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春天“咣当”一下来了，又“呼啦”一下走了，从迎春花向阳而开，到紫藤花如瀑而下，短短一个多月间，长安街的玉兰、玉渊潭的樱花、元大都的海棠，次第开放，一日比一日更盛，真可谓京城无处不飞花。
中山公园是北京最早开放的公园，也是老百姓赏花的佳处。图为中山公园盛开的桃花。
1940年的北京
仰望梨花的少女
如今满眼都是春，可翻看旧京照片，却寻花不易。晚清、民国时的北京，街巷狭窄，基本没有行道树，更别提花圃了，就连公园也是1914年以后才有的，而且凤毛麟角，老百姓能上哪儿踏春呢？有个顺口溜：“崇效寺的牡丹，花之寺的海棠，天宁寺的芍药，法源寺的丁香”。这大概就是当年最佳赏花路线了。
为什么这四大赏花地都是寺院呢？显然，当时的市政服务还不包括种花，所以花大多开在皇家园林、寺庙和四合院里。皇家园林进不去，四合院不成规模，寺庙就成了最佳选择。
一对母子在中山公园看牡丹
既然是天子脚下，凡事讲究大气，观花自然首选花魁牡丹。据说，略有闲心的老北京,一年至少要赏两次花：春末夏初游崇效寺看牡丹，秋来时到陶然亭品菊。
万寿山前杏花开
崇效寺大悲殿旧影
陈师曾及亲友在崇效寺看牡丹
崇效寺位于宣南，寺内的牡丹冠绝京城，甚至胜过皇家，关键在于品种。不仅魏紫、姚黄等牡丹极品开得大而艳丽，几株绿色和墨色的牡丹更是出奇。据传，清末民初全国“深紫带黑”的墨牡丹只剩下两株，一株在杭州法相寺，一株就在崇效寺。为了让人们一睹墨牡丹的风采，北宁铁路局曾在1935年开了个观花专列，接运客人来京。
著名学者张中行曾问过崇效寺僧人，牡丹何以养得这么好。僧人很诚实，说要在入冬之前施大肥，所谓大肥，是煮得特别烂的猪头和下水等。张中行还由此领悟到一个大悲剧：理想与现实难协调，你争我夺的结果总是胜利属于后者。
颐和园乐寿堂前植有玉兰、海棠和牡丹，取“玉堂富贵”之意。照片中正是盛开的海棠和铜花瓶。佩克哈默摄
上世纪50年代，崇效寺没落了，牡丹也被移到了中山公园。那里虽然有一个著名的养花温室——唐花坞，但老根最怕挪窝，或许是没了大肥，这墨牡丹终究失传了，实在是一大憾事。不过，如今想要领略墨牡丹的意境，还可以看看陈师曾的画，他几乎年年都要去崇效寺看花，还经常约着北京画院的同仁一起去，留下了不少写意牡丹。
写意墨牡丹
花之寺的海棠，曾令龚自珍招饮诸友于此。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凌叔华也写过，她还将小说集命名为《花之寺》，那时花之寺已经破败，她笔下的海棠也寥落得只剩下一棵了。
南池子附近的院落里，孩子们在海棠花下玩耍
王府井教堂前的黄玫瑰
天宁寺是北魏古寺，芍药和古刹一样历史悠久。不过，芍药只是天宁寺众多名花中的一种，到清朝，菊花后来居上，人们更喜欢在重阳节来此游玩。
法源寺的丁香，可算是文人墨客的最爱。清朝诗里形容：“杰阁丁香四照中，绿荫千丈拥琳宫。”诗里说丁香千丈是夸张，但一片香雪海，实在动人心魄。
法源寺的丁香
法源寺的丁香和僧人
印度大文豪泰戈尔在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等陪同下，到法源寺赏丁香。
1924年4月26日， 印度大文豪泰戈尔在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等陪同下，到法源寺赏丁香。那天，几百株丁香怒放，泰戈尔心情大好，执拗地要坐到深夜，以便领略月夜中的花香，徐志摩只得作陪对饮。夜深时，泰戈尔放下手中的瓷杯，低吟道：“你把我的心纠缠在一百条爱的绞索里。”
中山公园一条开满丁香的小路
近些年，法源寺补种了大片丁香，悯忠台前丁香依旧，这成了京城四大花事中硕果仅存的一支。真得多亏了文人的笔，才让这里的花代代相传。
大觉寺的古玉兰
顺口溜里的四座庙都在南城，可算是城里的赏花去处。在郊外，还有大觉寺和潭柘寺的玉兰暗香浮动。大觉寺“四宜堂”内的古玉兰，是明朝的，为京城最古；潭柘寺的玉兰一株双色，号称“二乔”。过去交通不发达，专门去郊区赏花，未免太奢侈，农历四月初逛庙会也可算是赏花之旅，妙峰山的玫瑰当年就被誉为“异卉”。
中山公园里的紫藤
即便是宅在家里，海棠、紫藤也不会让你和春天擦肩而过。特别是紫藤，作为春天最后的使者，不仅能在局促的院落里铺展开漫天花雨，还能越出围墙，把花瀑送给胡同里的邻居。海柏胡同的古藤书屋、杨梅竹斜街的清勤堂、虎坊桥的阅微草堂都有清末老藤，那盘曲的老藤，比花朵更耐看。
藤萝饼
紫藤花开过，春天就成了一帘幽梦。伤春无用，倒不如去稻香村买个用藤花做的藤萝饼，把春天留在唇齿间。
末代皇帝溥仪也是爱花人，他百无聊赖时，曾在养心殿种花，解放后，还真成了一名花匠。
北海踏春
朱自清曾经感叹道“在北平看花是要赶的”，春光短，狂风也躲不掉，他觉得正因为如此，才比别处有意思。不过，花以人名，人传花名，北京的花事恐怕正因着朱自清等文人雅士，以及说不尽的典故，才比别处更有意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