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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566》之后的故事,都在这里了…

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1 前奏

1380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的第13个年头。

左丞相胡惟庸被诛杀,朱元璋亲自给他定的罪名是:谋逆,私通蒙古和日本。

但朱元璋没说出来的“罪名”,是丞相这个职位,对他的皇权构成了钳制,让他这个皇帝当得不得劲儿。

杀完胡惟庸,朱元璋顺势废除了行政中枢机构——中书省。中书省的长官左右丞相,自然也消失了。

朱元璋在《祖训》中明令,以后子孙做皇帝,不许立丞相,如有臣下胆敢奏请立丞相,立即凌迟,全家处死。

不仅如此,他还规定,宫中太监不得读书识字。因为,文盲无法干政。

在朱元璋的设想中,天下是朱家的天下,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历朝历代对皇权威胁最大的,无外乎大权臣和大太监。他想一举把这两种潜在的势力收拾掉,让子孙继位者一劳永逸。

然而,独裁的欲望是无穷的,独裁的精力却是有限的。

废除丞相后,朱元璋被朝廷内外的日常事务彻底淹没。连他这么打鸡血的一个人,都顶不顺了,只好设置四辅官来协助处理政事。他的后代更吃力。

朱棣在位时,正式出现了内阁。到仁、宣两朝,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入阁辅政,虽无丞相之名,但权力已经很重。

从明英宗到明武宗时期(1435—1521),宦官势力抬头,出现了好几个大权阉。权阉与权臣,始终处在权力天平的两端,此起彼伏。

至此,朱元璋的制度设计,完全“破功”。

不过,在皇帝、内阁、太监三种势力中,皇权终归是最后的赢家,也将是最后的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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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艰难的胜出

最爱君之前讲了嘉靖朝45年的内阁权斗(点我),徐阶经过多年的隐忍,终于在1562年扳倒了严嵩,成为嘉靖时期最后一任内阁首辅。

徐阶继任首辅后,采取了一些柔性措施,标榜“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实际上,这是对夏言、严嵩以来内阁首辅专权独断的自我革命,把首辅摆在一个让皇帝和朝廷百官都放心的位子上。

他还主动召集内阁同事一起拟诏旨。

内阁的权力来源,其实是通过“票拟权”(替皇帝拟定诏旨),获得部分皇权的让渡。徐阶能主动与同僚共享“票拟权”,着实不容易,难怪当时人在他任首辅后,都称赞他为“名相”

这很符合他的个性。

徐阶这个人,有江南人的特性,擅长以柔克刚,以柔取胜。他当初与严嵩共事多年,始终隐忍、迎合,朝廷言官骂他与虎谋皮,他都忍着。没有绝对的胜算,绝不出手。

嘉靖皇帝晚年向他请教,如何分清好人坏人?

徐阶毅然答道,大奸似忠,大诈似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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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阶

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徐阶推荐国子监祭酒高拱、吏部尚书郭朴进入内阁。

在徐阶看来,河南新郑人高拱(1513—1578)为政干练,又是储君朱载垕府上的讲官,入阁是迟早之事,何不做个顺水人情。

但事后复盘,高拱对徐阶的笼络并不领情。两人的交锋,反而因此提前了。

嘉靖去世时,内阁中仅徐阶一人在场,高拱、郭朴等人都不在场。草拟遗诏时,徐阶竟然绕开了其他内阁成员,而把自己素来看重的门生、翰林学士张居正拉进来秘密参与。

皇帝的遗诏发布时,皇帝本人已经升天了。遗诏的内容究竟代表皇帝最后的意志,还是草拟者的意志,也只有天知道了。

嘉靖的遗诏对自己统治数十年的弊政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废止了皇宫内一切道教活动,重新起用了一批被罢黜的官员。读过遗诏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一辈子任性的嘉靖皇帝的临终醒悟,而可以百分百认定这是徐阶借嘉靖之口对多年的朝政进行了清算。

朝廷百官对这些新政纷纷叫好,一时间,内阁首辅徐阶大得人心。

高拱、郭朴等内阁同僚则对徐阶越加怨恨,草拟遗诏这么大的事,你徐阶竟然绕开同僚,却拉来一个门生参与,这意思还不够明显吗?

