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囊》蔡崇达

海是藏不住的
我六岁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海。虽然，我是海边的孩子，而且我的父亲，就曾是一名海员。
那次看到海，是到外祖母家的路上。沿着乡间的小路，跟在母亲的身后走，总感觉，怎么路边的甘蔗林那，总传来明晃晃的亮光。我趁着母亲不备往那跑，这才看到海。
追来的母亲气急败坏。她说，你父亲不让你知道海的，就怕你觉得好玩自己跑来了，担心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其实父亲担心的不仅这个。回到家里，父亲郑重地和我说：“我小时候就是老觉得海边好玩、船上生活好玩，这才过上后来的生活。但海上太苦了，我希望你在镇上的中学读好书，不要再做和这相关的工作。”
东石，我生活的这个小镇，或许有太多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十几年来，镇区的发展，一直往反方向滋长，整个小镇都在集体逃离那片带给他们乐趣和磨难的海洋。然而这片试图被父母藏住的海，却因父母的禁止而越发吸引我。
再次去拜访外祖母的路上，我突然放开步子往甘蔗林那冲，母亲气恼地追我，把我追急了，竟扑通往那一跳，海水迅速把我淹没了，那咸咸的海水包裹着我，把我往怀里搂。我看到，这海水之上那碎银一样的阳光，铺满我的瞳孔，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
海是藏不住的。父母因为自己曾经的伤痛和自以为的对我的爱护，硬是要掩饰。我因而听到海浪声，以为是风声，闻到海腥味，以为是远处化工厂的味道。然而，那庞大的东西还一直在涨落着，而且永远以光亮、声响在召唤。我总会发现的，而且反而因为曾经的掩饰，更加在意，更加狂热。
那次被水淹后，父亲却突然带我去航行。那真是可怕的记忆，我在船上吐得想哭都没力气哭出声，求着父亲让我赶紧靠岸。从那之后，我不会疯狂地往海边跑，然而也没惧怕海，我知道自己和它最好的相处方式是什么。那就是坐在海边，享受着海风亲昵的抚摸，享受着包裹住我的庞大的湛蓝——那种你似乎一个人但又不孤独的安宁。再长大一点，我还喜欢骑着摩托车，沿着海岸线一直兜风。
海藏不住，也圈不住。对待海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每个人自己去寻找到和它相处的方式。每片海，沉浮着不同的景致，也翻滚着各自的危险。生活也是，人的欲望也是。以前以为节制或者自我用逻辑框住，甚至掩耳盗铃地掩藏住，是最好的方法，然而，无论如何，它终究永远在那躁动起伏。
我期许自己要活得更真实也更诚实，要更接受甚至喜欢自己身上起伏的每部分，才能更喜欢这世界。我希望自己懂得处理、欣赏各种欲求，各种人性的丑陋与美妙，找到和它们相处的最好方式。我也希望自己能把这一路看到的风景，最终能全部用审美的笔触表达出来。
我一定要找到和每片海相处的距离，找到欣赏它们的最好方式。
愿每个城市都不被阉割
应该是在一九九八年的时候，阿爸一度打定主意要把老家小镇上两百多平方米的老石头房子卖掉，到厦门买套六十多平方米的。当时促使他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台湾电视剧看多了，看到电视剧里描述的那种都市生活，无论怎么对比，总觉得那种生活比现在的样式好。阿爸做这个决定是在雨水多的春季，潮湿且易烦乱，影响着一整家子对所处的生活异常不满。
终于阿爸决定要带着我去探路了。他说顺便让你见识一下大城市的生活。当时老家这个海边的小镇还看不到太多的车，从我老家到厦门每天就早上六点半一班，所以小镇的人很多会晕车，包括我。我晕车是受不了那种刺鼻的汽油味。所以从一上车，往厦门的路上，难受就压过兴奋。好不容易到了厦门，下了车我一口吐了出来，我看到的是一排排车屁股对我冒着烟。阿爸以前是海员，见怪不怪，说会习惯的。
当时小孩子的鼻子敏感，觉得这座城市怎么到处都是油味，我试图激起自己的兴趣，比如挤公交车，比如看两旁整齐的绿化带，比如高楼——但显然一切都是在预料中。我知道阿爸也似乎在激发我的兴趣，一路指着，你看这栋楼有几层你数数，我说不数了，电视上还有更高的，他说你看这道路都铺砖，我说这个电视上也有，他说你看好多车，我说我也看过了，你看有红绿灯，我说书本上读太多了。最终我实在提不起兴趣了，城市里似乎太多已知，我老家的一个小水池都有好多未知。
