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他是张狂的那个，对做演员这件事满怀信心，但暗地里，在过去这些年，困住，跳出，困住，跳出……是他作为演员的常态，很多东西，他要奋力去够，那些已经走过的弯路、缺席的时间，以及这个职业对他的要求，让他并未拥有过真正放松的时刻。
文｜冯颖星
编辑｜金匝
摄影｜吴明（除署名外）
妆发｜楼伟纲
造型｜THEXIStudio
服装鸣谢｜鄂尔多斯1980
暂停
王凯先生握着手机，陷入了不安。
几分钟前，日本东京的体检中心来了电话，告知他肺部影像不佳，建议他在国内再复查一次，并做好动手术的准备。
这是2017年的3月，一个春天，在前往一家剧院的路上，王凯接到了这通暗含着命运走向的电话。那时他35岁，几乎从不体检，对自己的身体有绝对自信，这一次是跟随剧组去东京取景，在朋友的强烈建议下，他才勉力去做了体检。得知体检结果的那一刻，他形容自己当时一下懵在了原地。这种不安是有缘由的，一个月前，他的父亲刚刚离世，肺癌。
等到了剧场，话剧的开机仪式开始了，是个热热闹闹的场景，导演和所有演员都来了，大家开始介绍主创都有谁。但对王凯来说，那个仪式似乎格外漫长，他心里乱糟糟的，不害怕是不可能的。他一直在想，要不要退出剧组，但没能说出口。直到所有事情结束，他才找到导演，说：我身体可能出现了一点问题，目前结果还不明了，需要休息一段时间，暂时不参与排练了。
从2015年到2017年，那是演员王凯最为风光忙碌的年份。《伪装者》《琅琊榜》前后间隔18天，分别在湖南卫视、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首播，观众刚从明诚的机敏中抽脱出来，就又被靖王萧景琰的忠义拉回视野，更年轻、更多样化的国剧探索，让观众对这个男演员印象深刻。2015年年底，王凯一口气拿了7个奖，拍戏的间隙，他匆匆回一趟北京，接受各个平台的颁奖，应对各路媒体的采访，再继续回去拍戏。
图源《伪装者》
那是一段甜蜜的事业上升期，各种力量推着王凯往前走，各个行业的人都找来了，各种资源也都砸来了，如果从2005年第一次在影视剧里出演角色算起，入行10年，他终于等到了拥有主动选择权的时刻。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欢乐颂》《如果蜗牛有爱情》《放弃我，抓紧我》，这些剧集接踵播出，而达成这样结果的前提是，王凯需要把自己人生的发条拧到最紧，持续不断地产出，以此来对冲此前10年的沉寂。
片约一部接着一部，刚出一个剧组，马上进下一个剧组，中间的间隙，他也想休息，但这几乎不可能，一个剧组是众人合力的有机整体，可能别人已经等了很久了，我不可能说你等我拍完这个戏休息一段时间再来，这说不过去。尽管对那时的王凯来说，天天的生活就是不停地拍戏，就像每天都在做一件机械性的工作，没有快乐。
到了2015年12月，《放弃我，抓紧我》开机的时候，王凯有了一种感觉，自己已经是在耗电产出了。一次助理来敲门，提醒他该化妆了，一股无名火蹿上来，他躺在床上没动，对门口大喊一声：我不想拍了！但喊完之后，又从床上爬起来去化妆了。
连收到父亲生病的消息时，王凯也是正在《英雄本色2018》的剧组。电话里，家人欲言又止，肺癌已经查出来一些时日了，父亲经历了一次化疗，这些，他是后来才知道的。回想起那段时间，王凯多年的好友Tippi隐约察觉到他当时的一些变化：王凯回家的次数似乎变多了，有时候朋友想去剧组探班，王凯会推脱，要回去陪陪父亲。父亲的病情到了晚期，王凯请假的频次越来越高，到最后，每次跟剧组请假，都非常不好意思。
这些年，演员王凯就像一只不断迁徙的鸟，跟随剧组在一个地方短暂停留后，就立刻要飞向下一个地方。以房子为单位的家安在北京，但更多时候，他一年待在北京的时长不超过两个月。也独惯了。这是他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概括。他19岁离家，所有人生的大小决策都是自己来做。独惯了以后，有时候让我觉得我自己这个人很可怕，好像刀枪不入，铜墙铁壁，什么事也伤害不到我，仿佛什么事我都可以自己去解决，这个世界上我谁都不认识，我也可以活得很好。但这种独惯了的生活状态，在父亲病情传来时有了裂隙，现在他再想来，有点可悲，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没有情感的交流。
