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之最为世人称道处，是他在巴黎和会上发表的即席演讲，即著名的“山东问题说”，他那句“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不仅震慑了在场的欧美代表，扭转了国际舆论形势，同时也捍卫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高大形象不仅留在了中国人民和欧美人民的心里，也永远烙印在了继女杨雪兰的心里。每每提起父亲巴黎和会上为拒绝签署割让山东的相关条约的事迹，杨雪兰的眼里就闪烁着动人的光芒，她说：“两位父亲（生父为外交家杨光泩）都是我一生最敬佩的人，我的毕生理想是和他们一样成为出色的外交家。”
理想和现实从来是有差距的，杨雪兰的这一理想最终也没能顺利实现，因为当1955年年二十岁的她从美国著名的威理斯女子学院毕业时，她的梦想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做外交家首先要代表一个国家，而她已经没有国家可以代表了。
杨光泩、严幼韵一家（前排右一为杨雪兰）
得知这一残酷事实时的杨雪兰内心是痛苦的，可她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她别无他法。之后很长一段时日里，那种理想还未曾开启便不得不放弃的痛苦一直折磨着她。
理想受挫的杨雪兰退而求其次地进入了美国著名的Grey广告公司，之后她在这个行当一待就是20多年。
人说是金子在哪个行当便都能发光发亮，果然，在广告界她也用努力和天赋创造了奇迹，她甚至曾用一个创意曾帮助福特汽车将一款无人问津的花斑纹小轿车卖出100余万辆，创下福特单一车型的销售纪录。杨雪兰曾多次获得市场广告宣传杰出成就奖项，并被美国广告联合会评为”年度广告风云人物”。
可登上山顶后的杨雪兰心里却始终有一块地空着，这块“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未被填平反而越来越大了。没错，这块空地便是她曾经被迫放弃的外交理想。每当夜深人静时，杨雪兰总是会不自主做起那个关于女外交家的梦来。
在内心深处，杨雪兰也多少觉得自己的宿命便应该是做外交家，她的母亲是联合国礼宾官，两个父亲都是民国极其出色的外交家，而她也从小独对外交事务情有独钟，这不是宿命的安排是什么呢？
若非杨雪兰当时“美籍华人”的特殊身份，或许，她便可以接替父母继续为中国外交事业做贡献。可世间从来没有如果，她永远失去了做外交官的可能。
杨雪兰父亲顾维钧
在美国的日子里，杨雪兰经常怀念自己的祖国，她自诩是永怀中国心的在美中国人。实际上，她的这话一点也不假。在母亲严幼韵的心里，她也是她最“中国”的孩子，平日里她总是穿中式服装，最重要的是她的中文非常流利。
正是这颗爱国心，一直驱使杨雪兰常怀报国之心，“若能通过外交报效祖国，那该多圆满”杨雪兰经常这样寻思着。正是因为这种“念念不忘”，在广告公司20多年后，她才被“挖”到了美国通用汽车出任副总裁，成为通用历史上唯一的华裔副总裁。
此前，通用公司用了5年多的时间去“挖”她，可她一直不为所动，直到5年多后，他们告诉她：“通用一直谋求和中国的发展，并一直致力于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最佳参与者和支持者。”没错，她选择跳槽通用只因为：这里是可能成为中美小桥梁的所在。
也正是到了通用公司以后，她才意识到：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竟少之又少。“他们对中国都没有什么印象。中国?你们那里有热水吗?觉得那是个野地方。”杨雪兰回忆起她了解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最初印象时说。
的确，当时的中国在很多眼里是一个沉睡的国家，很多人感兴趣但并不关心。“后来，中国发达以后，很多人开始害怕中国，未来的外交格局是靠未来的人对中国的态度决定的。”当杨雪兰将这句话说给公众听时，她的言辞里、神态里，满满都是外交家后代的光彩。
也是自这以后，杨雪兰觉得：即便自己不能成为名义上的外交家，她也依旧可以通过从事外交，尤其文化外交实现自己最初的外交理想。而这个理想的最终目标和她的父亲母亲一样：是促进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尽可能地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权益。
杨雪兰
重拾外交理想后的杨雪兰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她眼里的光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做出决定的那一天，她昂着头道：“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总是按自己的主张去做。”
