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司马光所作的古诗《过洛阳故城》中 ，其中有这样两句：“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诚然如此，一座中心城市的盛衰，既是一个时代政治发展的结果，也是一个时代社会经济状况的集中体现。
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战争，使黄河流域许多昔日繁荣的城市化为灰烬，洛阳座东汉帝国的中心城市，在汉末动乱中所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关陇军阀董卓面对关东诸侯联军的进攻，“部兵烧洛阳城外面百里。又自将兵烧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又收诸高室，以罪恶没入其财物。无事而死者，不可胜计＂。
董卓逃归长安的时候，“尽徙洛阳人数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籍，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后来汉献帝返回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三国志》中记载，当时孙坚率军从江南来到他曾向往的都城洛阳，见“旧京空虚，数百里无烟火＂，为之”惆怅流涕”。而二十多年后，年轻的诗人曹植路过洛阳，在所作《送应氏诗》中叙述洛阳荒凉景象说:”步登百邮坂，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墙垣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蓍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出。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曹魏政权建立后，在业已稳定地控制整个黄河流域的情况下，虽将谯、许昌、长安、邺城与洛阳并列为”五都”，但还是放弃了曹操时代不断经营的许昌与邺城，以洛阳为都，洛阳作为黄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再次受到肯定，并在魏晋延续了百年之久。
魏晋时期黄河流域社会经济不断恢复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洛阳不断繁荣的过程，各地人通过强行迁徙或自行择居，再次汇聚到洛阳。
魏文帝时期，皇室宗庙一直置于邺城，魏文帝虽曾”初营洛阳宫”，其实只不过是大致稍改其残破之状而已;而魏明帝曹叡则是利用了逐渐积累起来的财富，在洛阳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增崇宫殿，雕饰观阍，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皇奇伟之兽，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阙”。虽有不少官僚严厉批评他违背了”二祖”即曹操与曹丕相承的节俭作风，但建设并未停止，这使洛阳越来越像一个都城。
据《水经注》卷一六《谷水注》记载，在修筑宫殿的同时，又筑拦河堰阻断谷水，称为”千金鍻”，并开凿了五条人工渠道，引水进洛阳城中，号称”五龙渠”，解决城市用水问题。沿渠设置水门，使水通于街巷，并兴置水硅，作为菜稻脱壳加工之用。
西晋泰始七年(271年)，又“合用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九十八功”，对千金鍻大加改造，将堰高比先前提高1.4丈，又增修两道堤堰和引水渠，合称为”代龙渠”，又称为”九龙渠”。
西晋王朝为了解决洛阳对外交通与外地财富向洛阳转运问题，在修复利用前代道路与运渠的基础上，泰始十年(274年)，又“凿陕南山，决河，东注洛，以通运漕”。这就是在三门峡西，凿渠引黄河水至洛水，从而使令山西、陕西至洛阳的运船可以避开黄河险道。
随着洛阳城市建设的不断发，人口增加，东汉时期洛阳那样”难治”的情形又一次出现。《三国志》卷二十一《傅嘏传》注引西晋傅玄《傅子》说:“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機，兼古六乡六遂之土。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大下四(方)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以洛阳为争夺的中心，洛阳城屡经兵火，繁荣不再。及匈奴人刘曜攻占洛阳，有人劝他说:”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险之固，城池宫室无假营造，可徙平阳都之。”所谓的天下之中，在当时各族伺机以图发展的政治背景下，也是天下之冲，众失之的。所以刘曜并没有接受建议，而是“发掘陵，焚烧庙，城府荡尽，下官及男女遇害者三万余人”。
灭亡西晋后，匈奴人仍将本族聚居地附近的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作为都城，发挥着在黄河流域的政治治影响。从此一直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近二百年中，虽然偶尔也有统治者作过迁都洛的打算，但最终只不过从西晋废墟上搬走一些足以代表文化传承与统治象征的遗物已。
公元493年9月，北魏孝文帝率军抵达洛阳，”周巡故宫基趾。帝顾谓待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决定迁都于此，以显示自己继承汉魏文化传统并实现全国统一的决心。
北魏新都洛阳，是在西晋都城废墟上兴建的一个规模宏大的全新的城市。从孝文帝下令迁都，到新都建设本完成，大致经历了10年，其间邺城基本上作为北魏的临时都城发挥其作用。
