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灯诗话按：王士强先生连续对当今诗歌做一系列的主题批判，敢于揭盖子，挤脓包，是可喜的现象。此次刊发三篇文章，他对小圈子化、反道德化、泛口语化这三类现象进行逐一剖解，读读看。
王士强，1979年生，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与评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诗探索》特约编辑。出版《烛火与星光》《消费时代的诗意与自由——新世纪诗歌勘察》等。曾获“中国当代诗歌奖”批评奖、“澄迈·诗探索奖”理论批评奖等。
当今诗歌写作批判——泛口语化
王士强
“泛口语化”指的是口语诗歌的泛化，当今的很多诗歌成为日常语言的复制、摹写，形同大白话、白开水，毫无新意可言，更有甚者完全成为无意义的叨叨絮语和流水记录，这样的“口水诗”和“废话诗”泛滥造成了诗与非诗的边界几近完全消失。泛口语诗歌其形式趋于简单、用词趋于简易、内容趋于直白，使得诗歌成为一种无难度、可复制、毫无“技术含量”的“操作”，基本没有人文含量和精神意义，而只是一种日常行为，或词语消费。
泛口语化诗歌近年最典型的现象应该是几年前的“梨花体”事件，关于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委有数种互相龃龉的说法，此处不再进行探究，应该看到的是，“梨花体”诗歌的出现是对“梨花体”诗歌本身的反动，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对于那种无意义、白话式的口水话诗歌的不满、嘲讽才出现了如此大规模对之的戏仿、模拟，这可以看做是外部力量介入诗歌界而进行的一次“矫正”，是对诗歌写作误入歧途而进行的一次强制性“纠偏”。“梨花体”诗歌是泛口语写作的一次“恶性发作”，它暴露出了当今诗歌无难度、过于随意、缺乏自律等的问题。
与前述“伪学院派”对于诗歌语言的“复杂化”处理不同，“泛口语化”诗歌几乎是在完全相反的维度上进行的，它对诗歌语言进行的是“简单化”处理，这两者其实都走入了误区，本质上都属于“玩”语言，诗歌成为一种语言游戏，都同样面临能指剩余、所指悬搁的问题。同时，泛口语化也与中国社会近年以来的世俗化、消费化转型有密切关系，口语化本来是新诗发展中一种重要的历史动力，为新诗注入了新鲜而自由的活力，提供了新诗发展的丰富可能。但现在的泛口语化则走入了一个误区，它使得诗歌降低到了家常日用的水平，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消费、娱乐的对象，诗歌在向流行文化、时尚文化靠拢、看齐，其价值批判立场与人文属性已消失殆尽。
我们看到，泛口语化与诗歌的娱乐化、游戏化也不无关系，口语为诗歌提供了更多娱乐和消费的可能，很多的诗歌成为一次性消费的“段子”，包含一点小聪明，小机巧，柔顺光滑，无伤大雅，不痛不痒，这种写作虽然不见得有大的“危害”，但终究过于轻巧、轻飘，包含太多“水分”，缺乏“干货”，回避了真正的人生与艺术的问题。这涉及到一个娱乐化时代“诗歌何为”的问题，在“娱乐至死”的社会氛围中，诗歌是“与民同乐”还是冷眼旁观，持批判与反对立场？它应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周遭的一切？虽然，诗歌不必一脸严肃、满身痛苦地纠结于人类终极、人生命运等的命题，但是它如果与流行文化勾肩搭背，与大众文化合而为一，那是否就是它应该在的位置，它是否就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呢？
口语诗歌并非不要难度，恰相反，它是一种难度更高的写作，因为它需要在“常见”、“共性”的语言形式下写出“新意”、“个性”和“诗意”。当今大量的泛口语诗歌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它显示的不是繁荣和创造，而是初级、庸常和浮躁。诗评家陈仲义针对当今诗歌“分行的说话和说话的分行”的趋向指出：“遗憾的是，废话写作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甄别，反而伴随网络的便捷，泛滥起来。包括许多成名诗人在内，过分强调所谓的原生态、无技巧，现象学、过分强调呈现就是一切，使得不加任何努力的‘说话’，成为普遍‘诗意’。”