1567年,隆庆元年,新皇帝朱载垕继位后,内阁一下子充实到六个人的规模:徐阶、李春芳、高拱、郭朴、陈以勤、张居正。

张居正在参与草拟遗诏后,很快就入阁。史家认为,这是因为张居正跟高拱一样,是朱载垕府邸的讲官,但更关键的是首辅徐阶的举荐。

六人中,徐阶与高拱互相不对付,两人的争斗开始了。

最早是言官、吏科给事中胡应嘉检举,高拱在嘉靖病重期间,竟然偷偷溜回家,有失职守。因为胡应嘉与徐阶是同乡,高拱认定,这起针对自己的举报,来自徐阶的指使。

高拱随后在另一起事件中,抓住胡应嘉的把柄,要求对胡应嘉革职处理。结果一公布,在京言官认为高拱是挟私报复,把他比作北宋权臣蔡京。

深陷舆论风暴中的高拱,迅速唆使言官弹劾徐阶,转移舆论焦点,罪名是徐阶纵容儿子横行乡里。

很快,言官之间进行了一轮轮的弹劾与反弹劾,朝廷乱成一锅粥。

晚明的言官,作为一个群体是很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参与者,在高层权斗中,亦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打手。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这是以小官钳制大官的一个“机关”。因为言官一旦对某个官员发起弹劾,无论这个官员的职位多高,都必须第一时间提出辞职,至于是否慰留,决定权在皇帝手里。

在这场言官大混战中,高拱、郭朴、徐阶三个阁员先后去职。争斗的双方,两败俱伤。

此时的徐阶才意识到,新皇帝没有按照惯例对他的辞职表示挽留,而是顺水推舟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这表明,新皇帝并不需要他这个前朝首辅再来“倚老卖老”。

这一刻,徐阶明白无误地确认,自己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了。

离开京城前,徐阶向张居正作了最后的托付。

张居正后来在给徐阶的信中,说此次别离,“泪簌簌而不能止”;又说“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复何言”

徐阶确实永远离开了政治中心,但高拱在两年后“卷土重来”。跟徐阶这一仗,赢得着实艰难。

1569年,年底,高拱出人意外地重返内阁。

据《明史》记载,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李芳联手,策划了高拱的复职,目的是为了抑制新入阁的赵贞吉

赵贞吉1550年曾被严嵩驱逐出京,此次虽是新入阁,但资格比谁都老,因而举止傲慢。张居正或许自认资历尚浅,无法与之抗衡,故再次引入强势的前同事、恩师徐阶的劲敌高拱,作为对抗赵贞吉的“利器”。

高拱回来后,内阁果然掀起新一轮争斗。

我们都知道,当年加多宝和王老吉打架,受伤的是和其正。历史也一样,高拱和赵贞吉杠上了,第一个退出内阁的却是中立派陈以勤,谁都得罪不起,只好得罪自己,走人算了。后来,好好先生李春芳,也一走了之。

仿佛当初高拱、徐阶权斗的重演,高拱、赵贞吉再次分别调动自己的言官资源,互相弹劾攻击对方。

赵贞吉落败,离京前愤恨不已,说高拱的蛮横,真是谁也比不了。

到1571年,年底,内阁已走掉四人,仅剩高拱和张居正二人了。

高拱感觉,自己的时代终于来了。他忘了一直蛰伏在身边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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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