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十一月下诏说:”京洛兵芜，岁逾十纪。先皇定鼎旧都，惟新魏历，剪扫榛荒，创兹云构，鸿功茂绩，规模长远。今庙社乃迁，宫极斯崇，便当以来月中旬，惿吉徙御。”此后30年中，洛阳作为中北方绝对的中心城市，民居与宗教建筑不断兴建，处处都显示着都城气象。不仅皇宫内宫殿林立，巍峨壮观，一些居民小区里也有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佛殿有如宮殿。比如紧靠宫城南门的永宁寺，就有着”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瑮錡琉，难得而言”。永宁寺中呈四方形的九层佛塔，“架木为之，举高九丈，上有金利，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利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使皆垂金，大小如一石子，合有五千四百枚，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里”。除了永宁寺之外，其它如瑶光寺、正始寺、景明寺、永明寺等等，这些国家财政或达官贵人出资修建的寺院，无不以其华丽，刺激人们的感观，同时也成为京城人们游玩的好去处。特別是四月八日佛诞日，举城奉佛像至皇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旛艟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驤，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成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年骑填咽，繁衍相倾”。
北魏孝文帝为了显示京城的繁荣及迁都的決心，节俭的他甚至也支持官僚在新都修建豪宅。所以到了北魏后期，京城之内，更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山海之高，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夺竞，崇高丰室，洞户连房，飞館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的一番奢侈景象。
新都洛阳因为众多的居民与奢侈的王公贵族巨大的消费能力，同时也成为一个新的经济中心。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中有一个方圆八里的大市场，四周分布着分别叫做“通商、达货、调音、乐律、延沽、治觞、孝慈、奉终、阜财、金肆”等十个小区，居住的多是”诸工商货殖之民”，生产和销售日常生活用品，其中很多富人，“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门”。
城东也有一个较小的市场，被称为”货殖里”的小区。这个市场以交易肉食及水产品为主。城南又有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馆和归正、归德、慕义、慕化四个小区。“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之上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这里专设有一个市称为”四通市＂，以供远商交易，”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洛阳当时之繁华，由此可见一斑。
北魏新都洛阳的繁荣，只坚持了不到30年，便因北魏末年的政治动乱，而结束其中心城市的使命。532年，执掌北魏政权的高欢“以为洛阳久经丧乱，王气衰尽，虽有山河之固，土地構狭，不如邺，请迁都”。534年，北魏皇帝元脩西奔宇文泰，在长安重新建立起中央政府，高欢另立皇帝，东西魏正式分裂，在新的政治形势下，高欢“以孝武既西，恐通、陕，洛阳复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建议迁邺”。
高欢将都城迁至自己易于控制的邺城，洛阳居民被迁至邺城安置，洛阳宫被拆除，材料被用来修建邺城的宫殿，此后，东西魏以洛阳为中心展开拉锯，洛阳成为东魏北齐的一个边防城镇，迅速衰落。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的序言中，描述了他在东魏武定五年(547年)所见洛阳城的景象，“城廓崩毁，宮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徘徊于九達;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一如西晋灭亡后的洛阳，怎是一个悲字了得！
579年，北周灭北齐，统一长江以北后不久，周宣帝开始以洛阳作为传统中心城市的地位，下诏说:”河洛之地，世称朝市，上则于天，阴阳所会。下记于地，职贡路均。圣人以万物阜安，乃建王国。时经五代，世历千祀，规模弘远，邑居壮丽。自魏氏失驭，城阙为墟，君子有恋旧之风，小人深怀土之思，百王制度，基址尚存，今若因修，为功易立。”“于是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洛阳宫。常役四方人，以迄于晏驾。并移相州府于洛阳，称东京六府、””虽未成毕，其规模壮丽，逾汉魏远矣。”
周宣帝修复洛阳的工作并未完成，洛阳城的末竟之业，则由后来的隋炀帝发扬光大。洛阳城就像是时代的一抹缩影，折射出了一个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代，它的繁华与荒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