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看来，他是模范军官;很少有人知道他皈依纳粹主义是个骗局。
纳粹德国的统治者既不容忍异议，也不容忍反对。然而，尽管该政权拥有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并坚持完全服从，第三帝国的许多公民却秘密地(有时公开地)反抗柏林。成千上万的人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捕;许多人将被处决。
在这里，《反抗希特勒》(Hitler)一书的作者格雷格•刘易斯(Greg Lewis)介绍了许多冒着生命危险对抗纳粹的人中的一小部分。
数百万人是希特勒及反人类罪行的帮凶。然而，有一些德国人，包括第三帝国内部的一些官员，积极地阻挠纳粹独裁者。
汉斯·奥斯特
如果阿道夫·希特勒在1938年被暗杀了呢?可能不会有对波兰的入侵，也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威尔(Abwehr)高层策划的阴谋，这段交替的历史几乎成为了现实。该机构的负责人，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将继续是最重要的抵抗者之一。在他的司令部，他秘密地培养了一批同样忠诚的军官。他们由中校汉斯·奥斯特率领。
奥斯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反对纳粹的反犹政策，他认为希特勒主持了一场“排水沟革命”。1938年，希特勒威胁要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许多人担心此举会引发与英国和法国的战争。奥斯特秘密地编制了一份可能组成新政府的政治人物、军官和经济学家的名单，然后悄悄地派遣特使前往伦敦，请求在可能发生政变的情况下获得支持。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了一项计划，在德国坦克奉命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一刻，就把希特勒抓起来。秘密地，他指示逮捕他们的官员向元首开枪，并声称他们的囚犯死于枪战。
汉斯·奥斯特
不幸的是，对于奥斯特这样的反纳粹分子来说，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认为他可以驯服希特勒，当他在慕尼黑同意德国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时，他也相信这一点。在柏林，这一进展被视为一场外交胜利。
国内对希特勒的支持高涨，奥斯特被迫放弃政变。但他继续与纳粹作战，甚至与荷兰情报机构分享希特勒入侵法国和低地国家的计划。他的警告基本上被忽视了。
在战争年代，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不断增加，奥斯特将许多目标偷渡到瑞士，伪装成阿伯韦尔间谍。盖世太保对他的办公室进行的调查揭示了奥斯特的活动。他于1944年夏天被捕，并于1945年4月9日被处以绞刑，当时美军正逼近他被关押的弗罗森堡集中营。
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囚犯被押往毒气室。
库尔特·格斯坦
库尔特·格斯坦既是一个墨守成规者，又是一个反叛者，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也有点爱开玩笑。1933年，他加入纳粹党，但很快就被其对教会的敌意所击退，并开始大声疾呼。事实上，有一次在希特勒青年剧院演出时，他曾一跃而起，公开批评该剧的反基督教思想。
他的大声抗议很快让他陷入了当局的麻烦。1936年，格斯坦被捕，被驱逐出党，甚至被关进了集中营。三年后获释后，他在一家钾矿找到了工作，成为那里的模范员工。一名当地纳粹官员颁发的良好公民证书使他重新回到了社民党。1941年，格斯坦自愿加入党卫军。尽管这一决定让他的宗教朋友们感到困惑，一些人猜测他参军是为了收集纳粹暴行的证据。格斯坦很快有了两项发现:纳粹在波兰进行大屠杀，而在离家更近的地方，纳粹党发起了秘密的安乐死计划。该计划代号为Aktion T4，针对的是患有精神疾病和智力残疾的人。格斯坦自己的嫂子是这一残忍政策的30万受害者之一。
“我正在追查这么多的罪行，”他向一位密友吐露心声。
库尔特·格斯坦
当格斯坦的医学和工程学知识引起纳粹卫生研究所的注意时，他们让他从事化学消毒剂的工作。1942年，他发现自己的任务是将一批毒气(Zyklon B)送到波兰的一个死亡集中营。格斯坦不愿参与种族灭绝，他设法在途中摧毁了其中一个毒气罐。不幸的是，剩下的都通过了。在贝尔泽克的营地，格斯坦亲眼目睹了大批犹太人被杀。作为大屠杀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他试图向盟军和梵蒂冈泄露最终的信息，尽管没有成功。1945年4月，他向法国军队投降，并告诉他们他所知道的关于杀害欧洲犹太人的一切。他被认定为战犯，在候审期间在牢房中自杀。一封来自瑞典外交官的信证明格斯坦揭露大屠杀的努力来得太晚了。
在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行动中，轴心国士兵涌入苏联。一名德国军官冒着一切危险试图警告盟军入侵即将来临。
哈罗•舒尔茨-博伊森
与库尔特•格斯坦(Kurt Gerstein)一样，哈罗•舒尔茨-博伊森(Harro Schulze-Boysen)也从一个被社会摈弃的人，变成了明显的纳粹内部人士。
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出身名门的舒尔茨-博伊森，在魏玛共和国的岁月里，对自己的贵族出身十分反感。作为一名学生革命者，他成为一家杂志的编辑，该杂志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警告德国人纳粹主义的危险。
1933年该党获胜后，舒尔茨-博伊森的出版物是首批被关闭的出版物之一。他的一个犹太同事亨利·厄兰格被谋杀了。哈罗本人被殴打和监禁。
获释后，舒尔茨-博伊森似乎改变了主意，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空军。他的语言技能使他得到了一份译员的工作。在空军服役期间，他还遇到了利伯塔斯·哈斯-海耶(Libertas hassi – heye)，一位年轻漂亮的贵族女性，在柏林米高梅电影公司(MGM Studios)的宣传部工作。
哈罗•舒尔茨-博伊森
利伯塔斯的母亲是赫尔曼·戈林的私人朋友，戈林是第三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事实上，当哈罗和利伯塔斯结婚时，未来的德国联邦政府给了这个年轻人一份特别的结婚礼物:一份位于德国空军总部航空部核心地带的工作。
对每个人来说，舒尔茨-博伊森都像是模范军官;很少有人知道他皈依纳粹主义是个骗局。他告诉一位密友，在他的朋友埃兰格死后，哈罗只是把他的“复仇计划搁置一边。”
后来，他将自由主义者转变为反纳粹主义者，并与首都其他与他观点相同的人建立了联系。不久，他与资深经济学家阿维德·哈内克(Arvid Harnack)以及他在美国出生的妻子米尔德丽德(Mildred)建立了联系。他们一起开始整理经济、工业和军事机密。
苏联专家哈内克，他已经在向美国人和俄国人传递秘密。与莫斯科的联系使得舒尔茨-博伊森能够提供德国计划攻击苏联的细节。
不久，盖世太保窃听了柏林间谍组织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逮捕行动开始了。舒尔茨-博伊森、哈纳克以及他们在反纳粹抵抗运动中的许多朋友都被围捕并处死。哈罗坚忍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在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中，他写道，随着“世界各地”的人在战争中死亡，“一个人的死亡并不重要。”他最后说，他的行为“符合我的头脑、我的内心和我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