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由《亚洲周刊》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作家联合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名单正式亮相在大众面前；而台湾作家白先勇出版于60年代的短篇集《台北人》则以第七名的成绩，成功列于巴金《家》、萧红《呼和兰传》之上。

对于有着台湾作家身份的白先勇来讲，《台北人》俨然也是与自身经历有着密切联系的短篇小说集；它由14篇故事组成，展现着台湾社会各阶层人物在新旧时代交替中的人生转变，这其中的男男女女或高贵或贫贱，但也都是历史变迁中在时代巨轮下兀自挣扎的遗老遗少。

今天要分享的《花桥荣记》便是来自其中的短篇故事：

整篇作品是以花桥荣记老板娘的视角展开的叙述：她讲自己因时代更迭被迫漂泊到台北的无奈，也讲苦苦等待未婚妻的卢先生，因彻底失去团聚机会后的沉沦和颓废；叙述者的语气虽轻快诙谐，但依旧阻碍不住因人物命运遭遇而渗透出来的浓重凄凉和心酸。

文本之内是故事，可文本之外却是历史：这些让人心酸落泪的人物经历，都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失根人在台北的真实处境。

即便时过境迁，也依旧能够在字里行间，清晰窥视到当时人们最为艰难的生存困境，无比心酸的情感困境，以及无法逃离的精神困境。

接下来，我便结合故事中的人物经历，对以上三种困境进行简单分析。

【生存困境：不同人物的困顿和挣扎，映射着今昔之变的凄凉和心酸】

作为发表于1971年的优秀作品，《花桥荣记》显然有着浓厚的历史韵味；在这部篇幅不长的作品中，作者白先勇用细腻冷静的笔触书写着解放前夕被迫流亡到台湾的大陆人，所承受的艰难生活和生存困境，字里行间无不散发着对悲凉宿命的深深无奈。

凡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承载着作者最细腻也最饱满的思想情感，而身为读者的我们也只有纵深到作者身处的时代背景和亲身经历中，才能透彻了解作品所呈现的深刻涵义。

就如《花桥荣记》中流露出来的悲凉和无奈，便来源于作者自身经历的深刻感悟。

作为抗战名将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的少年时代是在国民党的官僚家庭中度过的，先辈们的显赫功绩和上流社会的气派，也成为他回忆中最为热闹繁华的部分；但动荡岁月的时局更迭，也让家族命运由盛而衰，在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时，白先勇也跟随家人被迫流亡台湾。

因为有过颠沛流离的经历，所以深深懂得流亡漂泊群体的痛苦挣扎；所以在他的《花桥荣记》中，出场的人物都曾在大陆有着或繁荣或美好的经历，而后又都在动荡时代的更迭中，如失根的浮萍般飘荡在充满疏离感的台北，或顺应天命，或苦苦挣扎，或沉沦颓废……

顺应天命的老板娘：

文中的老板娘是位个性鲜明的人物，她性格热情外向，喜欢评头论足；原本生活在青山绿水的桂林，有着生意兴隆的花桥荣记；但为了打听在战争中失联的营长丈夫，被迫从桂林流落到台湾，并拼凑钱财在长春路上开了间简陋的米粉店谋生。

生逢乱世的她，即便内心种种不情愿，但为求生存也不得不披上最世故的外衣，成为最精明的生意人，就如她在作品中的感叹：

“这年头，保得住命就是造化，不将将就就的，还要刁嘴呢……”

在无奈世道的衬托下，她生趣的自我调侃也成为刺痛人心的宿命悲叹。

苦苦挣扎的卢先生：

作为作品中重点描写的人物，卢先生的人生经历更是令人心酸：

出生于显赫家族的他，原本居住在桂林最为体面的卢公馆中，并有个青梅竹马的恋人罗家姑娘；但由于家族原因，他不得不在时代更迭中背井离乡来到台湾，成为收入微薄的教书先生。

他心中所念的，便是有生之年与罗家姑娘团聚，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但即便内心随和平静，却也是未老先衰，在老板娘的描述中可见一二：

“原本是很体面的长相，可不知怎的，却把一头头发先花白了……”

这幅未老的模样，也清晰体现着人物在悲苦漂泊的命运中饱受的摧残和折磨。

沉沦颓废的李老头和秦癫子：

除了重点呈现老板娘和卢先生的人生状态外，作者还在故事中塑造了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

