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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眼中的山西与山西人心中的鲁迅

 鲁迅的一生既没有在山西学习过,也没有在山西工作生活过,甚至可以说没有真正到过山西,但在他的过往人生经历中,与山西人多有交集,并不时把思想文化研究的目光落到山西这块古老而又现代的文化土壤上,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正如董大中所言:“对于一位文化巨人说,一个地区跟他的关系,是绝不能用他是否在那里生活过为唯一取舍标准的。”因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有关鲁迅眼中的山西与山西人心目中的鲁迅,自然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鲁迅眼中的山西与山西人心中的鲁迅-爱读书

  鲁迅对于山西自然环境的认知

  鲁迅在弃医从文前,曾在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的矿务班学习,接受过较为系统的地质矿物学知识教育。是时,该学堂是一所培养矿业工程技术人才的学校,与天津中西学堂同为我国最早的矿业最高学府。矿务班功课以开矿为主、造铁路为辅,鲁迅在此攻读了三年整。这一学习经历不仅为鲁迅打下了地质矿物学知识的基础,还开阔了他的视野,启发了他的思维,并得到了一定的学术训练。

  也正因此,鲁迅在1903年即以笔名“索子”在《浙江潮》第八期上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一文。该文谈及德国人利忒何芬在中国的矿产考察报告,并转引其言:“(中国)大陆均蓄石炭,而山西尤胜。”鲁迅在该文中,还引用日本地质调查者报告中图示的我国石炭田的位置,述及山西矿产资源共计有6处,即东南部炭田、西南部炭田、五台县、大同宁民府间炭田、中路(译音)、西印子(译音)等。

  1904年,鲁迅又与同去日本留学的矿务铁路学堂同学顾琅合编了《中国矿产志》一书。作为中国第一部地质矿产专业志,该书是我国最早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理论论述我国地质矿产的科学著作,出版后又加以增订,连续多次再版,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清政府学部批准为“国民必读”之书,将其批准为“中学堂参考书”。

  该书由“例言”“导言”四章六节和“本言”十八章三十六节组成。“本言”部分述及各省的矿产资源,其中第二章即为《山西省矿产》。该章述及山西省蕴藏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其中,山西省铁矿以平定州盂县、潞安州、泽州阳城县储存量为最,并将其开采历史追溯至2500多年前。山西省煤炭资源分布地区广阔,计有13500平方里,煤层厚达25尺至50尺,平均厚度不在40尺以下,储量高达6300亿吨,山西一省所蕴藏的煤炭量足可以使用1000余年。

  不过,及至1924年6月前,鲁迅对于山西的认识应该还仅限于纸上。但也就在这一年,鲁迅接受了西北大学与陕西教育厅合办的“暑期学校”的邀请,启程赴陕西作学术报告,终于有了过道山西的机缘。此次赴西北之行,鲁迅对一水之隔的山西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以至于原打算准备由南向北穿过山西归来。后来虽行程改变,但鲁迅一行最终还是短暂逗留于山西境内。在舟经山西时,为真切见识山西,鲁迅一行特地在黄河北岸山西一侧的一个小山村登岸参观。据鲁迅该年8月9日的日记记载,他在登岸参观的归途中,还在水滩捡拾石子两枚以作纪念。又据同行的孙伏园所撰《长安道上》一文记载,鲁迅一行舟行晋、豫间,发现山西一侧果木森森,登岸之处遍地种植着花红树,为此他们还特地品尝了晋南的风物花红,觉得不仅价廉而且物美。

  鲁迅对于山西传统文化的关注

  作为从中国传统文化深处走出来的思想者和革新者,鲁迅既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解构者,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建构者。其思想文化观以眼光犀利、质地劲锐、内涵深邃而著称,具有中国新旧文化转换期的一些基本特征,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统观鲁迅一生思想文化的发展,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秉持批判性的态度,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了解,以及对其精髓的自觉传承,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这在他对山西传统文化的关注上就有具体映射。

  从鲁迅日记记载情况来看,他以抄录、辑校古代典籍、碑刻为乐事,对山西历史文化可以说饶有兴趣。1914年3月1日,鲁迅在琉璃厂购得有“长子”“襄垣”等字样的四枚小币。同年6月6日,又在琉璃厂购得有“安邑化金”字样的一枚圆足布。1915年,他购得多种山西碑拓和著述,其中重要的碑拓有《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潞州舍利塔下铭》,重要的著述有《山右石刻丛编》一部,计24册。同年,鲁迅还以精拓本校完《大云寺弥勒重阁碑》,并写出《〈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一文。1918年5月3日,他在琉璃厂购得一枚《王通墓志》。同年12月27日,其又在琉璃厂购得两枚“安邑”币。1921年2月14日,他在商务印书馆购得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同年3月2日,又购得一枚据说出自山西大同的《邑义五十四人造像》。1923年7月3日,购得十四枚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同年8月24日,又委托周建人代买一册《山右金石录》。

  从上述日记记载内容来看,鲁迅对山西文化遗存不仅仅是收藏,也进行过山西文化的专题研究。他不仅重视山西地方古籍的阅读,而且专注于辑校山西地方的古籍、石刻与收藏山西地方的碑拓,把文物考古作为研究山西文化的另一条路径。

