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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妮·弗兰克:安妮日记

1942年6月24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天气热死人了,我们都快给烤化了,可这么热到哪儿我也只能步行。我现在才真正晓得电车有多好了;可那是犹太人禁止享用的奢侈品——骑两条腿的马对我们来说已经够好了。昨天午饭时间我去让·卢肯施塔特看牙医。从我们学校到那里有好长一段路;下午上课的时候我都快睡着了。那个牙医的助手很好心给我喝了一杯水——她是个好人。
渡船我们是可以乘的,也就这点好处了。有一条从约瑟夫·以色列斯卡德来的小船,那上面的船夫只要我们要求总会立刻同意载我们。我们过得如此悲惨不能怪荷兰人。
我真希望自己不用去上学,因为我的自行车在复活节那几天被人偷了,爸爸已经把妈妈的那一辆送到一户基督教人家保管。不过谢天谢地,马上就要放假了,再过一个多星期痛苦就到头了。昨天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我正从车棚边上过,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叫我。我转过身,认出是头一天晚上在我的女友伊娃家碰到的那个漂亮的男孩。他害羞地朝我走过来,介绍自己叫哈里·戈德伯格。我有点意外,也不知道他想怎么样,好在没让我等多久,他就问我能不能让他陪我上学。“只要你答应什么都听我的就可以。”我是这么回答的,于是我们就一起走了。哈里16岁,会讲好多好玩的故事。今天早晨他又在等我了,我希望从此他一直都愿意。
你的,安妮

1942年6月30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直到今天我才有工夫给你写信。星期四一整天我都和朋友们在一起。星期五我们家来了客人,就这样一直拖到今天。一个星期里我和哈里彼此了解了很多,他跟我讲了很多关于他的事情,他是一个人来荷兰的,现在和他的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他父母在比利时。
哈里有个女朋友叫范妮。我也认识她,是个十分柔顺感觉迟钝的家伙。现在他遇到了我,才发现自己原来一直不过陶醉于范妮的外表。我看来是兴奋剂,把他一下子给激醒了。你看我们都有各自的用处,时不时脑子也会犯点晕乎。
尤碧星期六晚上在这儿睡的,但她星期天去了丽茨家,我无聊透了。哈里本来晚上是要来的,可他下午6点来了电话。我接的电话,他说:“我是哈里·戈德伯格,请问我能跟安妮讲话吗?”
“你好,哈里,我是安妮呀。”
“嘿,安妮,你怎么样?”
“好极了,多谢。”
“真不好意思今晚我不能来,可我很想跟你讲讲话;要是我十分钟以后过来,可以吗?”
“可以呀,好吧,再见!”
“再见,我马上过来见你。”
放下话筒。
我迅速换了另一条连衣裙,稍稍收拾了一下头发。然后我便紧张地站在窗边看着他。终于我看见他来了。真奇怪我没有马上冲下去;而是耐心地等着他按门铃。然后我下楼,门一开,他刚好和我扑个满怀。“安妮,我奶奶说你年纪还太小,不适合经常和我外出,还说我应该去勒斯家,不过你可能晓得我以后是不会再约范妮出去了!”
“不,怎么回事儿,你们吵架了?”
“没有,怎么会哩。我跟范妮讲了我们不合适,所以以后最好别再一起外出了,但我们家永远欢迎她,我也希望她家永远欢迎我。是这样的,我原以为范妮一直在和另一个男孩约会,所以我也以牙还牙。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我叔叔说让我跟范妮道歉,可我怎么会想做那样的事情哩,所以现在我和她全了解了。太复杂了,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理由。我奶奶希望我跟范妮而不是和你在一起,但我不愿意啊;老年人难免总会有这么些可怕的旧观念,我可不能同流合污。我需要我的爷爷奶奶,但话说回来他们也需要我啊。从今往后每个星期三晚上我都会有空。按道理我是该去上木刻课的,好让我爷爷奶奶开心,可实际上我去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聚会。我知道自己不该这么做,因为我爷爷奶奶特别反感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当然怎么也算不上一个狂热分子,不过我有那种倾向,而且觉得挺有意思。可最近那里变得一团糟,我打算退出来,所以接下来这个星期三就是我最后一次了。这样的话我就能在星期三晚上、星期六下午、星期天下午见到你了,说不定还有更多时间。”
“可是你的爷爷奶奶反对呀,你总不能背着他们来吧!”