我们去拜访的是表哥家，虽然是表哥但年纪和我爸爸相仿，他有个儿子比我小六岁左右。看我无精打采，便让这个小侄子带我出去走。本来想能有什么好玩的，其实就是四处走，叫我数楼有几层，看地面上的瓷砖。然后还有学规矩，一路上都在叫唤，不准随地扔东西、要排队上公交车、要走斑马线。当时小孩子的我一直在心里庆幸还好自己不是这里的人，而且看着大片大片望不到尽头的水泥地，我觉得好悲哀——没有各种奇特的植物没有长有小蝌蚪和五彩鱼的水池没有可以挖地道的地方。
现在我是在空气更不好的北京写这个东西，当然鼻子已经麻木，闻不出好空气的味道了。不过我觉得曾经的乡土让自己变得相对浑厚些——因为浑浊所以厚实。事实上我很庆幸阿爸后来没有让我家搬到厦门，虽然它已经是中国最美的城市之一了。记得我和《新周刊》前创意总监令狐磊有次聊天，聊到他是来自湛江一个小镇，我是来自泉州一个小镇，他就接着往下列举了，才发觉中国新闻圈、文学圈很多现在的青壮派都是小镇出身。令狐说他们总结过了，这叫小镇包围城市。他说曾经有过调查，现在大城市各个领域的主力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小镇，他问我怎么理解，我说因为小镇出来的浑厚。
我所说的浑厚有个最简单的解释，从一个小镇的生活再到一个县城一个地级市一个大城市，顺着这根链条下来，每一个层次的生活都不一样，你经过对比，对以往的更能理解而且吸收，对现在的也更能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而比起一生下来就在城市的孩子们，我们有太多他们觉得奇特和不可思议的故事了。
我并不是说厦门不好，相反在我走过的中国这么多城市里，我最喜欢的是厦门和昆明了，只是我觉得城市不好。特别是中国的城市不好。厦门和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建设都有个基础——人家国外的城市是怎么样的，以及人们该怎么被组织的，然后再依据这样的标准建设。中国近代的城市不是长出来的，不是培植出来的，不是催生出来的，而是一种安排。因为初期必然要混乱，所以中国的城市也表现出强大的秩序意识，人要干吗，路要怎么样。生长在这样环境里的人，除了维护秩序或者反抗秩序，似乎也难接受第二层次的思维了。
我一直觉得有生命力的地方在于浑浊。一潭池子里的水和放在观景台上的水，永远是池子丰富也美丽。就一个池子，它里面的各种生物以及各种生活在这世界的故事都可以让一个孩子开心一个下午，而城市里的孩子只能盯着被安排好的景色开心这么一瞬间。
现在国外的建筑师常用一个词来讽刺中国，“千城一面”，无论哪个城市，都只能从国外的标准去解释当时为什么这么建，而不能说出这个建筑这条街道和人群的生活是如何自然地演变融合，骨肉相连的。中国的许多城市就这么仓促地被一个标准给阉割了。
类似于我更喜欢北京而不喜欢上海，我也更喜欢泉州而相对不喜欢厦门。在我看来，北京不是城市，而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村”。我现在住的地方是王府井旁边的小胡同，从大路走过来还是流光溢彩，突然一拐就是吊嗓子的老大爷，开做茶馆的四合院，蹲着吃东西的大妈，在路边摆棋的老人。我会觉得这样的地方有惊喜，因为你不知道你拐的下一个弯会有什么——因为层次太多，东西太杂。而在上海，第一眼非常喜欢，它已经是城市化的代表，但你在一个角落住一个星期，你就知道这个城市其他所有地方的样子了——都是类似的。
泉州和厦门刚好也构成这样的相对吧。我常这么比喻，厦门是泉州的整容版。在泉州你会看到乱闯的行人和车、粗糙的老建筑，甚至低陋的生活习俗。我是会喜欢环岛路上的精致风景，但绝不是被打动或者感动。感动我的，会是走在泉州石头巷子突然听到随便哪户人家里飘出的悲戚的南音，会是十五佛生日的时候，整个城市家家户户在门口摆上供品烧上香齐声祈祷平安。
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