他认为：“对诗歌写作难度、诗歌本质的呵护、是与诗歌精神立场的持守、诗歌主体性的要求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与克服写作中各种困难达成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于这样无底洞般的横亘在眼前的写作难度，唯一的办法是高度正视，跨越它，而不是轻巧地绕过它。”（陈仲义：《网络诗写：无难度“切诊”——批评“说话的分行和分行的说话”》，《南方文坛》2009年第3期）泛口语写作显然是对于诗歌精神立场、语言意识和“难度”要求的一种偏离，只有从泛口语的泥淖中脱身出来，口语诗歌才可能得以更为健康的发展。
所以，当今诗歌表面的多元、繁荣、创造、自由，很大程度上包含有假性的成分，是一种假象。当前的诗歌当然有正面的因素，有真正的创造，有对于自由的追求，但其中也包含了重重，并且堪称严重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可能对诗歌本身造成莫大的伤害。本文虽然主要是谈当今诗歌负面的、否定性的“问题”，但其目的恰恰是在正面、建设，是希冀其更为健康有序的发展、更为精进勇猛的创造、更具活力和想象力的自由。
当今诗歌写作批判——反道德化
王士强
当今诗歌另一个问题是反道德化。“崇低”、解构、粗鄙、破坏，人伦与人性情感、基本的交往规则与价值规范、以至最基本的惩恶扬善、同情弱者、追求正义等的立场都被践踏和僭越，形成诗歌中群魔乱舞的一种景象。许多的写作突破了伦理、道德、人性的底线，作品写得暴躁凌厉、无法无天，作者以此构建“勇士”、“叛逆”、“先锋”的形象，但在这些幌子之下隐藏着的却是人性之恶、反文化、虚无主义等等，这种写作败坏了诗歌和诗人的形象，降低了诗歌写作必要的准入和门槛，严重恶化了当今诗歌的生态环境。
道德之于社会中人是不可或缺的一种规范，虽然诗歌不应被征用为表现社会化道德规范的工具，尤其不应成为与人性、个人价值和尊严相悖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控制的工具，但它同时也不应该成为反道德的工具，尤其不应该成为片面的为反道德而反道德的工具，这是本末倒置的。当前的这种反道德化写作显示了写作者道德理解的浅薄、文化心态的浮躁甚至道德水准的低下，于更为理想的道德状况的建立不仅是无益而且是有害的。固然，中华文化是一种有着道德化传统的文化，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值得反思的方面，当前社会生活和诗歌写作中的道德化也存在不少问题，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这种突破底线的反道德写作就有了依据，恰恰相反，它可能使“诗歌”与“人”都失去自身的规定性，道德理想的缺乏和道德虚无主义导致的将是“诗歌”与“人”的双重灭亡。
诗评家陈超数年前即谈到了诗歌写作中的“反道德”问题，指出它是一种“寄生性”写作，“他们按照某种贫乏的二元对立的想象力原型，客观上似乎在诗中大量制造并输出了一种独断论信念：凡是道德的，就是我们要反对的；消解人文价值，就会自动带来不言而喻的‘后现代’精神；人，除了欲望制导的幸福或压抑，不会有其他的幸福或压抑；敢于嘲弄和亵渎常态的道德伦理感，才是先锋诗人写作‘真实性’的标尺。”他进而指出，“我要说的是，诗歌可以、也应该‘非道德化’，但是犯不着死认准了‘反道德’为写作的圭皋。诗歌没有禁区，故不要将道德视为新的禁区。
如果一个诗人始终持‘反道德’立场，那他就摆脱不了对道德的寄生或倚赖，往好里说这是划地自牢和哗众取宠，往坏里说就是愚昧和欺骗……我批评的目的是要提醒在诗歌写作中，不要在粉碎旧的教条主义、独断论之后，代之以新的教条主义、独断论。”（陈超：《贫乏中的自我再剥夺——先锋“流行诗”的反文化、反道德问题》，《诗探索》理论卷2005年第3期）这的确击中了“反道德”写作的要害，让人深思。
“反道德”也体现在诗人的人格、个性和现实生活中，有些诗人以“诗人”的名目和身份招摇撞骗，他们弄性尚气、好勇斗狠、肆意妄为，过着污浊、迷乱、躁狂的生活，似乎“诗人”便应该“特立独行”、“与众不同”，便具有了免于世俗规则约束的豁免权，便有了高人一等、睥睨一切的特权，这其实都是难以成立的。反道德在现实中造成的影响是败坏了诗人的形象，给人的印象是诗人都是一些不近人情、不讲规则、莫名其妙、狂放无羁的人，甚至一些“不靠谱”、“不可信”的人。
