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赵大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7月1日6时07分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根椐家属意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赵大年 图片来源：东方IC
赵大年1931年生于北京，1949年参军，复员后长期从事农机科技工作。1980年开始任专业作家，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等职。著有小说《大撤退》《女战俘的遭遇》《公主的女儿》《尚未污染的山林》等，多部作品获全国和报刊文学奖，被译成英、法、日、韩等多国文字。
赵大年 方非摄
2014年2月，艺绽君有幸采访到了赵大年。只记得那天猛敲门，作家赵大年的家门就是死活不开。仔细辨听，门缝里挤出来的竟是激烈的球赛声响。打电话过去，这才有人来开门。赵大年哈哈大笑着边道歉边解释：“我是个超级球迷。”此时，屋里的鹦鹉也跟着叫起来，就像是故意凑热闹。爱娱乐、爱生活、爱抽烟、爱思考，这位老北京满族作家的幽默、直率和尖锐，就这样扑面而来。
以下为艺绽君当年对他的独家专访，今天读来依然亲切感人。
他坚决要跟电影“离婚”
“我是写电影起家的。”提起自己的写作人生，赵大年老实交待。
赵大年真正开始写电影剧本时已是45岁，在此之前，热爱文学的他曾发表过小说。说起来，他投身电影剧本创作，其实是个无奈的决定。1957年“反右”，赵大年被“批判”，一度被禁止发表作品，耽误了不少时间。后来终于重新拿起笔来，他决定走一条捷径：“一部电影可以有一千万观众，而一部小说就算印1万册，每本有10个读者，也才有10万读者。”
赵大年 方非摄
上世纪70年代初，赵大年是北京市农机局有名的笔杆子，局里给他下了个任务，让他写一个宣传农业机械化的电影剧本。赵大年当真写了一个剧本，名为《绿地坡》，算是自己的电影处女作。剧本报送到国务院农机领导小组，没想到被批给了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后来赵大年才弄明白，因为自己在剧本里写了太多农机技术的知识，人家拿这当科教纪录片了。
赵大年索性重新修改了剧本，人物故事加强了，技术知识作为背景。修改后的剧本以农机局的名义，“一稿多投”给全国7家电影制片厂，结果有三家制片厂拍来电报，决定要拍摄这部电影。“当时我正在技工学校讲课，峨眉电影制片厂来人了，一辆吉普车把我接走了。”1977年底，赵大年写的第一部电影正式投拍。
由赵大年编剧的《琴童》《车水马龙》《当代人》等电影，都曾在全国引起轰动。可到了1983年，他却突然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跟电影“离婚”。当时，他为潇湘电影制片厂写了一个剧本《晚霞》，参与审查剧本的竟然有42个人，连掌管财务的副厂长都有一票否决权。赵大年说，这个剧本改了一年，被提了不下百条意见，改来改去，越改越糟。
在他看来，剧本修改的过程，就是把棱角通通磨平。“本来可能是麻辣烫，可能有酸有甜，现在弄成了一杯温吞水。”赵大年感叹，文艺创作就怕管得太多，“我不是不要婆婆，我要一个婆婆，但我不要四十多个婆婆。”从那时起，他断然决定不再写电影，还是回去干老本行—写小说。
他惊叹《甄嬛传》写得深
“要说写京味小说，我不行。”19岁时，赵大年就曾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他曾写过长篇小说《大撤退》《九重天》《女战俘的遭遇》，以及中篇小说《公主的女儿》等。很多读者把这位北京土生土长的作家称为“京味作家”，可他自己却谦虚地一再把褒奖之辞，统统送给了朋友。
京味作家当中，赵大年最欣赏的是与他同岁的邓友梅。他认为，邓友梅是老舍之后写得最好的京味作家，他的《那五》《烟壶》等作品，都是难得的京味文学佳作。为了推介这位老友的作品，赵大年可谓不遗余力。前段时间，他还一边头上戴着放大镜，一边在电脑上费力地敲字，专门写出了一篇谈邓友梅创作的散文。
赵大年认为：“老舍先生的作品主要是老北京，这不能把我们局限住，我们要写今天的北京，否则京味文学就断了。”赵大年向来很推崇王朔的作品，“王朔写的小说，口语运用得非常好，连书名都是口语。”他还仔细琢磨过，王朔和老舍其实有一些暗通的东西，比如两人都不写大人物，王朔笔下连个支部书记都没有，老舍写的也都是城市平民。
至于近年来的京味创作，一部大红大紫的电视剧《甄嬛传》引起了赵大年的注意。“它有点像《红楼梦》，没有大场面，都是生活中的细节，但是这些细节细细琢磨，也是惊心动魄的。”当赵大年听说这部作品出自一位年轻作家之手，他十分惊讶：“写后宫生活的作品不少，但这部写得那么细、那么深，她怎么能知道这么多？”
在文坛，赵大年以说真话而著称。年轻时，他曾为此吃过苦头，这点秉性一直没改。
谈起当前的文学创作，赵大年说话毫不客气。他提到了作家刘恒，“他写过《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那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说。但他到了这个年龄，还大刀阔斧地在各方面尝试，改编电影、写话剧。”赵大年认为，“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真正的长处在哪里。”
更让赵大年感到遗憾的是，他发现越来越多的作家已经不再倾心于文学创作，而是改走其他道路，特别是正处于创作旺盛期的中青年作家，一旦出名就去当官，已经成了文坛很普遍的现象。他批评说：“我有几个朋友都是从北京作协出去，到中国作协当官，大家曾经开玩笑说，中国作协是‘北京作协中国分会’。”
在赵大年看来，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与当前文学的体制化环境有关。“中青年作家上有老下有小，为了住房、待遇，很容易就去当官，可是房子解决了，待遇解决了，作品呢？作家呢？却没了。”赵大年感叹，作家一旦当官，连思维方式都会受影响，“文学是形象思维，当官就要变成逻辑思维。开会念的文章都是以理服人，但是文学作品是以情动人的。”
在赵大年看来，当前文学界为作家定级的事情也很不可思议，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毕竟，作家水平高低要凭作品说话，可文学作品却是难以定级的。“《水浒传》是什么级？《红楼梦》是什么级？”他反问，情绪竟然有些激动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