一个是李老头：他本是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称李半城；却因为时局动荡，不得已流落在台北，变得又穷又病；

一个是秦癫子：他以前在广西容县做县长，过着一妻两妾的幸福生活，如今却成为台北路上斜眼歪嘴的疯子。

以上人物的命运走向虽不同，但却都有着同命相连的惆怅和凄凉，也都是承受着今昔之变的可怜人：

无论是随遇而安的老板娘，还是苦苦挣扎的卢先生，抑或是沉沦颓废的李老头和秦癫子，他们都曾在大陆有着美好的生活和经历，也都在时代巨浪的猛烈拍打下，徒剩荒败与虚无。

而这些人物的困顿和挣扎，则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飘零台北的人们最真实的生存境遇。

所以，《花桥荣记》这部作品从本质上讲：是身为历史伤痕感受者的白先勇先生，以历史背景为底墨，对无数个因世事变迁而陷入生存困境的人物命运的沉重书写和深刻呈现；而这番弥漫着历史韵味和沧桑感的情感表达，也注定作品拥有直穿人心的力量。

【情感困境：诙谐幽默的字里行间，蕴藏着最悲戚的牵挂和乡愁】

《花桥荣记》这篇故事是以第一人称展开的叙述，而米粉店的老板娘便是故事的叙述者；从头到尾她始终是以诙谐风趣的口吻，来讲述着周围人的命运沉浮和自己的坎坷遭遇。可愈是诙谐风趣，却愈是有种欲盖弥彰的悲戚感。

而这份悲戚的根本来源，便是故事人物情愁和乡愁交织而生的情感困境。

米粉店的老板娘因在战争中被迫与丈夫分离，便强迫自己接受丈夫已经去世的现实，还游说同样与丈夫失联的侄女再嫁他人；但看似活得通透洒脱的她，却总在不经意间兜漏出内心的痛楚和凄凉。

当知道同乡卢先生会拉弦唱戏时，便央求对方唱一曲家乡戏《薛平贵回窑》。

这曲《薛平贵回窑》也充满隐喻色彩：一是作为家乡戏寄托着老板娘对故乡的怀念，二是作为爱情故事寄托着老板娘对丈夫的期盼：希望自己如同在窑洞苦等十八年的王宝钏般，盼得丈夫能够像薛平贵般平安归来。

这番隐秘的情感，也在老板娘梦境中有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我倚在石凳靠背上，闭起眼睛，听着卢先生那咿咿呀呀带着点背酸的弦音，朦朦胧胧竟睡了过去，忽而我看到小金凤和七岁红在台上扮着《回窑》，忽而那薛平贵又变成了我先生，骑着马跑了过来……”

若不曾有内心强烈的期盼，又怎会有这幸福踏实的梦境？

可戏曲中的王宝钏等了十八年终于等到了薛平贵，而老板娘却在大好年华中白白等了一场空，在这种戏曲和人生、梦境和现实的双重对比下，老板娘的经历更让人感到心酸。

而卢先生一句”老板娘”的尊称，更是将人物的伤痛清晰展现出来：即便梦境再好，但终归要有梦醒时分；而在梦境中沉沦的苦命人，也不得不再次披起”老板娘”这身沉重的皮囊，隐匿起柔软的心思，继而与悲戚命运周旋着，也对抗着。

同样的，作品中的老板娘为自己取名”春梦婆”，也隐喻着她的不幸：因为无法重获失去的爱情和故乡，便只能寄托在虚幻缥缈的梦境中，并从中攫取自己的精神力量，来与悲苦的现实抗衡。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

在这场梦境和现实的交织中，完全可以感受到老板娘内心尖锐而凛冽的伤痛，这是动荡时局下，幽禁痴情女子和漂泊人的情感困境。

而作品中的另一主要人物卢先生也是如此。

漂泊在外的他，始终心心念念着的是青梅竹马罗家姑娘，甚至在老板娘为他另谋其他姻缘的时候，素来温和的他选择愤然离去。

与罗家姑娘重逢并且成亲，成为卢先生漂泊人生的全部意义，也成为他苦难人生的精神支柱；也是因为这份执着信念，让他完全无视现实生活的艰难痛苦，能够在众生沉沦中依旧保持温和与良善。