3 两虎相争

当帝国行政中枢剩下二人相对时,张居正(1525—1582)敏感地体会到权力挤压后的窘迫感,而心高气傲的高拱,还在余味悠长地享受胜利的滋味。

史书对高拱的评价是,有才干,无肚量

他重掌内阁后,犹记恨当年徐阶对自己的打压,特别是对徐阶不让自己参与嘉靖遗诏一事耿耿于怀。所以,在他当权期间,把徐阶的政策全部推翻,甚至宣布嘉靖遗诏是“议事之臣假托诏旨”,全然不顾张居正也是嘉靖遗诏的参与者。

张居正只能默默忍着。他当下的处境和心境,颇像严嵩当政时,徐阶的处境和心境。

早年的张居正,曾在严嵩与徐阶的权斗中,看不惯恩师徐阶的隐忍退让、无所作为,愤而写信骂徐阶是固位希宠的和事佬。随后,他告病假,回江陵老家,借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

三年后,张居正重返京城,似乎变了一个人。

他已经意识到,和徐阶的政治智慧比起来,自己三年前的冲动,简直就是个没头没脑的愣头青。

为了做成大事,首先必须舍弃名声,不怕人言。

宋儒朱熹说过,“真正大英雄者,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作将出来,若是气血豪忿,却一点使不着也”。张居正有权力欲,但他更想在得到权位后,做救世大英雄。

此时,他必须忍受来自高拱的气压,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很低。

尽管他与高拱是渊源颇深的故交。

两人有着几乎相同的政治履历,曾一起在国子监共事多年,后又一起担任裕王府讲官。高拱年长张居正12岁,一直算是张居正的顶头上司。他们曾一起爬山,约定他日入阁拜相,必当同心戮力,扶危济乱。

对高拱,张居正的感情十分复杂。他相当钦佩高拱的能力,所以在高拱去职后,仍然愿意策划其复职。即便后来,他们之间的裂痕清晰可见,但对高拱的政策,张居正也能以大局为重,予以支持。

在高拱的主导下,出现了史称“隆庆新政”的改革局面。张居正在万历初年掌权后推行的改革,大多数均以高拱的政策为蓝本。

权力是一切斗争的本质,也是不能说出来的本质。更何况,内阁权斗始终在皇权的俯视下进行,谁暴露出对权力的觊觎,谁就会死得很难看。

所以,内阁权斗都是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事纠纷或政见分歧中进行着。

高拱与张居正的特别之处在于,二人政见一致,理念相同,均是“忠于谋国”的政治家。除此,二人能够摆上台面的分歧,或许就只有对待前首辅徐阶的态度了。

徐阶返乡后,高拱意欲发动清算。后借着海瑞整顿江南富户兼并土地之机,让徐阶的两个儿子充了军。而徐阶本人,在张居正等人的多方回护下,终于免受追责。

对此,高拱对张居正颇起疑心。一次,他直接逼问张居正,说外界传言你收了徐阶的儿子三万两银子,到底有无这回事儿?张居正指天赌咒后,高拱才说,这是一个误会。

此后,张居正迫于高拱的压力,不敢与徐阶公开来往。

1572年,隆庆皇帝朱载垕突然病逝。临终前,急召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以及入阁不久的高仪入宫,要三人尽心辅佐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

三大臣互相期许,愿同心辅佐幼主,共度难关。

这里的同心,不仅是告慰先帝的嘱托,也是文官集团对抗宦官集团的惯例。

因为,在新皇帝朱翊钧即位的半个月内,司礼监的人事发生了重大变动。原先一直受到高拱压制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突然被宣布升任掌印太监,成为宫中太监的一把手。

明朝以往的历史,内阁与太监之间始终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对抗关系。内阁强,则太监弱;太监强,则内阁弱。

眼见司礼监的人事超出自己的控制,高拱很自然就把个人的不满上升为整个内阁的意志。他愤怒地指出,内侍的人事变动,是有人欺负新皇帝年纪小、不懂事,乱来。他把自己与冯保的斗争,当作内阁与司礼监的斗争,声称要为内阁扩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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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

内阁三人中,高仪明哲保身,不表态;张居正则在接到高拱的通报后,表态支持高拱。

高拱信心满满,发动言官集体攻击冯保。最重要的一条指控是,每次新皇帝视朝时,冯保都站在旁边,文武百官到底是拜皇帝呢,还是拜一个阉人?

