之地，出家当了和尚，最终当了土匪头头。

从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窥探到中国自古手艺传承过程中，民间师徒制所起的作用和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不遵循师徒制行事的授业方式，产生的后果其实是很严重的。即使咱们今天再看赵本山、郭德纲等大师在收徒弟时，其实还是根据传统的师徒制进行操作。他们为什么需要这么操作呢？传统的师徒制一直演化了这么多年，一直还存在，肯定有存在的道理。

什么是师徒制呢？

关于师徒制

所谓师徒制，是一种在实际劳动或表演过程中，以口传身授为主要形式的技能传授方式，其特点是寓技能学习于实际生产劳动之中，通过完成工作任务获得技能经验，因而它是一种内部技能形成方式。师徒制作为一种技能形成方式，对传统工艺、劳动技能和艺术的传承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从传授过程的微观层面来说，师徒制对于消除技能传承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维持一定的秩序起显著的作用。不然，早就失传了。在传统手工业或手工作坊式生产中，应对劳动和表演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基本上依赖于技工、工匠和艺人在现场的技能经验。所谓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有技术的工作与表演一样都是如此。

在传统社会，无论是工匠、艺人是社会分工产生的专门从事手工业的社会职业阶层。工匠技能源自劳动过程中长期的经验积累。从某种角度上来看，构成工匠、艺技基础的知识类型是一种“隐性知识”。隐性知识具有难以表达的模糊性和内嵌性等特点，所以工匠、艺术技能知识通常难以科学化为“标准文本知识”加以传播，它的传授常依赖于实践过程中的言传身教。无论是《白鹿原》书中的车木匠、鹿马勺的厨艺，学到手的程度如何，完全依赖于个人天赋、努力和师父毫无保守的示范。

因而，在民间工匠、艺术传统的技能结构体系中，师徒制是主要的技能形成方式，也是工匠、技术类工种持续保持和解决，在学习、实践过程中不确定性能力的根本解决方法。

师徒制技能传承过程中不定因素

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教会徒弟，饿死师父”这样的说法。因此才有：

芒儿打制车轴的成功造成了师傅的恐惧，他悲哀地说：“我后悔收了你这个徒弟。”芒儿能听出来话味儿，师傅害怕他学成回去也开一爿车店，自家的独门生意就做不成了。

而勺头干脆就不让鹿马勺观摩自己施展厨艺的过程：

他咋也不明白烧火拉风箱为啥不准抬头扬脸？还以为是炊饮熟食行道的规矩，于是终于记住了就只顾闷住头烧火，在炉头喊了“熄火”的间隙里仍然低垂着脑袋。

这倒不是说师父的人品、胸怀如何，而是在生存的社会里，教会一个徒弟，意味着为自己培养一个竞争对手，这显然不是这些工匠、艺人所到愿意看到的。因为如此，在社会上应运产生了师徒制的不成文的行规或者说

潜规则。 两个因素克服了技能传授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性的：

一是师徒制的宗法性。由于产业层面上的竞争，为了防止生产工序中的核心知识流失，工匠传统中的师徒技能传承通常是内嵌在血缘、亲缘等社会关系之中的，甚至有“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技能形成规则。

《儒效》中记计载的“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 《国语·齐语》“夫是，工之子恒为工”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基于生存法则，形成这样的规则也是情理之中，是完全可以理解。

二是师徒技能传承的低效性。这一方面是由于传统手工产业中工匠技能知识在传播教授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因为师徒间技能形成使受训工人的数量受到限制。所以，尽管师徒制这种技能形成方式意在保护师父的“隐性知识”，但客观上制约了劳动规模扩大及劳动效率提升。

也因为如此，芒娃第一年在木匠店里，只是充当了佣人的角色，给师傅师母晚上提夜壶，早晨倒尿壶，扫地挑水，递烟盘抱娃娃，烧火洗锅诸种杂事一齐包揽，二年里连斧子刨子凿子的把儿也没摸过。

这就是典型的降低技能传承的低效性和制约劳动效率。

师徒制也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技能形成方式

技能形成方式可以划分为外部技能形成与内部技能形成两种类型。划分技能形成类型的标准不是根据技能学习地点而定的，而是根据技工劳动力市场，及其雇主需求类型而定的。对于师徒制而言，它虽然是一种内部技能形成方式，但在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下，师徒制在具有雇主委托培养或定向培训等内部技能形成方式属性的同时，还具有自己特有的经济社会属性。围绕师徒制展开的技能形成不但是一种技能学得行为，而且还是一种涉及劳工雇佣、行会宗法乃至社会阶层流动的经济社会行为。

首先，师徒制在技能传授实践中形成了较强的经济关联度。在传统师徒制中，这种经济关联度大多直接在师徒之间达成——师傅通过传授徒弟技能交换徒弟的无偿或廉价劳动服务。

芒儿说：“行啊！等出师了后，我给你再干一年不要工钱。”师傅就用脚踢着一根菀枣木轴坯：“打好了的话，明日起给你算工价。”

