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朝开始，中国军事武器逐步进入火器时代，这一历史比西方国家早得很多。朱棣时期，世界上第一支专业火器部队在1410年建立，足足比西班牙火枪队（1510年）早了100年。然而，朱棣时期我国的火器还属于先进状态，但是到了正德、嘉靖时期就已经落后于葡萄牙、西班牙了。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属于农业文明、儒家文化，对农业更重视、对土地更珍惜，对大海则有着一种恐惧。朱元璋时期的“禁海政策”是其中的关键，这不但使得“海外贸易”受到了很大抑制，在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在军事上，缺少了对外交流甚至对抗，让我们没有认识到差距。
但嘉靖在位之初的三场战争，却让明朝的军事将领们看到了差距，从而奋起直追！从而基本上在海上取得了一定成果，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列强虽然来到了明朝面前，但始终没有打进门来。
嘉靖初的三场战争、两个国家，导致嘉靖对“禁海令”开始不断重申
1521年，正德皇帝在阴历三月驾崩，嘉靖皇帝登基，1522年改元为嘉靖皇帝。这一年，殖民了印度西部、马六甲等国的欧洲国家葡萄牙帝国与大明发生了“屯门海战”。
紧接着，1522年，双方再次爆发“西草湾海战”。这两次战役，我方都是因为体积庞大、传统战术应对策略获得了胜利。
“屯门海战”后，明廷命令中国人不准与葡萄牙人接触，中国军队一旦遇上悬挂葡萄牙国旗的船只，就立刻将其击毁。在“西草湾之战”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取得胜利，生擒了别都卢、疏世利等42人，斩首35人，捕获战船两只。应恩等阵亡。
两次海战后，葡萄牙帝国意识到中国与印度截然不同。印度分散不统一，中国则统一而力量强大。因此，葡萄牙帝国改变了“殖民”政策，代之以“海盗”的面目出现，以抢掠中国民间贸易商船为主，控制中国民间海外贸易的通道。
对于葡萄牙帝国的强大火器，明朝嘉靖皇帝一方面开始要求仿制；一方面重新竖起了“禁海政策”，用一百多年朱元璋的政策来抵抗外来者的麻烦。
除了葡萄牙之外，1523年又发生一次战役，让嘉靖皇帝决定必须要“禁海”，严格执行规章制度。
1523年，在我国朝贡贸易中，最安分的国家日本，竟然导演了一场让大明朝丢尽脸面的“争贡之役”。
夏言就在奏章中痛心疾首地说：区区百十余人，宁波、绍兴两郡军民何止百万，竟然让倭寇在中华肆虐、荼毒生灵、占领城池、抢夺军械库、火烧官府、杀害官员。地方官员们一个个事先不能防御，事发不能剿灭，毫无章法、坐视战机贻误。真是国家大耻辱呀，大耻辱呀！
300多名日本武士在中国南方如入无人之境，数万明军损兵折将竟然没有将其全歼，反而大部分安稳逃回日本，有一部分人大约50人被海风吹到了朝鲜半岛，结果30人被杀、20人被朝鲜抓住交给了明廷。
“争贡之役”之所以发生，就是从朱棣、郑和时期的“朝贡贸易”属于“赔本赚吆喝”的行为，各个藩属国得到了暴利，我方其实没有多少本质的利益，为的是什么？就是展现“天朝上国”对各藩属国的恩赐。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日本战国时代”，从1467年到1585年或者1615年，日本国内陷入军阀混战时期。各个势力都想趁着“朝贡贸易”的时机求得明廷的认可，因此，各方在朝贡贸易时经常发生械斗。这次“争贡之役”也不例外。
嘉靖的四次“禁海令”与倭寇崛起
“争贡之役”后，明廷对朝贡贸易进行大规模地收缩，对“禁海政策”日趋严格。嘉靖曾四次发布“禁海令”。
嘉靖朝的“四次禁海令”都说了什么问题呢？主要是对当时“民间海外贸易”比较多的省份例如福建、广东、浙江、广西等地，从民间到商业环境，要求官员进行严查、严禁。这四次“海禁令”颁发的时间，分别为：嘉靖三年（1524年）、四年（1525年）、八年（1529年）、十二年（1533年）。
第一次：福建滨海居民私造双桅海船者、把船卖给外国人者、私贩武器出境者全部绞死。不得进行民间海外贸易。
第二次：浙江、福建两省巡按官员严查出海情况，船只不论是否载有外国货，都以通番罪论处，全都充军边关。官吏、百姓包庇纵容者发配西南烟瘴之地。
第三次：浙江巡按严查沿海中介组织（牙行）囤积外国货，民间双桅大船，全部拆毁。
第四次：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全部毁掉一切违规船只！沿海军民凡是与走私犯、海盗交结者绞，四周林俊施行连坐。
至此，嘉靖海禁进入到最严厉的时期。然而，最严格的“禁海令”完全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事情。这就造成“中外海外贸易者”，在各个藩属国、在葡萄牙殖民者的怂恿和支持下大规模地从事海盗贸易。
由此，从元朝开始就有的“倭寇问题”便开始严重起来。从而造成一个假象，“倭寇问题”出自嘉靖朝。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朱元璋、朱棣时期“倭寇问题”就比较严重，但规模比起嘉靖朝来说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朱元璋、朱棣时期大规模倭寇抢掠不过千人。
永乐十四年后，在朱棣强令日本方面严加管束的情况下，倭寇问题的危害性日渐好战。但请注意，因为明初的“禁海政策”造成我国海盗问题从明朝建立到明朝灭亡一直都存在。那么，海盗与倭寇之间的某种交往、合作也是一直存在的。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民间海外贸易”在比较盛行的情况下，嘉靖皇帝对“禁海令”的骤然严厉，必然让倭寇问题也反弹式的严重起来。但是，通过对倭寇作战、与葡萄牙地两次海战，明朝的军事指挥官们迅速学习、仿造使明朝的火器快速发展起来。到了嘉靖中期，佛郎机火炮部队已经成为明军的主力装备之一。
特别是嘉靖命令全国仿制佛郎机并装备军队，同时，戚继光这位军事天才的出现，也让明朝军事实力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