为了与罗家姑娘相逢：他努力地给学生讲课和补习，用挣来的钱买鸡仔，再将这些鸡仔养大拿到集市上去卖……

可即便如此，命运还是给了他当头一棒：自己信赖的表哥捏造了罗家姑娘来台计划的谎言，将他15年的全部积蓄完全骗走。

但若是没有表哥的欺骗，卢先生就能和罗家姑娘团聚吗？答案很明显，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期望和愿景俨然注定是一场空梦。

从这种意义上讲：卢先生期待与罗家姑娘团聚的愿景，本质上是个人理想与残酷现实的抗争；而未曾露脸的表哥的欺骗，更像是翻云覆雨的诡异命运对弱小人物的欺弄。

在这场个人与现实的抗争中，节节败退的卢先生最终被禁锢在爱而不得的情感困境中：

“大概有半年光景，卢先生一直茶饭无思，他本来就是个安静人，现在一句话也没的说了；一张脸瘦得还有巴掌大……”

这是饱受情感之殇的人物在无常命运和现实桎梏下遭受的折磨和摧残。

读《花桥荣记》这部作品，往往最先感受到的是作者最直白的诙谐和幽默，但随着故事的发展和递进，会发现：在人物的多舛命运中，这种诙谐反而愈加凸显了作品的悲情和苍凉。

无论是老板娘还是卢先生，他们始终是挣扎在爱情与乡愁两者交织的情感困境中，忍受着内心的苦楚，承受着命运的刁难；透过两人复杂微妙的内心世界，也让身为旁观者的我们能够清晰看到时代变迁中失根的一代人，最为悲苦飘零的处境以及与命运抗争的内心挣扎。

【精神困境：灵欲之争的痛苦撕扯，是失根人无法逃离的悲凉宿命】

对于《花轿荣记》中的众多人物来讲：生存的困境可以去改善或者习惯，情感的困境可以释然或隐瞒，可唯独精神上的困境始终如影随形，不管作品中的人物落魄还是沉沦，始终要痛苦承受着的。

也是这番”灵欲之争”的精神困境，彻底奠定了《花桥荣记》感情基调中的悲怆和苍凉。

先来探讨卢先生的精神困境：

当与罗家姑娘团聚的愿景因表哥的欺骗最终化为泡沫时，卢先生也彻底失去了长久依赖的精神支柱；为躲避精神上的空虚和无助，他选择与悍妇阿春沉浸在肉欲之欢中，从而用颓废和堕落麻痹自己。

如果说：纯真善良的罗家姑娘代表着卢先生的高尚灵魂，那么悍妇阿春则代表着卑劣和丑陋的人性，在等待罗家姑娘的时候，卢先生的灵魂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无论现实再艰难，他依旧保持纯良质朴的美德；而得知与心上人无法团聚时，主宰他灵魂的罗家姑娘彻底失去了力量，从而导致了卑劣丑陋的人性最终战胜了纯粹崇高的灵魂。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曾经的温文尔雅的教书先生，会成为对情妇卑躬屈膝、对学生施以暴行的粗鄙之人。

当堕落的卢先生悄无声息离开人世时，作者也运用了大量的暗示和隐喻，来展现人物的精神困境：

首先是”死因被认定心脏麻痹”：死亡理由虽滑稽可笑，但也暗喻着卢先生的死亡，是因为身体堕落和心灵麻痹而导致的；
其次是”房间的琴弦落满灰尘”：从这点上也不难看到：自从卢先生与罗家姑娘团聚的愿景破灭后，他也放弃了精神上的熏陶，只是如同行尸走肉般活着。
而”死在书桌上”这一场景更是意味十足：这里的书桌实际上代表着颓废堕落的卢先生最后的精神救赎，将生命最后时光定格在书桌上，也象征着卢先生在高尚灵魂和堕落情欲的强力撕扯下，最终在死亡中获得了灵魂战胜恶欲的最终胜利。

面对无法改变的精神困境，也只有死亡能够达成最后的心灵救赎；而这份带有双重意味的人物结局，也为作品增添了几分悲壮。

同样的，对于彻底失去往日荣耀的李老头和秦癫子两个人来说，也无法逃脱自己的精神困境：

在高尚灵魂和堕落恶欲的痛苦撕扯下，曾坐拥半城财富的李老头，用一碗米粉为自己过完七十大寿后，选择在孤独中上吊自杀；而曾经风光无限的县长秦癫子，亦在疯疯癫癫中，与鸡鸭等家禽一起淹死在了臭水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