离开北京的前一晚，有点冷，晚上九点过后，到处就是安静的路了。把老妈安顿在五道口的旅店，打车穿过了大半个北京去南城李大人家，车一路过是呼呼的风声。
这样叙述，感觉有点萧索，不过，确实是我当时的感受。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有那样的感觉，也说不清为什么很想在离开前去看看李大人和他的孩子七七。
很奇妙的因缘，李大人的父亲是在三十多岁才有了这个后来让他骄傲的儿子，而李大人也是在差不多年纪的时候才有了七七。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李大人抱着七七，可爱的小身躯靠在李大人的肩上，李大人则不断亲吻这个小生灵，那种父爱和温情让我内心里温温地感动。
去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李大人告诉我，他相信父亲的血就流淌在自己身上。我也相信。
奇妙的因缘。人与人关系的建立，显得那么充满偶然又似乎必然——我们的朋友参与我们的生活，改变了甚至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没有认识李大人，我的人生逻辑肯定很不一样。
李大人是个直接而且狂热的人，他对新闻以及对人有一种很苛刻的坚持。他常常很直接地突破你说话的逻辑，不让你有试图掩饰的机会，指明你所逃避或者不敢面对、不明白的。
每次和他聊天，我时常都有种受伤感——有试图掩饰的挫败，也有的是，其实自己也不理解自己的状态，然后就被李大人这般一针见血地指出并且批评了——我知道李大人内心的善良和本意，然而我总是难以遏制挫败感。
那个晚上也是。在这里重新叙述已经过去一个多月的那个夜晚，是因为，觉得这是个对我一辈子影响深远的夜晚。
那一晚的李大人依旧先问我：“怎么样？最近过得怎么样？讲一讲吧。”
然后我开始讲，讲父亲去世过后我在老家的这半年，讲我为什么坚持要从北京辞职回去陪老妈，讲我在老家那个小镇，骑着摩托车没有目的，也没有刻意地四处乱逛，讲我的无所事事，讲我提不起工作的兴趣，以及讲我对这种状态的恐惧。
李大人习惯在说话前笑一笑，然后开始说——那都是借口，你父亲的死其实不是造成你现在状态的根本原因，你只是用这个事情来掩饰或者逃避自己不想回答的问题。
我当时很真诚地相信，从八年前父亲的中风起，我就开始了围绕于父亲的病、这个家庭负担的人生和工作规划，我觉得，我前段时间的状态很容易理解——失去了此前八年来工作和生活的中心，我的迷惘理所当然。在这个逻辑下，我会着急能否成名，着急能否赶快写本畅销书都有理由——因为我要扛这个偏瘫的家庭。
当李大人这么说时，我很不能接受，我非常生气，不过他接下去的一句话让我懂了他的意思：“你根本还不知道怎么生活，也始终没勇气回答这个问题。”
他没有说下去，我或许明白了，他想说的是，在不知道怎么生活的情况下，我会采用的是一种现成的、狭隘的、充满功利而且市侩的逻辑——怎么能尽快挣钱以及怎么能尽量成名，用好听的词汇就是所谓“梦想”和“责任”。
此刻我再重新叙述的时候，已经理解李大人的用心。我很珍惜他的话。
我，或许许多人，都在不知道如何生活的情况下，往往采用最容易掩饰或者最常用的借口——理想或者责任。
回福建的这几天，我自己在想，八年前的我，年纪刚好到了要思考、确定自己如何生活，确立一生的生存目标的时候，却因为家庭意外的病痛，就借此逃避回答了。
我疯狂工作，不让自己有空余时间，除了真实的生存压力，还在于，我根本不敢让自己有空余的时间，因为时间一空下来，我就要回答怎么去填充时间，怎么去面对生活，去回答这个问题——我要怎么生活，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我真正享受什么？
我根本不敢去判断自己的人生，也把握不住自己的人生。我逃避了，我躲在所谓对家庭的责任后，躲在所谓对新闻的追求和梦想中。于是，任何一点生活的压力或者工作的变动都让我脆弱，把生活的节奏寄托在工作上，所以任何一点波动都会让我不安让我恐慌。
那天晚上，李大人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好想想怎么生活，怎么去享受生活。我知道他的意思，他或许想说，生活从来不是那么简单的梦想以及磨难，不是简单的所谓理想还有阴谋，生活不是那么简单的概念，真实的生活要过成什么样是要我们自己完成和回答的。