  在鲁迅所处的时代,“其基本的历史命题是,如何促进中国古老的民族文化,从封闭的僵硬的传统中向现代化方向转换”。也正因此,作为促成民族思想文化转换的一代巨人中的杰出代表,鲁迅面对新的时代,站在思想文化转换时代所能够达到的历史高度,在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深刻的反省中着眼于未来。

  颇值得玩味的是,鲁迅的几部深刻反映民国初年现实的小说中,又有意无意地把山西作为闭塞昏闷的地方,这多少折射了他将社会功用看作文学的主要功能的认识。由此也不难发现,鲁迅在文学上表现出来的反传统和他又从传统中汲取有益的因素,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矛盾的,而实质上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可以说,作为一代巨人的鲁迅,一生所追求的都与时代赋予他的,以及他自觉承担起的思想文化启蒙的历史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

  除此之外,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笔下不时提及古代山西的名人及其他。如在《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中,鲁迅就谈到太原人王琰。在《唐之传奇文》中,又谈到太原祁人王度。透过鲁迅提及并评述的这些山西籍的古代作家作品,我们多少能领略到他作为史家的眼光和见识。与之同时,鲁迅对于山西传统文化中滋生的劣根性,也给予了淋漓尽致的揭批。

  事实上,鲁迅的文化反省,“在好多情况下就是从人生的残缺中生发出来的,而他的思想启蒙也是从‘揭出病苦’开始的”,“其目的正在于唤起人们的痛苦感,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因为在鲁迅看来,熟读古人笔记,不仅能发现“正史”中失佚的材料,而且也能看到中国的“真面目”。这也是在特定的思想文化的整体的历史转换中,鲁迅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上的思想文化伟人之所在。

  另外,读书与藏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山西的历史从史前文明的旧石器时代发端,历经尧舜禹和夏商周数千年的演进,到晋国和三晋时期已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春秋时期,三晋人物以其高卓行为显示了崇高的人格力量,鼓舞了一代代华夏儿女献身正义事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创建作出了巨大贡献。从鲁迅专事记载访书、购书的《鲁迅日记》可知,其藏书中就有不少三晋文献。从中我们不仅可知鲁迅对中国文学及传统文化的积累程度及其研究倾向,而且也可窥见其书帐中隐现的“三晋文化”,以及藏书中所包蕴着的藏家主体精神的投入。

  鲁迅在山西人心中的地位

  鲁迅深刻的文化反省注定了他是一个孤独的思想先行者,因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对于鲁迅的真正意义是什么,鲁迅遗产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山西人也给出了他们的回答。

  鲁迅的一生始终处在前进中,他不是跟着时代走,而是推着时代走。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曾被高长虹等部分山西文学青年严重误解,但对于高长虹等部分山西文学青年强加在鲁迅身上的不公之词,“我们既要放在当时普遍存在的那样一种大环境里来认识,又要把它作为一个‘个案’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尤其重要的是,要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对其加以科学的研究和总结”。

  对此,同是山西人的王哲甫在1933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也给予了鲁迅类似的评价,称鲁迅的“笔锋带着讥刺,但讥刺之中而含着血泪,他的态度很是冷峻,但冷峻之中,却抱着同情。他如同一位医士把‘老大中国’的沉疴很详细的诊视出来,他的锐利的目光观察到人们的肺腑”。

  可以说,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看出了中国文化的千疮百孔,看出了它的病入膏肓。也正因此,当年《鲁迅研究年刊》发刊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在其所撰的《祝贺与希望》一文中,不无痛惜地指出:“中国理应拿出十倍于红学研究的热情来研究鲁迅的,而实际上,可能还不及红学研究之半。”

  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鲁迅的思想无疑是极其深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鲁迅逝世时,埃德加·斯诺就说:“我总觉得,鲁迅之于中国,其历史上的重要性更甚于文学上的。”这也体现在鲁迅逝世后的悼念活动中。鲁迅出殡日,上海各界人士自发送行的队伍绵延长达十几公里,民众更是将一幅绣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绸旗覆盖在他的灵柩上。对此,叶圣陶在《相濡以沫》一文中就不无感慨地写道:“这样的事,上海从未有过,全中国从未有过了。”鲁迅逝世的消息一经传到山西,便迅即引发了山西隆重悼念鲁迅的活动,成为当时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

  太原鲁迅追悼大会筹备负责人田景福后来在《太原青年文学研究会的前前后后》一文中介绍说,当“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太原,像一声霹雳,震撼着无数青年的心灵,文研会会员们奔走直告,有人泣不成声,如丧亲人”,哀痛之余,讨论着“用什么方式追悼这位伟大的文学导师、中国的高尔基”。当时,《山西党讯》副刊所发表的有关鲁迅的消息和悼念诗文,在全国媒体中是最多的。其中,1936年10月21日的《山西党讯》副刊在其发出的《追悼鲁迅先生逝世专刊征稿启事》中称:“为了纪念这个不朽的人格,为了使大家了解他给我们遗下的任务,我们筹备着出个专刊,来尽些传播的责任。”

  鲁迅逝世的纪念活动也在晋绥边区展开来。以1940年为例,《抗战日报》在该年10月16日第一版就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称“本月十九日(即星期日)为中国新文化导师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晋西文联特发动晋西文化界筹备纪念会”。194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编的《北方杂志》在第1卷第5期,刊出了一个《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特辑》,共刊发13篇文章,把晋冀鲁豫边区纪念鲁迅、研究鲁迅的活动推向了高潮。可见,鲁迅的精神也为晋绥边区军民所钦佩、敬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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