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
众多历史研究论著或历史教科书中都认为西汉初年，汉帝国执行的统治策略是“无为而治”、“清静无为”，是一种“与民休息”的“不折腾”统治方式。秦代的极致攫取治国方式和秦末战争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是基本史实，下面这段史料经常被用来印证汉初的社会经济凋敝：
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针对汉初这样一种衰败的现实，汉初的政治精英大多产生一种“过秦”反思，发出“击弊求宽”之论，希望为政“清简”。在事实层面，汉初“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也意味着当时无法进行秦帝国规模的兴张造作。
刘邦集团的政治智囊在建政之初，就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施政理念，其主要观念见诸于其著《新语》，譬如“至德”篇中言：
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亭无夜行之吏，乡闾无夜名之征，犬不夜吠，鸟不夜鸣，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义，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小大相怀，尊卑相承，雁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岂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后行哉？
陆贾
陆贾的“无为”并非是一般教科书式常识中的所谓道家“无为而治”。汉初陆贾等人的“无为”是一种儒家式的“无为”，是国家主义在社会疲敝现实面前的一种退守。陆贾的“无为”是孔子“为政以德”的积极“无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朱熹的解释是“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
孔子的无为不是老子的那种“绝仁弃义”而“复归于朴”，“乃是要以教育代替政治，以教育解消政治的思想。”（徐复观）如果可以将老子的“无为”比附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或者是自然主义，那么孔子的“无为”则是一种“道德治理”。
陆贾的政治理想乃是行儒家之仁义礼教和法家之赏善罚恶，是基于秩序的一种“放任”，“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这种儒家式的德治效果才是陆贾想要的。
刘邦对陆贾的政治主张是赞同的，但是在实践层面，刘邦并未能实行这种儒家式的“无为”。在汉帝国权力结构中，刘邦麾下的“军功集团”确实是汉初皇权的分享者。基于现实政治军事力量，同时也是楚制分封传统的影响，刘邦在汉初分封了一批“异姓王”：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长沙王吴芮等。这些异姓诸侯王凭借着楚汉战争时建立的卓越战功，形成“震主之威”。
老子
汉帝国建立之后，刘邦很大花了很大精力去翦除这些威胁力量，目的就是重建秦帝国类型的中央皇权权威。李开元先生等学者对于“白马之盟”评价甚高，认为这是“军功受益阶层”制约下的“有限皇权”体现。对这种盟誓的高度评价，似乎有种英国“大宪章”的投射。
然而“白马之盟”本身的真实性就是存疑的！历史文献中有关“白马之盟”的记载有两处，其一出自于《史记·吕太后本纪第九》，“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其二出自于《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第五》，“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按照第一个文本，“白马之盟”只是单方面约定“王””必须为“刘氏”，也就是说，对“非刘氏”者而言，他们受到“不王”的制约，若违犯，会受到“天下共击之”的处罚。按照第二个文本，又加上了无功不得封侯的约束。
揆诸先秦的各种“盟誓”，一般都会在体现一种权利义务的对等性，更会加上一种超自然的神秘主义力量制约，即违约就会受到天谴之类的文字，譬如“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之类。反观“白马之盟”，并没有这样的信息。
另外，“刑白马”并不符合先秦、秦汉早期的礼制。据《周礼·天官冢宰·玉府》记载，“若合诸侯，则共珠盘、玉敦。”郑玄注曰：“合诸侯，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盘以盛牛耳。”也就是说，天子会诸侯这样的大事，如果 有盟约，肯定会有牛牲，“刑白马”不符合当时的制度惯例。
高帝与群臣
所以，有学者认为“白马之盟”是后来刘向窜改史书，加进去的。姑且不论文本意义上的“白马之盟”是否是史记原文，在现实层面汉初的皇权确实收到军功集团的制约，但刘邦称帝之后一直都在翦除军功集团的势力，而不是消极地接受这种“共治”结果。
高帝十二年三月，刘邦颁布的诏书言：
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59年），这一年是刘邦亲征英布的时间，在此期间发布这样的诏书，更是为了向天下臣民说明“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是在强调皇权的中央权威。受制于军功势力是一回事，但是是不是安心“不折腾”又是另回事，刘邦在世期间所做的就是逐步消解军功集团的制约，恢复秦制意义的绝对皇权，当然他并未成功。
吕后
再说是否“折腾”还要看社会经济政策，传统史家总会溢美汉初的“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汉书·食货志》中记载了汉初“什五税一”的政策，“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约法省禁”是天下疲敝现实所致，而非“无为”。即便如此，刘邦时代的“什五税一”政策也是行之不久就增加了田租率，高帝驾崩之后，惠帝即位，又才“减田租，复十五税一”。
到了文帝二年，基于“民或不务本，以治末”的现实，才“赐天下民今年租税之半”。后来晁错建议文帝“入粟于边以授爵”，又有了进一步的减免田租。直到景帝二年，汉帝国的“三十税一”田租比率成为定制。田租的变化，其实背后是国家财政的规模化进展，故而单位税率会呈现下降态势。
除了田税之外，汉代民众身上的负担还有口赋、徭役等等，总量而言并不轻省。汉代的口赋，又分为“算赋”和“口钱”。所谓的“算赋”，也是秦制传统。汉四年(前203年)刘邦下令，“.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
除了经济负担之外，汉民还有沉重的徭役负担，“一岁屯戌，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的秦制也被汉朝继承下来。贾谊《新书》中描述，“汉往者家号泣而送之， 其来繇使者家号泣而遣之， 俱不相欲也。 ”《盐铁论》中说汉代徭役“今近者数千里， 远者过万里， 历二期不还， 父母忧愁，妻子咏叹,，愤懑之恨, 发动于心，慕思之情, 痛于骨髓。”
折腾的主儿：汉武帝
从汉高帝立国，至于吕后（惠帝），再到文、景，最后是不世出的汉武帝，汉帝国的政策确实经历了一个从略微消极到最后积极折腾的过程。但是，汉初的“不折腾”其实只是一种在现实面前的退守，也没有真正做到不折腾，中央集权没有真正实现，但并不代表刘家人（包括吕后）不想做，他们一直在努力。最后武帝时代的疯狂折腾，除了刘彻本人的政治性格和生物性格因素，也是从高帝时代的一种累积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