此外，由于网络的间接性和虚拟效果，许多网络上的诗人渐兴反道德之势，拉帮结伙、党同伐异，肆意突破底线，一言不合即恶语相向、破口大骂，其语言之粗鄙、恶毒、污秽更是令人瞠目结舌。这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将原本属于“社会良知”、“语言皇冠”的诗歌艺术拉回到了世俗俚语、泼妇骂街的水平，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的文化发展逻辑，是一种倒退。
当今诗歌写作批判——小圈子化
王士强
诗歌界之中“圈子”的存在本无可厚非，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志趣相投的人组成一个群体、圈子、流派，彼此之间互相交流、增进了解、共同提高，这不是应该否定而是应该提倡的。不过，当今诗歌界存在的问题却是“小”圈子化，这里的“小”主要的不是“规模”的小，而是“气度”的小，也就是说，主要的体现在圈子中人的胸襟气度和处世方式方面。
诗人原本是人群中的少数人，常理来说他们作为“同类”更应该惺惺相惜、互相善待、互相取暖，但现实中的诗歌界却是山头林立、派系纷繁、江湖气浓厚，各个诗歌圈子的存在仿若军阀割据、占山为王，不同写作趋向之间往往横眉冷对，彼此目为眼中钉肉中刺，甚至欲至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各小圈子之间弄性尚气、党同伐异，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其实是存在严重问题的。
艺术需要创造，需要个人特征，需要有“个性”，这固然不错，但艺术同时也需要公共性、普遍性，它不是推倒重来，不是在废墟中建造大厦，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所以看得更远，是沿着前人开辟的道路所以走得更长。故而，开放的视野与胸怀是重要的，只有保持与不同思想观点、美学趣味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才能够在外界与自我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桥梁，相互取长补短、有所反思、不断扬弃，这是精神与艺术上成长和提升的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来说，圈子的存在不应该固步自封，不应该成为“堡垒”，而应该是一个“平台”。
小圈子化除了沟通匮乏以外，还造成一些诗人的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徐悲鸿有云：“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但很多诗人却恰好相反，他们面对权贵、金钱卑躬屈膝、毫无骨气，但面对同类、面对社会大众却牛皮烘烘、不可一世，这样的恶劣心态决定了他们的写作最多只能是一瓶不满半瓶咣当，在低水平、低层次上徘徊，终究难成大器。许多诗人在圈子意识、集团意识、阵地意识的支配下，诗歌写作的原动力已经改变，成为了一种争夺话语权的功利行为或者党同伐异的表态、站队，诗歌写作已经变质、变味。
偌多小圈子的存在貌似多元、繁荣，实际上却恰恰相反，这是一种虚假的多元和繁荣。因为真正的多元应该是各种声音、各种要素皆具充分的能动性、自主性，并且形成一种健康、良好、文明的秩序，而非当今这样的胡缠烂打、虚张声势、丛林法则，这样的多元实际是一种单调、贫乏。当今的许多诗人反抗权威、解构中心、追求民主自由，但骨子里却缺乏起码的民主意识，其目的也不过是建立自己的新的绝对权威，他们虽然自称“现代”和“先锋”，但其实不过是老调重弹、换汤不换药，并没有提供什么新鲜的东西。
理想状态的“圈子化”应该是互相尊重、互相交流，彼此吸取对方的优点，自觉规避和改进自身的弊端，避免内耗与内讧，如此才有利于圈子和圈子内部成员的发展，也有利于当代诗歌整体上的进步与创造，实现某种“共赢”。换句话说，诗歌界本身应该团结起来，解决好自身的问题，增强自身的能力与实力，扩大它面对时代生活和社会大众的表达力和影响力，而不致真的萎缩、堕落为小圈子里的自说自话和自娱自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