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历史的烟云，总能发现时代就在每个人的身后静静站立，貌似无影无形，却成为那个时代人们不自觉间的共性！就像80年代，只要说出门，每个人必然都是黑蓝裤子加白衬衫：到90年代，满大街的牛仔裤和喇叭裤。

时代的共性是源远流长的，比如“楚王爱细腰、宫女犹饿死”是战国时的审美造成的。而同时代的文人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段，引领着时代的潮流。

战国时期，文人们都热衷于做纵横家，凭着一张嘴就能走遍七国，成就了苏秦、张仪这样的政客。魏晋时期，文人们热衷隐居，有了陶渊明还不够，还要有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每个人都把官场和隐居走了好几个来回。

唐朝时文人们都热衷于登楼，于是崔颢、李白都去了黄鹤楼，陈子昂登了幽州台，王之涣登鹳雀楼，最莫名其妙的是杜甫登了哪座楼都不告诉你却成就了律诗之首的《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我的主业是读宋词、品宋朝，通过自己的观察，我发现大宋文人们也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热衷于修建亭台楼阁。唐人只是登现成的亭台楼阁，宋人却是自己去修建再去攀登，足以证明宋朝时经济实力远超巍巍大唐啊。

今天，就一起分享下大宋名人修建亭台楼阁的那些事，以及这背后的原因。

吕蒙正和噎瓜亭

吕蒙正是北宋太宗时期的名相，他的的确确是从平民家庭走出来最后位列宰辅，如果要为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招代言的话，他必须是最合适的一个。

幼年的时候，吕蒙正家里贫困到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只能是厚着脸皮到寺庙里赶斋蹭饭。后来有一部以他为主角的戏剧名字就叫《吕蒙正风雪寒窑记》，把他早年的困顿给作了全景展示。

吕蒙正后来中举了，当了大官，按说可以在自己老家竖起一根十多米的旗杆，可以好好风光一番。然而他并不热衷这份虚荣，而是选择在老家洛阳的伊水旁边建立一座供人休憩的亭子，还为这个亭子去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做“噎瓜亭”。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取这样一个名字，吕蒙正解释说自己早年间曾经在这个地方捡噎瓜（也就是腐烂变味的瓜）吃，所以取这个名字留念。

记住自己未发达时的卑微，不成功时的低贱。这样的吕蒙正值得钦佩。

欧阳修和丰乐亭

由于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欧阳修写了惊天的《朋党论》，算是彻底得罪了那些权贵们。

于是在权臣的操作下，接着他的一个自小在欧阳修家中长大的所谓外甥女的控告，言官们纷纷弹劾欧阳修，宋仁宗也只好将他外放至滁州任太守。

在滁州，欧阳修写了姊妹篇的《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此处划重点：醉翁亭是欧阳修的好朋友智仙和尚修建的只是欧阳修题的名字，而丰乐亭则是欧阳修主持建造的。

“四时之景，无不可爱”，既然主政一方，那就为老百姓办一点实事也是极好的。

在人生低谷时能够自我开解，在远离朝堂是能够关爱民众。这样的欧阳修值得传颂。

苏舜钦和沧浪亭

同样是在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诗人苏舜钦（子美）因为用公文的废纸换钱请同事喝酒吃宴席，被言官们口诛笔伐。

被开除公职后的苏舜钦流寓吴中，以四万钱购得前吴越王室的南园旧址，傍水构亭名”沧浪”，取《孟子*离娄》和《楚辞》所载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意，自号”沧浪翁”，并作《沧浪亭记》。

亭子建好之后，苏舜钦邀请同样被贬谪的欧阳修作《沧浪亭》长诗，两个境遇相同的大诗人相互安慰，这也是那些岁月里最真挚的友情所在了。欧阳修的两句”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也让沧浪亭名声大振。

苏舜钦的一生太短，短到才41岁时朝廷重新启用他都来不及赴任，只有沧浪亭陪伴了他最后的岁月。

从开封城里的明媚少年，到沧浪亭中的忧心子美。这样的苏舜钦值得心疼。

滕子京和岳阳楼

滕子京和岳阳楼的故事都让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交代的很是清楚。

主导庆历新政的这一帮人最值得尊敬的地方就在这里，就算是在朝廷受到了打压和不公平，当他们被贬谪到地方的时候，从来不会因此而沮丧气馁，而是将自己主政的这一个州府治理地井井有条。

滕子京在岳阳是这样，欧阳修在滁州是这样，范仲淹在饶州更是这样……这就是士人的风骨，就是范仲淹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滕子京在岳阳一年不到的时间，就能够政通人和，可见是有大本领的，他的一生在多个地方主政都取得不俗的成绩。

也许有一些形象工程的嫌疑，但必然是有足够的底气。这样的滕子京值得借鉴。

苏轼和黄楼

大家对苏轼太熟悉的是他的“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是苏轼作为文人乃至文豪的福地，但不是作为官员的苏轼有作为的地方。

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他最有成绩的应该是这三个地方：杭州、密州、徐州。在杭州他治理西湖，修建了和白堤齐名的苏堤；在密州他缉拿盗匪，兴办孤儿院；在徐州他带领百姓抗击洪灾，挽救一方。

1077年，苏轼被任命为徐州太守，到任不久便遇到了黄河决口，洪水兵临徐州城下。在这一次抗洪中，苏轼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以大公无私、临危不惧的气魄，赢得了民心和朝廷的赞许并展示了他的政治才能。

苏轼“以身帅之，与城存亡”的壮举不仅受到了全城百姓的爱戴，而且得到了朝廷的奖谕。神宗皇帝颁旨在《奖谕敕记》中嘉许他“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湮没之害。”

洪水退去后，苏轼主持强化城墙，并在城墙上修建一座大楼，因材料紧缺，他将原项羽的霸王故宫拆去，所得木材用来建造此楼，并命名为“黄楼”。苏辙为黄楼作了“黄楼赋”一篇，由苏轼亲笔题写，之后石刻成碑文，立于黄楼之下。苏轼对于建筑“黄楼”这一盛举还是蛮自豪的，在他的《永遇乐之夜宿燕子楼》中有这么两句：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在危局面前不退一步，在苦难加身大笑一声。这样的苏轼值得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