或许，生活就是张这样的问卷，你没有回答，它会一直追问下去，而且你不回答这个问题，就永远看不到下一个问题。
离开李大人家里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我心里感觉到自那段时间以来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舒服。在此前，我不愿意和许多关心我的朋友联系，不愿意开口说话，或许也在于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自己、如何和自己相处，更不知道要如何和朋友相处了。
那天晚上我着急着要和挂掉他许多次电话的好友成刚联系——他在我老家当电台副台长，是个和我探讨人生和新闻理想会激动到手发抖的工作狂，或者说理想狂。在我父亲刚去世的时候，他常常打电话给我鼓气。
人生的安排有时候确实就像拙劣的肥皂剧，第二天一早接到好朋友弈法的电话，说成刚走了。三十多岁的他死于心脏病突发——对一个理想狂来说，最合适的离开理由。
原谅我，成刚，我的兄长我的老师我的挚友，在赶赴你的告别仪式时我一路上都在责怪你，你其实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为此，你付出的代价是，留下孤单的妻女还有为了你无限遗憾的这群朋友。我真想好好和你聊聊，关于我们要怎么享受生活，而不是如何让虚妄的梦想膨胀自己。我真的太想和你谈谈，什么才是我们最应该珍惜和最珍贵的。
原谅我，父亲，从你生病开始我就一直忙于在外面兼职赚钱，以为这样就能让你幸福，但当我看到我给你的唯一一张照片，被你摸到都已经发白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恰恰剥夺了我所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
以这篇散乱的文字给我父亲，给我的挚友王成刚。
回家
我知道那种舒服，我认识这里的每块石头，这里的每块石头也认识我；我知道这里的每个角落，怎么被岁月堆积成现在这样的光景，这里的每个角落也知道我，如何被时间滋长出这样的模样。
回老家养病，躺在病床上，才有精力和能力一一回想自己这几年的故事，才觉得这些日子自己唯一可以骄傲的事，是为父亲选了一块极好的墓地。
虽然母亲至今觉得价钱不便宜，算起来是“高档住宅区”，然而我很享受这种虚荣，因为父亲生前，我一直没能让他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自从父亲去世后，骨灰盒一直置放在中学母校旁边的安息堂。那是母亲的主意。一个考虑是母亲做义工的庙宇就在那附近，母亲每天要去寺庙帮忙时，会先绕到那灵堂的大门附近，和父亲打声招呼。另一个考虑是，“你爸爸喜欢做运动，他太胖了，学校的体育场刚好可以让他跑步”。
在我生活的这个小镇，所有人都笃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也相信有魂灵，人与鬼神亲近地生活着。我们还相信，魂灵有着和现世一样的属性，会饿到，也会吃太饱，会太胖，然后也会心情不好也会闷出病……去世的父亲就以这样的方式，继续生活在我的老家。父亲忌日的时候，母亲会拿着点燃的沉香，对着案桌上的牌位问：“今天的卤鸭好吃吧？”有时候家里人会突然闻到他的气息，母亲就会拿着经书念几句，说：“你啊要多看点经书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的光景过了三年，直到去年，二伯突然离世，做生意的大堂哥念叨着一定要入土为安，开着车仔细对比了几个高级的墓地，终于看上梅陵古园，一个台湾商人投资的墓园。
价钱是不菲，然而堂哥却一直也希望我父亲的骨灰同样能迁到那去，大堂哥的理由是“他们兄弟生前感情就那么好，死后做伴才不寂寞”。
堂哥还畅想自己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两个人凑在一起，会不会像以前边喝酒边吹牛，会不会还相约跑去很远的地方看戏……三伯、四伯很赞成，我们十几个堂兄弟也觉得这安排很好，母亲听到这打算却支支吾吾不肯回应，借口家里有事，匆匆离开所有人的询问。后来又出动大嫂来家里反复追问，她还是犹犹豫豫：“太远啦”，“太贵啦”，“我自己会晕车，要去祭扫多不方便”……种种理由。