“真爱自有出路。”
后来我们经过街角的那家书店,彼得·韦瑟尔跟另外两个男孩站在那儿;他跟我打了声招呼——这是他好多年来头一次跟我讲话,我真的很高兴。
我和哈里走啊,走啊,到头来就是我要在明天晚上差五分七点在他家房子前面跟他碰头。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3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哈里昨天到我家来见到了我父母。我预先买好了一块奶油蛋糕、点心、茶和花式饼干,蛮铺张的哩,可哈里和我都觉得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太闷了,所以我们就出去散步了,等到他把我送回家已经八点过十分了。爸爸非常着急,说我不长脑子,因为犹太人过了八点还在外头是很危险的,我只好答应以后差十分八点一定回家。
明天他要邀请我去他家。我女友尤碧老是拿哈里来逗我。说实话我还没有热恋上谁,噢,不行,我当然可以有男性朋友——这谁也别想多什么嘴——不过唯一的男友,或者用妈妈的说法,情人,那可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哈里有天晚上去看伊娃,她跟我讲她问他,“你最喜欢谁,范妮还是安妮?”他说:“这跟你没关系!”但他临走的时候(整晚他们后来也没再一起聊过了)突然来了一句,“听着,是安妮,回见了,别跟别人讲。”说完就跟阵风一样溜了。
很显然哈里已经爱上了我,换换口味也挺好玩的吧。玛格特肯定会说:“哈里是个体面的小伙子。”我同意,但他不止这些。妈妈是赞不绝口:漂亮的男孩,懂事儿的男孩,可爱的男孩。全家人都接受他我当然高兴。他也喜欢他们,不过他觉得我的那些女朋友都太幼稚了——说得挺有道理的。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5日 星期日早晨
亲爱的凯蒂:上周五在犹太剧院我们的考试结果公布了。真是再好不过了,成绩单上没有一点丢人的东西。只有一门课是良,代数5分,两门课6分,其余全都是7分或8分。这成绩家里人当然是满意的,只是对于分数的问题我父母跟大多数人的看法很不一样。只要我健康、快乐,他们对成绩的好坏毫不在意,还有就是要我知廉耻;其余的一切则顺其自然。我自己可不这么想。我不想做差学生;本来我是完全可以在蒙特索里中学读七年级的,可是却进了犹太中等学校。当我们得知所有犹太孩子都得上犹太学校念书的时候,经过一番劝说校长才有条件地接受了我和丽茨。他希望我们努力学习,我也不想让他失望。我姐姐玛格特的成绩也拿到了,总是那么优秀。要是学校有的话,她肯定会以优等生的荣誉毕业的,她脑瓜子太好用了。爸爸最近常待在家里,因为生意上没什么事儿可做,觉得自己多余的滋味肯定遭透了。库菲尔斯先生接管了特拉维斯,克莱勒先生则接管科伦公司。前两天当我们在自己的小院子里散步的时候,爸爸第一次跟我讲起我们得躲起来的事情。我问他为什么非要这么早就谈这些事情。“好孩子,安妮,”他说,“你知道的,一年多以来我们一直在陆陆续续地把我们的食物、衣服和家具搬到别人家里去。我们不想让自己的东西给德国人拿走,当然我们也不想自投他们的罗网。所以我们自己得先隐姓埋名,而不是等到他们来抓我们。”
“不过爸爸,那会是什么时候呢?”他说话时样子很严肃,我害怕极了。
“用不着你们来操心,我们会把一切安排好的。抓紧时间享受你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吧。”就说了这么多。天啊,但愿这些阴森森的话里讲的那个日子还远在天边哩!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8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从星期天到现在时间好像一下子过去了好多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整个世界好像一下子都翻转了。但我还活着,凯蒂,这是最要紧的,爸爸这么说。
是的,我确实还活着,但别问在哪儿,怎么活。你肯定摸不着头脑,那就让我从星期天下午发生的事情跟你讲起吧。