风暴来临前,张居正以视察隆庆皇帝的陵寝为由,离开了京城。回到京城后,他仍以生病为由,在家“养病”,不参与轰轰烈烈的“倒冯运动”。

事件到了了断之时,新皇帝召集百官集合。

随之皇帝升驾,众人抬眼望去,小皇帝的身边,依然站着冯保。那一刻,高拱浑身颤栗,他知道,自己输了。

冯保当众宣读了皇帝的诏书,厉声呵斥高拱“揽权擅政,威福自专”。高拱当场被褫夺一切官职,被勒令即日离京,遣返回籍。

《明史》记载,高拱“伏地不能起”,张居正“掖之出”。

随后,张居正与高仪联名,为高拱求情。

而精明的高拱迅速反应过来,他的落败,最终是败在这个搀扶着他,并假装为他求情的人手里。

张居正自始至终都对高拱的离去,表现出无限的惋惜和同情,但他在背后联手冯保搞垮高拱的阴谋,却未能逃过高拱的眼睛。只是他俩在世时,谁也没有点破这层纸。后来,抵达权力巅峰的张居正,曾顺道到高拱的老家看望过他,两人感慨时光,动情处还互相擦了眼泪。

然而,在政治家眼里,情绪的调动与展示,不过是手腕罢了。

张居正早已修炼成为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一切卑鄙的手段。

高拱去职后,张居正再度联合冯保,想通过制造一起雇凶谋刺皇帝的冤案,致其于死地。后来没成功,贫病中的高拱捡回一条命。

作为一名老政治家,高拱也是老狐狸。在失势的日子里,他深深懂得配合政治表演的必要性。而实际上,他至死未曾原谅张居正。

临终前,高拱留了一手,回忆自己参与的政事写成《病榻遗言》,其中对张居正的人品、阴谋多有指摘。这部回忆录在张居正死后,适时地出版了,成了万历皇帝决心清算张居正的导火索。

到1582年去世为止,张居正在万历朝的最初十年,迎来个人权力的巅峰。他担任内阁首辅的十年间,创造了明朝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而他这个首辅,也是明朝历史上权势最大的一任首辅。

说到这里,历史上的权臣,无论忠奸善恶,通通没有好下场。张居正的结局,在他死前,已经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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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朱翊钧

4 尾声

张居正死后,已经成年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发动了针对张居正的总清算。

高拱此时已死去四五年,但他的回忆录,不早不晚,恰在此时出版了,成为皇帝下定决心剥夺张氏家族权势的一剂催化剂。

谁也不曾想到,高拱以这种形式,完成了他的复仇。

如同高拱当年被定下的罪名一样,张居正最大的罪名,归结起来也就一条:威权震主

也只有这一条,才能戳到皇权的核心与痛处。

尽管张居正得意之时不忘小心谨慎,但他终未能在生前坚持去位、还政万历,以致酿成身后的恶果。权力的迷人处,也正是它的凶险处。

悲剧的是,正如黄仁宇所说,“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张居正当国十年的家底,只够万历皇帝及其继任者糟蹋半个世纪。

到崇祯十三年(1640),明亡前四年,张居正家族获得全面平反。江河日下,国破家亡,崇祯皇帝无限感慨:“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从徐阶到高拱,再到张居正,尽管权斗无情,但他们都有一条底线:做官是为了做事。而到了崇祯朝,17年间出现50位阁臣,皇帝多疑的本性未变,内阁辅国的性质却全变了:做官就是为了做官,仅此而已。

首辅周延儒的使命,就是在国乱如麻的时候,忽悠崇祯,我们又打胜仗了。

当内阁充斥着周延儒一样的人物时,整个明朝早已一败涂地,尽是输家。

雪崩时,没有哪片雪花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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