所有人和母亲争执不下，最后找到了我。母亲还是让我决定，自从父亲在我读高二中风后，她就认为我是一家之主了，凡事让我拍板。
特意从广州赶回老家的我，最终是被那里的清净和安宁打动，当然，我也不得不承认，我有种很强烈的补偿心理——父亲突然离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是哭泣，而是满肚子的怒气，我憎恨自己再无法为父亲做点什么。亏欠得太多却没机会补偿，这是于我最无法接受的事情。而如今机会来了。我很高兴地赞成了，母亲也不好再说什么。
临到父亲要搬家那天，母亲却整天在抹泪，谁问都不说原因，怎么样就是没办法让她开心起来。气恼的我把她拉到一个角落，带着怒气问，怎么这个时候闹。母亲这才像个孩子一样，边抽泣边说：“我是想到，以后再无法每天去和你父亲打招呼了。”
骨灰盒很沉，因为是石头做的。安葬的那天，一路上，旁边的那几个堂哥边看着有点狼狈的我，边对着骨灰盒和我父亲开玩笑：“小叔子你故意吃那么胖，让你文弱的儿子怎么抱得住。”
要安置进坟墓里的时候更发愁了，我绝没有那种力气单独抱着，让骨灰盒稳当地放进那个洞里。而且风水先生一直强调，生者是不能跳进那洞里去的，甚至身体任何部位的影子也都不能被映照到那洞里。
火车伊要开往叨位
我生平一定曾路过
你洗过澡的那条河
你的六岁
还浮游在水面
我抬起头
看到一个硕大的
橘子
悬在上空
我知道
这就是童年时代的
所有黄昏
——《关于所有旅行的故事》
是在去往南平的火车上，刚上高中的我，写下这样一首短诗。那是我奖励自己而开始的第一次独自搭火车远行。在闽南这个所谓的统战前沿，火车线路零星得只有这通往山区的一条。
我在海边上车，一路被带向浓郁的山色。窗外的景致，如同溪流中的光影那般鲜润地滑走，我看着一座座的房子在我眼光中迅速到来，却仓促被扯走。我在破旧的院子里，看到老人抱着孙女哭泣；我看到一个男人，坐在门墩上抽烟；我看到一个小女生，背着书包盯着一所房子的大门犹豫——然后一切全部被列车的行进拉扯开。
我就这样短暂参与了他们的生活，刚开始铺张关于他们命运的想象，却又被迅速带离。当暮色渲染了整个视野，轰轰的火车把我拉出城镇，目光可见的，只有模糊的山色中零星的灯光，橘色的夕阳下，缎子一样的河流，以及孩子影影绰绰的嬉闹。
我莫名感伤——到底每点灯光背后，有多少故事？那老人为什么抱着孙女哭泣，那男人是否因为生活困顿而困惑，那小女生面对的那扇门背后是怎么样的故事？
作为游客，惬意的是，任何东西快速地滑过，因为一切都是轻巧、美好的，但这种快意是有罪恶的。快速的一切都可以成为风景，无论对当事者多么惊心动魄。
想起这段旅行，是那天在大学母校的教室里。应老师邀请，回来和学弟学妹交流。老师帮我定的题目是“这一路的风景”，还特意在我曾经上过课的教室召开。坐在曾经的位置上，还没开口，记忆已经全部涌上来了。
任何事情只要时间一长，都显得格外残忍。
九年前，坐在这位置上的我，父亲半身偏瘫，是家境困顿到无路可去的时候。当时那个蔡崇达，想着的是如何挣钱送父亲到美国治病，可以为了考虑是否为整天兼职而辛苦的自己加一块红烧肉而犹豫半天，还立志多挣点钱带阿太去旅游，当然还想着要赶紧牛起来，赶紧出名，让给自己机会的当时广电报的老总王成刚骄傲。甚至曾经想象，在哪一本书畅销后，要回到父亲做心脏手术的福二院，对那些病患的子女讲，别放弃，生活还有希望。
九年后，那个当年的蔡崇达执着的理由全部消失，父亲、阿太、成刚的突然离世，让他觉得自己突然轻盈得无法触碰到真实的土地。而他唯一找到的办法，就是拼命工作。
这几年来我就这样生活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现实中不愿意真正踏步进去，工作中作为记者，一个记录者，我所要做的，像是一个好事的看客，迅速挤进众多人围观的某个故事现场，尝试被卷进去其中的喜怒，然后一次次狠心地抽离。
生活中，我一直尝试着旅客的心态，我一次次看着列车窗外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迎面而来，然后狂啸而过，我一次次告诉自己要不为所动，因为你无法阻止这窗外故事的逝去，而且他们注定要逝去。我真以为，自己已经很胜任游客这一角色，已经学会了淡然，已经可以把这种旅游过成生活。