2017年4月，王凯肺部检查的结果出来了，万幸，是结节。他做了手术，也下了决心，要暂时离开。他用一条微博，郑重和他的影迷朋友告假：病倒了，需要静养，有段时间不能和大家见面了。提前祝大家五一快乐，也要记得爱惜自己的身体，好好休息！
一支发条拧紧的钟，终于停了下来。
衬衫 针织衫 鄂尔多斯1980
我将起飞
影视圈从不缺乏年少成名的样本，但王凯显然不属于此列，他成名比别人晚，也比别人更曲折。
即使按照最常规的进程计算——18岁读大学，学表演，大学期间被导演选中进组，毕业后顺利成为职业演员，这条线性链路里，王凯也是多了那么几环的。18岁那年，他并没有踏入演戏的开端，而是成为武汉一家新华书店的员工。直到21岁，他才进入中央戏剧学院，那时，和他同龄的校友已经开始演戏。
在这个被广泛讲述的故事里，王凯最初的选择，有着时代与家庭环境的双重烙印。他高中毕业那年恰好出了一个政策，子女可以接替父母的岗位。20年前，这个岗位的优势明显，离家近，安稳，收入比同龄人高一些，算不上金饭碗，至少也是铁饭碗，王凯身边因此有许多职工子女放弃了正在读的大学。尽管他那时已经有了要做演员的想法，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家里的意见，因为从小就很乖，叛逆期来得晚。
在新华书店工作的日子，王凯已鲜少再去想起，但身体还保留着那段生活的烙印——六块腹肌。不是刻意练的。在书店天天搬书，胸肌、腹肌、肱二头肌，都有。离开新华书店近20年，他也没怎么长肉，腹肌就这么留了下来。
但对站在舞台中央这件事的执念，他至今仍然记得清晰。读初中时，王凯开始在同学之中冒头，喜欢出风头，爱唱歌，爱演戏，是个文艺积极分子。每个月，他会从生活费里抠出一部分，攒钱去买《当代歌坛》，这本1994年开始发行的音乐杂志，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承载着小镇青年的明星梦想。而王凯的明星梦，比很多人都更强烈，也更幸运一些。
如何踏入这个行业对他来说极为陌生，那个时候，他甚至以为演员是天生的，更不知道有戏剧学院、电影学院这一说，我以为有人生下来就是属于这个行业的。后来我知道了有专门的学校，但是我不知道它们在哪儿。他甚至去打114查询，到处去问，有没有培训班，现在想想那会儿就是横冲直撞没办法，因为我的热情被烧着了。
铁饭碗端得让父母感到安稳，但面对搬运工的现实，王凯却难以自洽。他在腾讯的星空演讲里说过那个颇有戏剧性的场面：有一晚值夜班，突然来了一大卡车书，他一个人提着一捆捆用牛皮纸扎好的书，从车上卸到店仓库里，来来回回走了无数趟，堆了满满一面墙。天亮后，他捏着酸麻的胳膊走出书店，那一瞬间，他突然意识到：我只是一个固定的搬运工，好像一眼就看尽了20年后的生活。
18岁的王凯，相貌并不算扎眼，但身高在人群中有优势，工作之余，他开始去电视台参加选秀，参加模特活动，还和另外4个男生一起组了江城F5组合。一次去北京拍摄广告，导演问他：中戏的还是北电的？王凯说：都不是。那你可以去考一下，你条件不错。导演说。回到武汉，王凯想了一个星期，背着父母，从新华书店辞职了。
当然，这个冒险的决定，在他向家里伸手要表演培训班一万多块费用的那一刻，终究还是包不住了。直到现在，他都能清晰地回忆起父亲当时的反应：他觉得很奇怪，他那个表情就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啥（笑），这是啥，他不是瞧不起，他连瞧不起都说不上来，有的人瞧不起这个行业，对吧，他连这个都说不上来，他压根意识里面没有这个，这是个什么行业，这是个什么职业，要一辈子在电影厂工作？他完全没有这种思维，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东西，所以特别奇怪。尽管有不快，但辞职已然是事实，那个传统的父亲，最终只能接受儿子的决定。
21岁那年，王凯才拿到演戏这件事的入场券。收到中戏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成明星了。那是王凯第一次尝到梦想照进现实的滋味，他已走入分岔的小径，觉得未来一定是坦途。在中戏读书的日子，尽管学生们时常会被老师耳提面命，毕业的日子，就是你们失业的日子，但王凯不以为意，进了中戏，离火就不远了吧。大三那年，他演了《寒秋》，签了第一家公司，感觉马上就要起飞了。
