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宋代公务员工资水平可以说空前绝后。北宋实行官员高俸制，目的在于养廉。这在北宋皇帝及其有作为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宋太祖早在开宝年间就宣称：“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此后，范仲淹、王安石等人都主张高薪养廉。如范仲淹说：“养贤之方，必先厚禄。厚禄然后可以责廉隅，安职业也。”从皇帝到政策推进的大臣们都同意这种顶层设计，宋代的高薪养廉从一开始施行的非常彻底。接下来这种高薪养廉为宋代继任统治者们达成广泛共识，在“富有多积”的财政充盈下，将这种“高薪养廉”制度继续深度地推进了下去。
宋代官员
错误观念推进下的高薪养廉顶层设计。
高薪养廉很早便是宋代推出防治腐败的积极信号，但是它彻底失败的结局已经为后世所知。中国传统封建政治体制，发展到了宋代已经积蓄了大量的经验，历代治国理政的典籍成果业已蔚为大观，可以说，总结历史，对照过去，继续改造政治生态，进一步优化政治体制已经具备了大量条件。近代学者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有学者认为，宋仁宗时期，宋王朝的GDP占当时全世界GDP的65%，综合各个角度宋王朝在历代王朝中确实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荣鼎盛时期。
也因此，给高薪养廉制度带来了极大的可操纵性。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宋史·职官志十一》因此，北宋从宋太祖至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
宋代官员
以宋朝的一品大员（宰相、枢密主官）为例，即使没有爵位，其月薪也能达到300至400贯（《宋史》，职官志篇），是汉代的10倍，是清代的6倍。
有学者按照黄金为参照物计算，宋代的三百千，相当于人民币二十万元，无论换算是否极为精确，可以肯定的是，宋代的高工资水平是无需置疑的，宋朝大小官员锦衣玉食，生活奢华。这种“高薪养廉”在宋代就率先“试水”，时间不可谓不早，但宋代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造成这种局面，高薪养廉的错误顶层设计要负主要责任。
高薪养廉造成从政为享乐，出发点极其庸俗。
宋代初期，由于宋太祖对武将过度管控，间接造成了他过度依赖文臣，培植了庞大的文官系统，以此强化自我权力稳定，与此同时，亲自立下了不杀文臣的誓约，成为既定国策。他曾对宰相说：“弊病如同鼠穴，如何能堵塞，只要除去其甚者就可以了。”虽然在此之前也曾说过：“若犯吾法，唯有剑耳”的豪言，加之对宰相赵普收受重礼的放纵，从最初在防治腐败工作上就没有打下好的风气基础。他曾亲自对宰相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这种交底，为日后的北宋政坛肆意挥霍贪渎埋下了巨大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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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吕蒙正也曾跟宋太祖对答说：“小人的情伪，君子岂是不知，以大度宽容，事情就好办了。”太祖、太宗依据这个“大度宽容”方针，逐渐形成了对官员的放纵。宋太宗进一步提高文臣待遇，确保他们都能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并使“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宋代文官因罪被处死的几率不到10%，大多数文臣犯罪后都一直处于“在路上”的状态，时机转变之后照样官复原职，加官进爵，因此宋太宗自己曾总结说：“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
在宋代造成官员如“雪片般”蜂拥而来的重要原因就是所谓的“高薪养廉”，只要能够当上宋代的公务员，就过上了吃尽穿绝的奢靡生活。由于高工资和高福利的联动下，刺激了进一步贪渎和对工作的不负责任。高薪没有养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官员给宋代“打工”的出发点极其庸俗而现实。宋仁宗时，高官宋祁点着华灯抱着歌姬们醉饮作乐，通宵达旦，穷奢极侈。他哥哥宋庠听说后，派人提醒他说：“听说你昨夜又是烧灯夜宴，纵情享乐，不知还记得某年在周学内吃咸菜拌饭的事情吗？”没想到，宋庠派去的人回来把他弟弟宋祁的“当年在州学读书受苦，就是为了做官享福”的“神回复“带了回来，弄得宋庠一时语塞，哭笑不得，原因是当时他弟弟的观点确实代表了很多享受“高薪养廉”的宋代官僚的庸俗从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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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夜饮”成为极其时髦的高官腐败现象。《宋史▪寇准传》明确记载说：“（寇）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以至于燃灯后的烛泪往往成堆，这种豪侈在当时来看已成为高级幕僚们的共同嗜好，由此引发种种吃请、比富，拉关系结朋党的种种恶性循环。