这次匆忙返乡，是为了办港澳通行证。却意外被母校邀请，意外开启了过去的记忆，也因此意外地和现实迎面撞上，因此头破血流。
我骑着摩托车在小镇乱逛，父亲曾开过的那家酒楼现在成了一个仓库，他开的那家加油站已经被铲平，规划建成一个花园，阿太居住过的那栋小洋房，现在成了挤满外来民工的大杂院，我最喜欢的那株玫瑰花已经枯得只剩残枝。而到了泉州，成刚的副手——后来留守广电报当副总编的庄总拿着批文给我看，广电报明年将关掉。
那个下午，庄总极力邀请我一起吃晚饭，“喝几杯”，我找了个理由急匆匆地走开，其实我没有所谓其他事情，其实我一出广电报的大门就失声痛哭，其实我怕，我怕他突然提及王总是如何为了这报纸操劳过度以致猝死，我怕他会和我同时情绪失控。
时光多残忍，那个懦弱但可爱的父亲，兢兢业业一辈子的所有印记一点都不剩下；那个过于狂热、战天斗地的兄长成刚，短暂地燃烧生命，也就耀眼那一瞬间；而我深爱着的、那个石头一样坚硬的阿太，还是被轻易地抹去。太多人的一生，被抹除得这么迅速、干净。他们被时光抛下列车，迅速得看不到一点踪影，我找不到他们的一点气息，甚至让我凭吊的地方也没有。
而对于还在那列车中的我，再怎么声嘶力竭都没用。其中好几次，我真想打破那个玻璃，停下来，亲吻那个我想亲吻的人，拥抱着那些我不愿意离开的人。但我如何地反抗，一切都是徒然。
我才明白，我此前并不是接受旅游这种生活方式，我那只是逃避。虽然我反复告诉自己，既然人生真是个旅途，就要学会看风景的心情和能力。但我始终接受不了，活得这么轻盈，轻盈到似乎没活过。其实我并不愿意旅行，其实我更愿意待在一个地方，守着我爱着的人，生根发芽。
对那些我正在爱着或者曾经爱过的人，我希望你们明白，我多么希望付出全部为你们停留，如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你们刻在我的骨头里，即使时光列车拖着我的肉身一路远行，至少你们的名字和名字牵扯的记忆，被我带走了，这是我对时间能做的唯一反抗。
说实话我一直不理解，也一直像个任性的孩子接受不了，为什么时光这列车一定要开得这么快，为什么还要有各自那么多分岔，我不知道我们这么急匆匆地到底要去向何方？但我知道，或许不仅是我一个人在大呼小叫，那些静默的人，内心里肯定和我一样地潮汐，我不相信成熟能让我们接受任何东西，成熟只是让我们更能自欺欺人。其实那次我旅游完回来，写了另外一首诗叫《世界》：世界都不大我可以哪里都不去
我可以在这里
只看着你
直到一切老去
很幼稚的诗，但我很骄傲，即使过了九年，我依然如此幼稚。这是幼稚的我幼稚的反抗。原谅我这么感伤，那是因为，不仅是过去、现在的我，多想挽留住自己最珍惜的东西，却一次次无能为力。但我还是愿意，这么孩子气地倔强抗争，我多么希望能和我珍惜的人一直一路同行，但我也明白，我现在唯一能努力的是，即使彼此错身了，我希望，至少我们都是彼此曾经最美的风景——这也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反抗。
这文章也给一个朋友，我要对他说的许多话，也就在这里面。谢谢他，也谢谢时光，谢谢命运，虽然他们那么残酷，但终究让我看到过风景。物都不可避免地有阴暗的一面。想要活得轻松便要学着妥协，你在一篇博客里也写过“我不相信成熟能让我们所谓接受任何东西，成熟只是让我们更能自欺欺人”。这样滋生的悲观情绪是不是不可避免呢？
[END]
后记：我想看见每一个人
Afterword
后记：我想看见每一个人
三十岁生日那天，我恰好在伦敦。规划的行程，是去大英博物馆打发一整天。
大英博物馆的主展厅不定期会有展览，那一天的展览名叫“living and dying”：长长的展台，铺满了各种药丸和医疗器械，每一列都隶属于最下面标注出的一个个主人公——这里陈列着已逝去的人们自认为生命最美好、最痛苦时刻的照片，以及，他最后时刻的面容。
看着这一张张面孔，我突然想起重病八年、已经离世的父亲，他恰是在三十岁那年有了我这个儿子的。