这种明亮和张狂的底色，王凯一路保持，直到接受人生中第一次暴击。那时他已经毕业好几年，除了《丑女无敌》里的陈家明，再没有让人记得住的角色。就连这一部，也是他在迫于经济压力的情况下接的：刚毕业，以为自己要成明星了，问家里要了买房的首付款，并夸下海口，房贷不用你们管。
陈家明这个角色，他演得难受，心里对角色的认同感很低。演了没几天，他甚至直接去跟导演说：要不算了？我说我演这个角色我不相信我是这个人物，我的身体和我的表演是排斥的，我努过。导演也没生气，不停地开导他。我一想，反正也快没收入了，不拍还能怎么办呢？还是得向现实低头。他观察了现实中许多个与陈家明相似的人，从他们身上提取共性，并把这些共性糅合到这个角色里。
《丑女无敌》火了，连拍了4季，但陈家明的形象却把王凯困住了。做演员的残酷之处在于，一旦你的某种形象深入人心，再找过来的，几乎都是同一种类别。相似的角色再来找他，他不想接，但又没有其他戏可演。有媒体记录下他那时的状态：2009年，几乎一整年时间，从来不玩网游的他开始没日没夜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玩游戏，窗帘一拉，不知天黑天亮。直到遇到电视剧《知青》，将他从失意里打捞出来。
《知青》这部戏拍了7个月，在黑河的冬天，从零上40度拍到零下40度，每天都是在冰上走，冰上坐。剧组发一些冷冰冰、硬邦邦的面包香肠，大家苦中作乐，生起火烤热后再吃，但王凯觉得每一天都是乐呵呵的，因为正是从这里开始，他进入了真正的、职业的演员生涯。
针织衫 长裤 鄂尔多斯1980
变慢
粉丝酸奶最早关注到王凯，是在2015年。你很难想象当时他有多敢说。提起当时王凯在网络上呈现的日常，酸奶惊呼。王凯当时的微博几乎每日一发，拍戏熬大夜呀，带病硬扛啊，冰天雪地手冻麻了也得上啊，当然也有一些小情趣，也唱唱歌，写写诗。写『心事是很难隐藏的，把嘴巴捂住它就会从眼睛里冒出来』，率真又青涩，像每个人年轻的时候。
而Tippi认识王凯，是在2011年的一次朋友聚会上，笑得特别大声，让人觉得乐。那时王凯还没有变得特别忙，会接一点平平淡淡的戏。再熟络一点，王凯才会告诉Tippi那些自己微博上豪言壮语背后的真实：考中戏的时候，他的台词不好，只能拼命下苦功夫，就拿一张报纸，不停地念，他觉得效果不错，后来，他还把这个经验传授给了许多同行。
王凯人生里的这个场景，最终和他在剧里的角色成了互文。2018年，《大江大河》上映，剧的开篇是，为了说服主任把自己的高考档案送到上级部门，烈日里，骨瘦如柴的少年宋运辉站在革委会大院，一遍又一遍地背诵《人民日报》社论。主任泼他冷水：别说100遍，1000遍也没有用。那我就背1001遍。《大江大河》的编剧唐尧曾经这样形容宋运辉：他不是天才，但能日拱一卒，看准一个目标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也许每一天的进步没有很大，但永远在前进，永无止境。他是能拿勺子挖穿地球的人。
这个比喻用来形容王凯，也很贴切。离拍摄已过去4年，王凯依然觉得这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我也是从那种农村里出来的孩子嘛，所以在这一点上，就已经跟我有一定的贴合度了。特别渴望，我那会儿是特别渴望成功，他是渴望学知识，虽然目标不一样，但渴望都是一样的。为了演好这场戏，本就体瘦的他，又去减了10斤，衬衣背心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肩胛骨和肋骨的痕迹清晰可辨。
酸奶和Tippi的讲述，是王凯人生硬币的两面。表面上，他是张狂的那个，对做演员这件事满怀信心，但暗地里，在过去这些年，困住，跳出，困住，跳出……是他作为演员的常态，很多东西，他要奋力去够，那些已经走过的弯路、缺席的时间，以及这个职业对他的要求，让他并未拥有过真正放松的时刻。
《北平无战事》之后，正午阳光的制片人侯鸿亮把王凯推荐给导演张开宙，说，这孩子特乖，肯定他的努力。他们一同去看王凯与前辈陈宝国的对手戏，那会儿他还很年轻，但跟宝国老师演对手戏，不怯。宝国老师经验丰富，跟他演对峙的角色，需要对手演员有十足的自信，一定的能力，还得能接得住，才能搭上。张开宙回忆。