牵涉到三个利益主体——雇主、技工师傅（工匠）以及学徒工，也有可能雇主主和技工师傅是同一主体。对于雇主而言，其考虑的是投资师徒制培训的成本—收益之间的对比。在雇主与师徒制的经济关联度中，西方技能形成理论中的可信承诺与集体行动困境是决定工厂主是否选择师徒制技能形成方式的关键变量。对于技工师傅而言，由于师傅技工也是雇佣劳工，因此师徒之间除了传统的经济利益交换关系外，还存在着谋生岗位之间的竞争关系。在这种经济关联度中，只有创设一种激励机制保护技工师傅的劳动安全与权威地位，才能为师徒制技能传承的有效性提供制度保障。

一直以来，师徒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带有较强的宗法家长制色彩。师徒制的宗法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一是师徒制在技能传授实践过程中，师徒之间除了利益交换的劳资关系外，还有生活依附关系。
二是对于师父而言，徒弟虽是雇工，但在社会关系层级中，属于师门内部的自己人，即核心圈子内的人。
三是师徒关系的达成多是基于乡缘或地缘。

虽然一直以来师徒制之间都存在师徒不成文契约，属于一种不成文合同管理，但这种制度化（或者合同化）管理方式通常需要中间熟人做担保和介绍方能达成，是嵌入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这种宗法性既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制度下的产物，也是师徒制技能传承质量的有效保证。

最后，师徒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既与产业属性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在中国传统的“重道轻艺”、“重农抑商”社会土壤之中成长起来的。 “重道轻艺”的社会传统使社会精英群体不愿意从事属于“下等阶级”的工商行业。但凡精英阶层的人员都是通过读书、科举去从政或金融活动。因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师徒制里的学徒工大多数来自底层社会的贫困群体，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农村。这一方面导致学徒工在劳动力价格上是低廉的，另一方面也使学徒工社会群体在师徒制中更加驯服且易于管理。

芒儿是关中西府人，他的那个名叫郑家村的村庄就在周原的原坡根下。他在二十四节气的芒种那天出生所以取名叫芒儿，从所取的名字来看非常土，如同什么“狗剩”、“狗蛋”之类的名字，所以他的家庭一定不是什么书香门第或殷实之家。

鹿马勺就更不用说了，都已经沦落到要饭的地步，兄弟三个有两个都出门给财主当长工去了，刚刚十五六岁的老三是靠吃百家饭长大的。

对于保护师徒制各方利益而言，西方的行会组织通过行规限制同行竞争处理得比较好，主要体现为如下几点： （1）制定严格的劳动用工制度，规定统一的劳动力价格; （2）师徒技能形成的制度化，行会组织对师徒制的学徒条件、费用、数量以及培养年限等均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3）严厉惩罚违反师徒制行规的行为。这种惩罚规定涉及三方，即技工师傅（或业主）、学徒以及雇方。其中对同行违规雇请行为的处罚尤其严厉，“倘徒三年未满，别店不得雇请，如违店主处罚，徒永革逐”。

通过这些因素尽量降低师徒制给各方带来的风险。现在德云社、刘老根舞台就是在执行这样的规则，当然这样的规则只能说是降低，也不能完避免事情的发生，德云社还是出现了何云伟、曹云金与师父反目的事情，但如果不执行这样的规则，那是一定会出更多的事。

《白鹿原》炉头、与二师兄的结局是自己不遵守师徒制，选择不当的处理方式造成的

如果说芒儿依靠自己的天份和努力把技能学到手，而引起了二师兄的嫉妒，原本在传统的师徒制中，师兄弟们也是属于竞争对手，正常的情况下，师兄弟之间属于平级的关系，竞争是必然的，各自只能通过努力学习、观摩体验增强自己的技能。而这里的的二师兄却选择了种非常卑劣的手段来陷害芒儿，最终自食其果。而鹿马勺的师父则更加自作孽，他完全可以用一种正确选择：正式收鹿马勺为徒弟，因为中国还有一种文化：“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可以君子协定或白纸黑字写明，徒弟出师之后需要尽什么义务。这样达成双赢的地步，也许有人会说：“万一徒弟不兑现承诺，那不是白忙了”。是的遇到这种情况，也只能认了，所以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为什么一再强调“德”。就是德行上的修养，其实多数是上行下效的，所以我们看《天龙八部》时，丁春秋的徒弟为什么都是那样的德行？炉头在这一步走偏了，他使在鹿马勺身上的龌龊行为，全被还了回来。

本来，炉头根本就没有打算把技术传授去鹿马勺，所以想出那些损招： 一、骂鹿马勺一句不许恼、二、抽鹿马勺不许还手，第三点太龌龊，都不好意思写出来，意在让鹿马勺知难而退。而且是等前一招玩腻了后，才提出下一招。只是没曾想到，鹿马勺比勾践还能忍，整整花了五年的时间把技术学到手，五年后，鹿马勺学成了一个真正的炉头，技艺已经超过了老炉头。并且获得了“天下第一勺”的荣荣誉。而鹿马勺则毫不客气的用炉头对付自己的方式，让炉头自己一一拣了回去，最死在自己想出来的第三招上。也真是应验了因果报应的说法，他的死一点都不值得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