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斩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韩裔作家，苏珊·崔以《手电筒》完成了一次对家族创伤、移民身份与历史阴影的深度叩问。这部入围2025年布克奖短名单的作品，从十岁女孩路易莎与父亲瑟克在日本海滩的深夜散步落笔，以一场突如其来的父亲失踪为叙事原点，用多视角的非线性叙事，串联起战后日本、冷战阴影下的朝鲜与当代美国的时空图景。苏珊·崔将个人的家庭悲剧置于宏大的历史褶皱中，以“手电筒”为核心隐喻，让一束微弱的光穿透记忆的迷雾、移民的孤独与代际的隔阂，在追问失踪真相的过程中，探讨了创伤如何被传递、记忆如何被重构，以及身处文化夹缝中的个体，该如何在未被言说的黑暗里寻得自我的锚点。这部作品既是一曲写给离散移民的乡愁挽歌，也是一次对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的凝视——当我们被历史与命运裹挟，唯有直面过往的黑暗，才能让微光照亮前行的路。
《手电筒》最精妙的叙事巧思，在于以核心隐喻的多重意蕴，搭建起个体记忆与集体历史的对话桥梁。“手电筒”是小说中具象的道具，是瑟克失踪之夜手中紧握的物件，是黑暗海滩上唯一的光亮；它更是抽象的精神符号，是记忆的微光，是试图照亮真相的执念，也是身处迷茫的人们对抗未知的微弱力量。这束光始终是有限的：它照不亮海滩下的汹涌暗流，就像路易莎始终无法拼凑出父亲失踪的完整真相；它照不透历史的厚重帷幕，就像瑟克一生都无法摆脱家族迁往朝鲜的宿命与政治压迫的阴影；它也照不穿人心的隔阂，就像路易莎与母亲安妮之间因创伤而生的疏离，像这个破碎的家庭与各自原生家庭之间的裂痕。但苏珊·崔赋予了这束微光最珍贵的特质——纵使微弱，却始终存在。路易莎带着对父亲的执念长大，安妮在病痛中试图拼凑过往，托比亚斯的出现让散落的家庭线索重新交织，他们都是手持“手电筒”的人，在各自的记忆里摸索，在彼此的生命里相互照亮。而手电筒的“光”与“影”，恰是移民群体的生存写照：他们在异质的文化中寻得一丝光亮，却始终被过往的阴影缠绕，在光与影的拉扯中，成为悬浮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之间的“边缘人”。
在叙事结构上，苏珊·崔以非线性的多视角叙事，让家庭创伤的图景在时空交错中逐渐完整，也让“记忆的不可靠性”成为作品的核心命题。小说摒弃了传统的线性时间线，从路易莎的童年视角切入，又不断切换到瑟克的青年时代、安妮的过往、托比亚斯的视角，在战后日本、冷战朝鲜与当代美国的时空里来回穿梭。瑟克作为在日本长大的韩裔，因家族轻信战后平壤的承诺迁往朝鲜而与亲人彻底断绝联系，一生背负着离散的痛苦与政治压迫的恐惧；安妮作为美国女性，因年轻时的叛逆与原生家庭决裂，又在婚姻中承受着丈夫的沉默与自身的病痛；路易莎在父亲失踪后，带着破碎的记忆与被遗弃的恐惧长大，她的偷窃癖成为内心创伤的外在投射——正如小说所追问的，当父亲的人生被“偷走”，当家庭的完整被“偷走”，孩子的叛逆何尝不是对被剥夺的人生的无声反抗。苏珊·崔让每个角色都成为记忆的叙述者，却又让每个叙述都充满漏洞与矛盾：路易莎对海滩之夜的记忆模糊不清，瑟克对家族的过往讳莫如深，安妮对自己的病痛与过往避重就轻。这种碎片化的记忆叙事，恰恰契合了创伤的本质——真正的创伤往往并非被清晰记住，而是被压抑在潜意识中，以扭曲、模糊的方式影响着人的一生。而小说的叙事过程，就是一场对破碎记忆的拼接，就像用手电筒的微光一点点照亮黑暗的角落，纵使无法还原完整的真相，却能在摸索中靠近真实的内心。
苏珊·崔的深刻，在于她将个体的家庭悲剧与宏大的历史背景深度融合，让移民的孤独与创伤成为时代的缩影，也让作品超越了家庭叙事的范畴，成为对后殖民时代、冷战阴影下人类命运的反思。小说中的每个角色，都被历史的洪流所裹挟：瑟克的家族命运，是冷战时期朝鲜半岛分裂的牺牲品，是战后地缘政治博弈下的微小尘埃；瑟克作为在日本的韩裔，始终处于身份的夹缝中，既不被日本社会接纳，也与朝鲜的家族彻底割裂，他的沉默与谨慎，是移民者面对身份焦虑的本能反应；安妮与托比亚斯的母子隔阂，是美国社会个体主义与家庭观念碰撞的结果，而路易莎作为美韩混血，生来就带着文化的双重性，既无法理解父亲的东方乡愁，也无法完全融入母亲的西方世界。