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沉沦》发表开始，郁达夫和他的小说遭到无数次的责难与攻击，然而归纳起来不外两点：一为“感伤”，一为“颓废”。若拨开压在郁达夫头上的这两朵乌云，才能看清那被乌云遮住的日月。
“五四”时期，“人”终于开始觉醒，他们以个性解放、人本主义等思想作武器，勇敢地向“不把人当人”的封建主义进攻，向它要求做人的权利。这种时代精神也深深鼓舞着郁达夫。
他通过自己的小说，多方面地探讨着社会人生，暴露了封建专制主义“不把人当人”的血腥现实。他用自己惨淡经营的那些“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的形象，揭示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的严重扭曲和分裂，进而去重新审视人的价值。
01 人与社会之间的压迫与反抗
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们生活在封建专制的重压下，他们深切地感受到：
“社会呀！道德呀！资本家呀！我们少年人都被你们压死了。”(《胃病》)
《风铃》写留日学生于质夫回国后，臆想着中国人在帝国大学结业的人并不多，所以他这一次返回故土，在社会上一定会占据高位。
但他哪里会知道，在中国的旧社会里不但不知道学问是什么，简直把学校里出来的人看得同野马尘埃一般的小。在这里，权力就是一切，只要掌握了权力，一切都会满足。
于质夫的一个同学，上学时每天的日课只是“睡在被窝里吸吸纸烟，唱几句不合板的‘小东人’”，然而就因为“他是某人的女婿”，所以他回国后很快飞黄腾达，在上海名利双收。少数人的大权在握，导致了绝大多数人的权力丧失。本来是平等的人，却被分成不同的等级。
一般说来，人比动物优越主要表现为人能够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人正是通过这种创造性的工作来实现自我本质的。
然而，如同于质夫一样，包括《血泪》里的“我”、《莺萝行》里的“我”、《春风沉醉的晚上》里的“我”、《落日》里的Y等人，却连这种工作的权利都得不到。
这样，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就无从谈起，所以他们都产生了自己是“一粒泥沙”的感觉，从而被非人化了。
《离散之前》写几个文学青年，想靠了自己的努力，来“挽回颓风于万一”，然而他们拼命努力的结果，却“不值得有钱有势的人一拳打”，最后只得烧掉了一大堆的丛书季刊周报日刊，各奔东西。
社会不允许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尽管受了比别人深一点的教育，但到头来还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从而不能获得生存的价值。
可见，人的本性一旦与否定这种本性的社会发生冲突，被击败的往往是前者。在专制制度下，异己的力量是极为强大的，人们就像郁达夫笔下深秋的枯叶那样被这股狂风随意地抛卷着、戏弄着，听凭它把自己带到无论什么地方。
郁达夫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从个人的角度全面地反对社会的倾向。这里，个人对于旧社会的反抗，往往带有“破坏一切”的性质，他们甚至“想把现时存在的社会的一点一滴都倒翻过来”。
02 人与人之间的屏障与孤独
在那一切都被扭曲了的社会现实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冷漠和疏远，人们之间就像隔着一道难以逾越、不可拆毁的厚厚的篱墙。
《沉沦》里的“他”觉得“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青烟》里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描写：即使在夫妻之间，也无从寻找欢愉，无从寻找温暖，甚至如陌路人一样相对不相识。这是极其荒诞的，难怪人们要生出人生虚无的想法来。
在专制制度下，金钱成为连结家庭关系的纽带，弥漫在家庭之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被彻底扯开，从而显现出它那鲜血淋淋的原形。
比如，《烟影》写落魄文人两手空空地回家，一进门，他的老母就问他这一回有没有钱带回来。她当然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于是她的脾气又发了，嘴里不停地数说起他来。
《在寒风里》郁达夫则通过兄弟的分家，揭示了即便是亲兄弟之间也是毫无友爱可言的，他们之间平时似乎很客气，但在心里都是把对方看作必须设法除掉的敌人。
所以，一旦到了各自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便都暴露了自己的“豺狼”本性。亲骨肉之间尚且如此，与其他人的关系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人与人关系的严重扭曲，还表现为种族的隔阂与歧视。弥漫二十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特征，是一种源于民族危机感的焦灼。这种危机感、焦灼感在郁达夫的小说里表现得尤为强烈。
郁达夫说：
“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
郁达夫早期的几篇小说，如《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胃病》、《风铃》等，都是以留日的中国学生生活为题材的。在那荒淫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他们因为自己弱国子民的地位，受尽了异乡的屈辱。所以，在人们面前，他们总觉得自己要矮半截。
《沉沦》里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更觉得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他、轻笑他、愚弄他，所以他得出结论：
“他们都是我的仇敌。”
这样，由于对人的信任的遗失，使他看到自己暴露在这个世界上，孑然一身，没有救助，没有藏身之处，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
“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
03 人与自我之间的异化与分裂
专制制度不仅摧残着人的肉体，更摧残着人的灵魂。郁达夫所揭示的自我的异化、分裂，更是触目惊心。
郁达夫笔下的那些“零余者”们，从小生活在专制制度的统治下，但他们是爱自由的人，对那些迷信的约束，也不怎么服从，总有些反抗的意识。
他们希望自己能像人那样地生活，但是社会却怎么也不允许，伸出了无数只无形的黑手在那里压他们、挤他们，把他们变成了丧失了人的本质的非人。他们何尝不思反抗?