以宋代最为著名和清廉的包拯为例，包拯年薪最高的时候，应该是在临终前，他既是枢密副使，又是朝散大夫、给事中、上轻车都尉，同时还被封为东海郡开国侯，官品和爵位之高仅次于当朝宰相，所以这时候肯定是他一生中拿工资最高的时候。包拯的工资条是这样的 “20856贯铜钱、2180石大米、180石小麦、10匹绫、34匹绢、2匹罗、100两绵、15秤木炭、240捆柴禾、480捆干草。”以上是史料中出现的距包拯任职开封府时间较近的物价数据。利用这组物价数据，我们可以把包拯每年的各项实物收入都换成钱，加起来大致是1022贯，加上20856贯货币收入，总共是21878贯。这就是包拯任职开封府时的年薪。按当时400文铜钱的购买力和现在25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是相仿的，鉴于数据精确问题，我们保守估计，包拯年薪最低不低于500万元。清官包拯尚能有如此的工资水平，其余那些高官除了“高薪养廉” 的那批钱财之外，加上各项“额外收入”，和贪污受贿所得，可以说钱财额度之大让人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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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的清廉绝非高薪所打造，完全凭借的是独立的政治人格和儒家的高尚操守，他平常没有私人信件，连朋友、亲戚都断绝来往。虽然地位高贵，但穿的衣服、用的器物、吃的饮食跟当百姓时一样。他曾说：“后代子孙当官从政，假若贪赃枉法，不得放归老家，死了不得葬入家族墓地。假若不听从我的意志，就不是我的子孙。”这种决绝式的拒绝贪腐的警示，恰恰反映当时为政清廉的艰难程度。
宰相吕蒙正每天必吃鸡舍汤，杀鸡的鸡毛堆成了山。丁谓做了宰相之后勾结宦官雷允恭，贪污挥霍，密令皇宫后苑制作金酒器，“四方贿遗，不可胜纪”。一时之间，在“高薪养廉”的助推下，人人比着工资和享受，造就了宋朝历代大臣几乎无不贪污受贿，无不穷奢极侈。
宰相以下，朝廷和地方的官员，贪污腐化更是乘风，州郡文账送报三司，随账都有贿赂，各有常数。仁宗时，杭、越、苏州等州“旱涝连年”“饿尸横路”，淮南转运使魏兼奉命去处理。魏兼到苏州三天，“穷彻昼夜，歌乐娱游”，把饥民都赶到庙里关起来，三天中饿死很多人。魏兼所到之处，官府都遣送妓乐迎候，这是典型的把灾难变成喜事的案例。
蒲宗孟时任尚书左丞、知州，每天宴饮要杀猪，羊各十只，燃烛三百。有人请他减少些，蒲宗孟发怒说：“你们要让我在黑房子里挨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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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到了徽宗时期，朝政风气已腐坏至极。蔡京大肆搜刮民财，尽情侈靡、挥霍。设置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等专供皇室消费享乐，一年用度由最初的三十万贯增加到一百二十万贯。
蔡京生日，全国各地官府还要“贡献”大宗礼物，称“生辰纲”。徽宗时，常对大臣赐给宅第。一所雄丽的宅邸，用费至百万贯。蔡京赐第最为宽敞，园内树木如云，又在宅西毁民屋数百间建西园，居民被迫强拆，悲愁泪下。人们说：“东园如云，西园如雨”（泪下如雨）宋朝人当时就已经指出蔡京“享用侈靡”。做一碗羹要杀鹑数百只，家中大量养鹑。一次留讲义司官员吃饭，但是蟹黄馒头一项，就用钱一千三百多贯。有客在蔡京家饮酒，蔡京叫库吏取出江西官员送来的美酒十瓶，尚存有八十余瓶。蔡京家蓄养的姬妾成群，家中厨房甚至有专管切葱丝的婢女。徽宗前后七次坐小车到蔡京家饮酒作乐。蔡京的儿子蔡攸官至大学士，在宫中穿着短衫、窄裤、涂抹青红，和艺人一起戏笑取乐。蔡攸对徽宗说：“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娱乐。岁月几何，岂能徒自劳苦！”徽宗听了，深以为然。在宋徽宗的亲自带领下，醉生梦死，挥霍享乐，距离灭亡的钟声越来越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