苏珊·崔没有刻意渲染历史的残酷，而是将历史的阴影悄无声息地融入角色的日常生活：瑟克对水的恐惧，对过往的沉默，对家庭的过度保护，都是历史创伤在个体身上的投射；路易莎对父亲的执念，对自我身份的迷茫，都是代际创伤的传递。在苏珊·崔的笔下，移民的孤独从来不是单一的文化隔阂，而是历史、政治、种族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家庭的创伤也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时代创伤在微观层面的具象化。正如苏珊·崔所言，朝鲜是“威权主义如何牢牢根植的残酷例子”，而她笔下的角色，都是这种历史残酷性的承受者与传递者。
而《手电筒》最动人的内核，在于它并非一部沉溺于创伤的悲剧，而是在对创伤的直面与探索中，写出了人性的韧性与和解的可能。小说中的每个角色，都曾被创伤所困：路易莎因父亲的失踪而变得叛逆、孤僻，安妮因病痛与丧夫之痛而变得脆弱、偏执，托比亚斯因从小被遗弃而对亲情充满怀疑。但他们从未停止过对自我与真相的追寻：路易莎在长大的过程中，不断回忆海滩之夜的细节，试图理解父亲的一生；安妮在病痛中，逐渐放下对过往的逃避，开始面对自己与原生家庭、与孩子的隔阂；托比亚斯的出现，虽然带来了家庭的震荡，却也让散落的家人重新联结，让彼此的创伤有了被看见、被理解的可能。苏珊·崔没有给小说一个完美的结局：父亲瑟克的失踪真相始终没有被完全揭开，路易莎的身份迷茫也没有彻底消解，这个家庭的创伤也没有完全愈合。但她却写出了和解的本质——和解并非彻底忘记过往，也非还原所有真相，而是学会与破碎的记忆相处，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与充满遗憾的过往相拥。当路易莎最终理解了父亲的沉默与恐惧，当安妮最终放下了对孩子的控制与对过往的逃避，当托比亚斯最终融入这个破碎的家庭，他们手中的“手电筒”，不再仅仅是照亮真相的工具，更是照亮内心的力量——纵使微光有限，却能让他们在黑暗中寻得彼此，在孤独中相互取暖，在文化的夹缝中寻得属于自己的身份归处。
作为一部历经多年打磨的作品，《手电筒》也带有苏珊·崔个人经历的深刻烙印，让作品的情感表达更显真挚与厚重。这部作品脱胎于《纽约客》的短篇小说，创作过程恰逢苏珊·崔人生的诸多变故：离婚、父亲离世、孩子的成长、职业的变动，以及对世界的认知发生改变。她将自己对父亲的思念、对家庭的理解、对身份的迷茫，都融入了小说的角色之中：瑟克的沉默与乡愁，或许藏着苏珊·崔对父亲的记忆；路易莎对自我身份的追寻，或许是苏珊·崔作为韩裔美国人的内心写照；而小说中对记忆模糊性的描摹，也源于苏珊·崔对童年在日本生活的记忆——“那段时间的记忆像梦境，有时氛围相当不祥”。这种个人经历与创作的深度融合，让小说中的情感不再是空洞的宣泄，而是真实可触的体验，让读者能在角色的痛苦与迷茫中，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让作品中的移民困境与身份焦虑，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
苏珊·崔以《手电筒》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充满创伤却又不失温暖的文学世界，她用一束手电的微光，照亮了移民者的乡愁，照亮了家庭的创伤，也照亮了历史的阴影。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像手持手电筒的人，在黑暗中摸索前行，被记忆的迷雾所困，被身份的焦虑所扰，被过往的创伤所牵绊。而苏珊·崔告诉我们，纵使微光有限，纵使真相难寻，纵使创伤难愈，我们也不能停止摸索与追寻。因为真正的光明，从来不是来自外界的照亮，而是来自内心的勇气——唯有直面过往的黑暗，唯有学会与自我和解，唯有珍惜彼此的微光，我们才能在支离破碎的世界里，寻得属于自己的归处，才能在孤独的旅程中，找到前行的力量。
这束手电的微光，不仅照亮了小说中角色的人生，也照亮了每个读者的内心，让我们在阅读中，与自己的过往和解，与世界的不完美相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