三点钟(哈里刚走,不过稍后又回来了)有人按前门门铃。我当时正懒洋洋地躺在阳光下的走廊里读书,所以没听见门铃声。稍后,玛格特一脸激动的样子出现在厨房门口。“党卫队给爸爸送来了招集令,”她低声说道,“妈妈已经去见凡·达恩先生了。”(凡·达恩是爸爸的一个朋友,公司同事。)我十分震惊,招集令?谁都晓得那是什么意思。我脑子里立刻闪现出集中营和阴森森的牢房的画面——我们会让他受此厄运吗?“他当然不会去的,”玛格特说得很肯定,一边和我一起等着。妈妈去找凡·达恩家商量我们要不要明天就搬到藏身的地方去。凡·达恩一家会和我们一起走,所以总共会有七个人。沉默。我们都说不出什么话了,心里惦记爸爸,也不知道究竟怎么样了,他当时正在乔德赛·恩瓦利德(犹太福利院)探望老人;也在等妈妈,炎热加上心头的悬疑,一切使我们充满了畏惧而又沉默不语。
突然门铃响了。“这是哈里,”我说。“别开门。”玛格特拦住我,紧接着听到楼下妈妈和凡·达恩先生跟哈里说话的声音,我们这才松了口气,接着他们进来了,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每次门铃响,我和玛格特都会轻轻地猫着身子看是不是爸爸,别人谁也不开门。
后来玛格特和我被支出了房间。凡·达恩想和妈妈单独谈谈。当我们俩单独待在卧室里的时候,玛格特告诉我招集令不是发给爸爸的,而是给她的。这下我就更害怕了,并哭了起来。玛格特16岁,难道他们真的要把这种年纪的姑娘单独带走吗?感谢老天爷她不会去的,妈妈亲口这么讲的;爸爸跟我谈到我们要躲起来的时候也一定就是这个意思。
躲起来——往哪躲呢?是个小镇还是乡下?是大房子?还是小农舍?什么时候?怎么走?在哪里……我知道这都是些不允许问的问题,可我的脑子怎么也赶不走它们。玛格特和我开始把一些最要紧的东西往一个书包里装。我放进去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这本日记,然后是卷发筒、手帕、课本、梳子、过去的信;我收拾着这一件件最奇妙的东西,心里想着我们就要去躲起来了。但我不难过,对我来说回忆比漂亮的衣服更重要。
五点钟爸爸终于到了,我们打电话给库菲尔斯先生问他晚上是否能过来一趟。凡·达恩出去找梅爱朴。梅爱朴从1933年以来就一直和爸爸共事,已经是老朋友了,她的新婚丈夫亨克也一样。梅爱朴用她的包装了一些鞋子、外套、大衣、内衣和袜子走了,并答应说晚上会再来的。接着寂静降临整幢房子,大家谁也没心思吃东西,天还不热,一切都显得特别怪异。我们把楼上的一间大屋子租给了一个叫古德施密特的先生住,他是个三十几岁离了婚的人。可偏偏在这个特别的晚上他好像特别闲,要是不动粗我们简直就赶不走他;他一直赖到十点钟。十一点梅爱朴和亨克·凡·森腾到了。同样,又一批鞋子、袜子、书和里面的衣服被塞进了梅爱朴的包和亨克的深口袋里。十一点半他们再次消失。我已经困死了,尽管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晚上睡在我自己的床上了,但我还是倒头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妈妈叫醒我。幸亏天气没有星期天那么热;热乎乎的雨下了一整天。我们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好像马上要去北极似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尽可能随身多带走一些衣服。在这种情况下谁也想不到我们会拎着满满一箱子衣服出门的。我身上穿了两件背心、三条扎口短裤、一件上衣,外面再套上一条裙子、一件夹克、一件夏季风衣,还有两双袜子、一双系带的鞋子、毛线帽、围巾,还有哩;还没动身我就快闷死了,但谁也没说什么。
玛格特把她的课本塞进书包里,骑上自行车紧跟在梅爱朴后头消失了,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们那个秘密的藏身地在哪里。七点半我们身后的门关上了。莫蒂,我的小猫咪,是唯一跟我道别的生灵。她会跟她的邻居过上好日子的。这都写进了一封留给古德施密特先生的信里。
厨房里有一磅留给猫的肉,早餐用具都搁在桌子上,床已经被扒得光秃秃的,这一切都给人留下我们在狼狈中撤离的印像。但我们已经顾不上印像了,我们一心只想着离开,只想着逃走并安全抵达。明天继续。
你的,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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