人的理想大约都是如此，当你心里一直装着的时候，某一天，某个转弯处兴许契机就来了。这大抵如弘一法师口中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只是，杨雪兰的每一个“回响”都是她努力的结果，而并非仅仅由于“念念不忘”。
为了坚持文化“外交”行动，杨雪兰一面尽心研究中国文化，一面设法与华人艺术家取得联系，在她的努力下，一些当时出名的华人艺术家都在她的影响下开始致力于中外交流。
后来的杨雪兰曾在文化外交上做出过很多贡献，最鲜为人知、影响最大的恐怕要算是她一手策划并促成了香港回归祖国盛典上马友友与谭盾等大师的合作了。
香港回归前夕，即1996年初，英国方面邀请大提琴家马友友在回归那天演出，早已将这位华人艺术家“笼络”到的杨雪兰听说后立马提醒他道：“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作为一个华人，你应该与中国合作。”
之后，杨雪兰还第一时间给地球另一端的好友谭盾电话，商讨写写一首编钟乐曲来庆祝。之所以选用编钟，是因为这种艺术形式呈现，是因为身在美国的她最清楚有着悠久历史的编钟最能给全世界以震撼。
然而，在当时来讲，编钟这种复杂且重达5吨，更重要的是编钟要运达香港且在舞台上搭好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一心想用这种伟大艺术形式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杨雪兰却执意如此，期间她为此付出的辛劳超乎很多人的想象。
但这些辛苦在杨雪兰看来绝是值得的，当1997年7月1日凌晨，香港回归演出的大幕拉开一排5吨重的编钟出现时，所有现场和通过荧幕看到编钟的人都惊呆了。而当交响乐团与合唱团在谭盾的指挥下倾情合作，马友友深情地拉响大提琴，开始与中国编钟的”对话”时，无数人被震颤了。那一刻，杨雪兰热泪盈眶。
杨雪兰至今仍感慨地说：”这首交响曲的演奏历史我会永远铭记。”
在这之后，杨雪兰又像真正的外交官一般成功策划了很多次中外文化交流。她不仅将中国的文化艺术带给美国和其他国家，还让国际顶级的艺术家一次次把他们的智慧带到中国来。这长长的艺术家名单里有:世界最著名的小提琴家帕尔曼、著名指挥大师约翰·内尔森、歌唱家蕾妮·弗莱明……
与此同时，杨雪兰还努力为国内的有志人士”走出去”创造一切条件。她将中国的廖昌永引荐给”世界四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戈，促成其与多明戈签订了演出协议；她专门请了美国布格里斯Buglisi剧团的两位编导到上海，给上海歌舞团和黄豆豆编舞。对于所有在她影响下走出国门的艺术家，她还亲自为他们辅导英语。
“我帮助廖昌永、黄豆豆等艺术家，是希望他们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在与国际一流的艺术家交流的同时，把自己的才华贡献给中国文化。”在被问及相关时，杨雪兰曾这样吐露肺腑之言。
后来，杨雪兰安排的中美两国交流互访的触及面更是延伸到更多的领域，到此时，她俨然成了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外交官。1998年，美联社组织美国新闻访问团来中国。杨雪兰对这次访问十分重视，为了让美国人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杨雪兰严格把关每个细节，足足为此忙碌了几个月。
为了更好地让美国人认识真正的中国和真正的中国人，她还和好友贝聿铭、马友友等一起创办了美籍华人组织“百人会”。“百人会”成立之初一个目标就是“帮助华人在美国不受偏见”，现在则更多地致力于中美艺术和教育交流。
2018年5月，“百人会”成立近30年来，一直始终致力于其两大使命，即推动美籍华人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全面参与，促进美国及大中华地区间建设性关系的发展。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外交， 我的目标是帮助大家认识华人。后来真的跟中国政府联系，也就是真的外交了。我没有做成外交家，但其实我的工作一直都是外交。”回首自己“外交”理想时，杨雪兰这样总结。
杨雪兰一直觉得自己没有成为外交家，可在很多人眼里，她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外交家且和她的两位父亲、母亲一样出色。
顾维钧与严幼韵
杨雪兰的母亲严幼韵曾教育她说：“你们可以做任何事，最好做宽一点、大一点的事。”很显然，这个教诲，杨雪兰用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遵从了。
备注：链接为——顾维钧背后的四个女人：青梅竹马；总理女儿；首富千金；顶级名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