但他们真正的合作，是在《他来了，请闭眼》，张开宙导演的一部悬疑爱情剧，王凯饰演一位俊朗的青年刑警。那天，拍一场演员们在医院的群戏，王凯一大早抵达，只拍了一个场景，就开始在一旁等待，一直到深夜，才轮到他拍下一个。后来，副导演提醒张开宙：王凯在片场守了一天。张开宙一惊：（这事儿）怎么不早跟我说。后来，张开宙琢磨：这种长期在剧组等待的情况，可能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他工作的常态。正是因为类似的事慢慢积累出来的好感，张开宙对王凯的人品有了一个认识，这是后边合作《清平乐》的基础。他没有有些演员的习气或者是做派，就特别像我们身边的一个普通同事。
认识10年，Tippi眼里的王凯，始终拎着一口气，准确地知道要在哪里使劲。有品牌商知道Tippi与王凯私交甚笃，托她去说服王凯和品牌合作，她婉言谢绝。他知道什么能接，什么不能接。不想接的，谁去说服，都没用。选戏也是如此，他来主导接受还是拒绝。我这一年累死了，也就能拍三部戏，说你到底是让我买谁的情，看谁的人情去拍？拍好戏这一件事，就已经占用了他所有的时间。他很快给了自己答案，并且几乎生硬地切断了与外界的许多联系，即使这会失去很多朋友。他觉得最庆幸的一点是，至少从2015年走来，我没有打过人情牌，我没有在专业上卖给谁人情，因为人情去拍一个戏，没有过。
在对待粉丝这件事上，他也有他的原则。粉丝接机，或者去剧组探班，几个人租一辆车，一跟就是好几天，他会生气：拿着爸妈的钱，不好好读书，路上追车也不遵守交通规则。在曾经的流量时代，他干脆解散了粉丝后援会，甚至连打榜都不应允，他只把粉丝称为影迷朋友。你们看我的戏，从戏里认识我。我拍了新戏，你们看得开心，我也很满意。生活里互不打扰，这就是最好的方式。Tippi觉得，可能正是因为有过去那些曲折和等待，王凯才能有底气去这样坚持。
2017年，那场手术之后，王凯开始变慢了。整个2018年，他只拍了《大江大河》和一部电影，到2020年，疫情爆发，又让我重新审视自己，要对自己负责，索性一路慢了下去。这样的慢节奏里，他等来了《清平乐》，进组前一个月，他已经开始背诵台词，逐字逐句去理解剧本的意思，进组后，再继续和跟组的文学老师请教、讨论。
图源《清平乐》
张开宙说，看《清平乐》剧本里宋仁宗这个角色时，王凯的样子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他对王凯出演《清平乐》有一种笃定，实际上，我们、编剧，定这个事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过第二个演员。在他看来，王凯是一个有厚度的演员。他能完成的角色很多，他能完成的类型很多，你把他打扮得很丑，他就一定不是皇帝的那个样子，但是你把他打扮成皇帝那样，他就有皇帝的气息在里边。
《清平乐》并不是现在市场上的那种爽剧，那种不是为了增加故事烈度，去增加历史上没有考证的矛盾，张开宙希望自己能老老实实地按照《宋人笔记》去写，就像长久以来王凯作为演员留给他的形象，中正、自然。他身上有正气，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难得，中正这个东西，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但王凯是一个成熟且幽默的男演员，就是在这儿我觉得人碰到问题，你用幽默去化解，去劝慰自己，我觉得这都是一种能力，王凯，他有这种能力。
2019年1月，《清平乐》开机，启用了200多位演员，台词是古汉语和白话混杂，难度极大，因此找了许多国家话剧院的演员担任，才撑得住角色。剧里的蔡襄进组，台词一遍就过。隐藏在耳麦后面，张开宙听到蔡襄讲，进组之前，台词我背了500遍，他暗自佩服。等王凯饰演的大男主宋仁宗即位后，最多的时候，台词一天9页，和大臣们舌战朝堂，多个机位一同开机，一镜到底，看他和一众国家话剧院的演员飙戏，畅快！『仁宗』台词极好，从没掉过链子——在《清平乐》的拍摄现场，大家都是以剧里角色的名字相称，张开宙也始终叫王凯宋仁宗。