《离散之前》里的几个青年，不是曾经轰轰烈烈地干过一番“想挽回颓风于万一”的事业么。但结果怎样？故事一开始就给出了答案：在一个令人窒息的阴雨的秋天：
“他们的去路已经塞尽”，“被逼得无可奈何想奔回故乡去”。
所以《莺萝行》的主人公慨叹：
“反抗反抗，我对于社会何尝不晓得反抗，……但是怯弱的我们，没有能力的我们，教我们从何处反抗起来呢?”
一切的追求都失败了，一切的希望都破灭了，他们感到自己还不如变成一块石头，从此秋去花落，再无春来燕往。
在沉重的痛苦的压抑下，他们多么迫切地需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啊！但他们得来的仍是失望。
于是，他们的人格开始涣散，他们本来是“爱高尚洁净的人”，但这时他们开始放纵自己。
《银灰色的死》里的“我”只是借了无节制地饮酒来自栽，最后醉死在银灰色的月光下。《沉沦》里的“他”靠了窥浴、偷看别人幽会、靠了每天早晨“在被窝里犯的罪恶”来刺激自己空虚的内心。他的人格严重扭曲了：
“一到了这邪念发生的时候，他的智力也无用了，他的良心也麻痹了，他从小服膺的‘身体发肤不受毁伤’的圣训，也不能顾全了。”
他的自我人格中各个部分出现了分裂倒置——理性与直觉、意识与无意识、意志与本能发生激烈冲突，而得胜的常常是后者。他每天徘徊于自责与贪欢之间，他的忧郁症也从此厉害起来了。
《茫茫夜》里的于质夫，也是在“向善的焦躁与贪恶的苦闷”之间沉浮。黑暗的社会现实令他绝望，他觉得将亡未亡的中国，将灭未灭的人类，茫茫的长夜，耿耿的秋星，都是“伤心的种子”。
他本来是自尊心颇强的，对于别人的侮辱极为敏感，然而他自己却成了他的情欲冲动的奴隶。这股异己的力量时常压迫着他，使他身不由己地做出许多变态的举动，最后，甚至完全征服了他，把他送进了门楣上挂着白漆的马口铁招牌的“鹿和班”。
但《沉沦》里的“他”，《茫茫夜》里的于质夫，尽管沉沦，但自己还是不甘于沉沦的，他们犯了罪以后，每深自痛悔，切齿地说，下次总不再犯了。有时候正合到礼拜六或月底的夜晚，去剃头洗澡，以为这就是改过自新、从善如流的标志。
但到了《寒宵》、《街灯》、《祈愿》的主人公，却连这点“痛悔”的意念都没有了，连这点“自新”的希望都没有了，他觉得仿佛是活埋在坟墓里的样子，他们要：
“沉索性沉沉到底……试看看酒色的迷力究竟有几多。”
他们已不再像前几篇小说的主人公那样，于感到痛苦时便大喊大叫，而是趋于平静。但在这平静的背后，我们却感到了更强烈的压抑的痛苦，作品的字里行间透露着绝望的心情。
郁达夫充满激愤地在那里否定人的自我丧失、自我异化、自我分裂，归根结底，还是在肯定人的价值。
但在那样的社会，个人的价值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人被一种异己的力量驱迫着，人在同他周围异化力量的愚蠢搏斗中，都是孑然一身、孤立无援和悲剧性的。他们的结局都是一个“死”；又有谁配有更好的命运呢？
郁达夫曾在《文学概说》中说天才的作家，应该：
“描写那些潜藏在人心深处的人类的恒久的倾向”。
他笔下的那些沉沦者无疑都是类型化的，他无非要用他们来说明人生的虚无，所以他借了《落日》里Y的口高叫着：
“我们人类对于运命的定数，终究是抵抗不过的呀！”
郁达夫的绝望是现实的。善良又怯弱的郁达夫，面对那“阴森的墓地”般的人生，如何会不感伤呢？对于人生怀着深深的忧郁，在那里哀叹人的沉沦的郁达夫，又何尝在“诲淫”呢？
其实，无需再去责备郁达夫未能给人指出生活的道路，也很少给人以生活的鼓舞。对于那样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所能要求的只是他对自己的存在的比较清醒的认识，而不能作过多的苛求。
当然，尽管郁达夫一次又一次地为丧失自我的悲哀和寻找自我的失败而绝望，但对于人类的挚爱和信心却是始终没有丧失的。在他的作品中，即使是那些心灵被严重扭曲的人，也还保留着人类最珍贵的感情。
郁达夫始终在追求个人的自我尊严和自由，也始终在追求整个人类的尊严和自由。他对生活希望得太多了，所以他的失望也就更多，这是他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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