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弗兰克用13岁生日礼物日记本记录下了从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安妮亲历二战的《安妮日记》，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著名见证。安妮一家被捕后，全家被关进集中营。1945年初，就在英军解放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的几周前，安妮死于伤寒。日记被米普·吉斯发现并保存下来，二战之后的1952年再次出版为《安妮日记》，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图书之一，有多国语言的翻译版本，拍成戏剧、情景剧、短片和电影。
怀疑有多个人向纳粹分子告知法兰克人的藏身之处，而一种理论认为这可能只是运气不好。
安妮·弗兰克
1944年8月4日，在纳粹占领的阿姆斯特丹，警察突袭了一间仓库，逮捕了8名藏在书柜后面的犹太人。被捕者中有15岁的女学生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她与父母和姐姐在狭窄的安全屋中生活了两年多。
弗兰克在监禁期间保存的日记现在被认为是对大屠杀最重要的记录之一，但她被捕的情况一直被掩盖在神秘之中。
据信，一份匿名的密报帮助纳粹找到了秘密的安全屋，然而，尽管经过几十年的调查，告密者的身份从未得到证实。
安妮和姐姐玛戈与父亲奥托在一起
2016年，调查人员开始重新审视此案，希望能提供新的答案。安妮·弗兰克之家的20人小组部分由两名退休的联邦调查局官员领导;前特工文斯·潘科和行为科学家罗杰·罗杰。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他们希望引入新的技术，包括法医学会计、计算机建模，甚至是众包研究，来检验现有的证据，比如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日记和弗兰克夫妇藏身的阿姆斯特丹大楼。
与此同时，在2018年，一本新书声称提供了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及其家人被一名犹太妇女背叛的证据，这名妇女在二战后因与纳粹合作而被处决。
安妮·弗兰克日记的复制品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兰克博物馆展出。
弗兰克家族背叛中的多名嫌疑人
安妮·弗兰克的父亲奥特——他们家唯一一个在随后被驱逐到集中营的过程中幸存下来的人——是第一批声称是背叛导致了他们被捕的人之一。该家族的藏身之处位于他曾经拥有的一个仓库里，他的几名员工以及其他的荷兰同情者为他们提供了帮助。
二战结束后不久，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提出，罪魁祸首是威廉·范·马伦(Willem van Maaren)，他是一名仓库员工，并不知道这个秘密。范·马伦后来被多次调查，其中包括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但他始终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没有任何案件能证明他有罪。
自从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出版以来，调查人员和历史学家提出了其他几个可能的告密者。其中包括仓库员工的妻子莉娜·哈托格(Lena Hartog);还有内莉·沃斯库伊尔，弗兰克斯的一个帮手的妹妹。
与此同时，2002年，作家卡罗尔•安•李(Carol Ann Lee)辩称，线人是荷兰纳粹同情者托尼•阿勒斯(Tonny Ahlers)，他曾是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的商业伙伴。阿勒斯自己的儿子支持他的父亲是罪犯的说法，但荷兰当局随后的调查没有发现他参与的确凿证据。
安妮·弗兰克的家人被一个犹太同胞背叛了吗?
在2018年出版的《秘密附着点的后院》(The Backyard of The Secret Annex)一书中，荷兰抵抗运动(Dutch resistance)一名同名成员的儿子杰拉德·克雷默(Gerard Kremer)辩称，抓捕弗兰克夫妇的罪魁祸首是一名名叫安斯·凡·迪克(Ans van Dijk)的犹太妇女。克雷默的父亲是凡·迪克在阿姆斯特丹的熟人，克雷默写道，1944年8月初，他的父亲无意中听到凡·迪克在纳粹办公里谈论弗兰克的藏身之处——王子大街。就在同一周，弗兰克斯被捕了。
1948年，在承认参与逮捕145人后，范戴克被处决。但是，安妮·弗兰克之家博物馆和研究中心在自己的调查之后无法证实范·戴克的参与。
安妮·弗兰克·豪斯(Anne Frank House)调查的其他理论包括，2016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实际上没有人要为向纳粹分子泄密负责。相反，该家族的被捕可能是一场悲剧性的意外。这份由资深历史学家格特扬·布鲁克(Gertjan Broek)撰写的报告称，德国安全局可能在突袭搜房间，以寻找欺诈性的配粮卡时偶然发现了八名犹太人。
尽管如此，研究人员并不排除弗兰克和其他人成为背叛受害者的可能性。“显然，”博物馆的报告总结道，“关于1944年那个决定性的夏日的最后一句话还没有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