张开宙当时心想：这至少也得背了300遍吧，而且他的戏份，一拍就是5个月。这种对台词的熟悉，在张开宙看来并不只是背诵。他不光需要背得很熟，而且还要带着情感，带着里边的第二层和第三层意思，还要跟对方去沟通，看怎么和对方搭上，这样去演，说明他必须要下的（功夫）特别多。围绕着宋仁宗，他周围有200多个角色展开，这让当时整个剧组有了一种向上的氛围，张开宙觉得，王凯做了一个很好的框定，他框定的是200多个角色，这个是《清平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角色特别多，有他立在那儿，那么大家都会跟着，我觉得这个意义更大。
西装套装：Brioni 鞋子：Brioni
柔软
到了39岁这一年，王凯慢得更彻底了。他更多窝在北京的家里，只是看书、追剧、刷片，偶尔打游戏、修剪花草，不去数在家到底宅了多少天，也不去想做了些什么。偶尔和三五好友或家人一起出门，唱歌或是做别的，他感受自己厨艺的精进，过着自己的日子。戏也少了，紧绷的状态逐渐松弛。之前只是想往上爬，现在是想往回收。我是觉得凡事不能太过，当你最盛的时候，往回收一收，不想做那个第一，我想做第三、第四。
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关心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理解真实世界运行的规则，看到同行的电影促进了医保改革，他跟着开心；看到新的疫苗研制出来，他也会跟着兴奋，连大数据也知道他的喜好，APP上频繁给他推荐民生新闻。
一次，他跟张开宙讨论，说想去演一个生活里真实的小人物，有没有快递小哥的角色给我演？这个想法不止出现过一次，他也跟Tippi提到：想演一个外卖员。有人调侃他：你看起来也不像个小人物啊。我可以扮啊。朋友见过王凯跟外卖员打交道的样子，对方送错餐，给他打电话：大哥我刚干这行，路不熟，把钱赔你成么？王凯说：算了，能理解。他看过新闻，一个差评，可能让外卖员这一天都白干了。最后还要叮嘱一句，下次别送错了，这是你的工作。
他也越来越理解情感对一个人的重要性。父亲离世时，Tippi知道他难过，没主动去问，很久之后偶尔提及，也总能从他的沉默里捕捉到，其实他的伤心难过还没有过去。到了Tippi伤心难过的时刻，说要从外地飞来北京找王凯喝酒，他没有丝毫犹豫，一口应允，好，那就飞，两个人在一起真的喝上一顿，再收拾起一片狼藉，生活继续。
父亲查出肺癌、病情还算平稳的那段时间，王凯曾把父亲和母亲带在身边拍戏，那次是去法国巴黎，工作结束之后，带着他们转一转，玩一玩。那种儿子与父亲天然对峙的状态，在这趟旅行里悄然发生了变化，因为你要照顾他的心情。拍《大江大河》的时候，他为了理解父辈那一代人的生活，也问过姑姑，这个男人年轻时是什么样子。姑姑跟他形容：特别潮，喇叭裤，螺旋头，一双皮鞋，穿一件花衬衫还解开两三颗扣子。没有照片，仅靠姑姑的口述，他想不明白螺旋头是什么头，直到剧里的角色大寻出场，他当时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王凯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像父亲。印象里，父亲是中国家庭里最典型的父亲角色，一旦犯错，就是棍棒伺候。也不是什么大错，无非是，食不言，寝不语。筷子不能插在米饭上，吃饭时碗要端起来。现在，他教给自己的小外甥，也会脱口而出：对外要有公德，对内要有私德。
人到中年，回顾过往，王凯开始在心里给价值序列重新排序。现在，红与不红已没什么要紧，生活和身边的人，开始在他的人生序列里排到前边。从前他烟瘾大，一根接着一根，一天能抽两包，也曾尝试戒烟，没能奏效，那次肺部出现结节之后，他把烟替换为了电子烟。他越来越在意剧组的放饭时间是不是准时，按时吃饭，照顾好自己，不要让家人担心。
再过几个月，王凯要迈入四十，时间留在身上的烙印愈发凸显。他总觉得，30岁到40岁这10年，一年一个变化，这是时间让你成长的最有力的证据。时间留在身上的另一个证据是，2021年的一天，洗澡的时候，他发觉掉的头发堵住了下水道，也是从这一刻开始，他决定躺平了，不再避讳在人前展露变化，活得更真实一些。
就像今年1月1日，他发了一条出人意料的微博，是一张他在阳光下的照片，笑得很开，没有修图，眼角挤出来好几条深浅不一的皱纹，堆叠在一起，清晰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