我当时来来回回地阅读这展览上的每张照片，每段人生，忍不住揣想，当时的父亲应该也和三十岁的我一样，已经度过了人生的懵懂期。世界已经帮他剔除掉天真的虚妄，岁月也悄悄开始把他的脸捏出折痕，当时的他应该已经和真实的世界迎面撞上。他是否已经找到办法和自己身上的欲望讲和？他如何理解这个朝他的人生扑面而来的新生命？后来的命运如何潜伏在父亲周围，然后一点点把他最终捕获……我才发觉，我其实不认识父亲，即使我们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严格来说，我只是知道他的人生，只是知道他作为父亲这一角色在我的生活中参与的故事，我没有真正地看见并理解他。
而认识到这一点，让我异常难受。
我常对朋友说，理解是对他人最大的善举。当你坐在一个人面前，听他开口说话，看得到各种复杂、精密的境况和命运，如何最终雕刻出这样的性格、思想、做法、长相，这才是理解。而有了这样的眼睛，你才算真正“看见”那个人，也才会发觉，这世界最美的风景，是一个个活出各自模样和体系的人。
显然，我没能“看见”我的父亲，也已经来不及这样去看父亲了，他已从我的生活中退场。我开始担心，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错过更多的人。这惶恐，犹如一种根本的意识，就这么植入了内心。
从伦敦回来的一个月后，我试图以仅有的记忆建构一篇文章，尽可能地去寻找父亲，抵达父亲，看见父亲——便是《残疾》。这是挽留，告别，也是对内心惶恐的交代。
也是从那篇文章开始，生发出一种紧迫感：我应该看见更多的人。这是对路过生命的所有人最好的尊重，这也是和时间抗衡、试图挽留住每个人唯一可行的努力。还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本身。
也从那时候开始，写这本书，就不仅仅是“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了，而是“必须做的事情”了——我在那时候才恍惚明白写作的意义——写作不仅仅是种技能，是表达，而更是让自己和他人“看见”更多人、看见“世界”的更多可能、让每个人的人生体验尽可能完整的路径。
这样的认识下，写作注定是艰难的。
在正式从事媒体工作之前，我是个文学青年，之所以做媒体，最初的原因是为了养活自己，同时暗自怀抱着的目标是：以现实的复杂锻炼自我的笔力，然后回归文学。在做媒体的这十一年，我写了二百六七十万字的报道，这让我明白，媒体写作另外有复杂宽广的空间，也让我自以为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笔力，可以面对自我，面对我在乎的一切人。
然而当我真正动笔时，才发觉，这无疑像一个医生，最终把手术刀划向自己。写别人时，可以模拟对象的痛感，但最终不用承担。而在写这本书时，每一笔每一刀的痛楚，都可以通过我敲打的一个字句，直接、完整地传达到我的内心。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或许这才是写作真正的感觉。也才理解，为什么许多作家的第一本都是从自己和自己在乎的部分写起：或许只有当一个写作者，彻彻底底地解剖过自我一次，他书写起其他每个肉体，才会足够的尊敬和理解。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些文章就像是从自己的骨头里抠出来的。那些因为太过在乎、太过珍贵，而被自己刻在骨头里的故事，最终通过文字，一点点重新被“拓”出来，呈现出当时的样子和感受。我是在写《母亲的房子》的时候，才真正看见并理解，母亲那永远说不出口的爱情；在写《皮囊》时，才明白阿太试图留给我的最好的遗产；写《我的神明朋友》时，才知道人是需要如何的帮助才能让自己从情感的巨大冲击中逃脱……这次的写作让我最终尽可能地“看见”我想珍惜的人，也让我清晰地看到，藏在人生里的，那些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
人各有异，这是一种幸运：一个个风格迥异的人，构成了我们所能体会到的丰富的世界。但人本质上又那么一致，这也是一种幸运：如果有心，便能通过这共通的部分，最终看见彼此，映照出彼此，温暖彼此。
这是我认为的“写作的终极意义”，这是我认为的“阅读的终极意义”。我因此多么希望，这本书能帮助或提醒读者，“看见”自己，“看见”更多人。
以这本书献给已经离世的父亲、阿太，献给陪伴着我的母亲、妻子、姐姐和女儿。
我爱你们，而且我知道，你们也那么爱我。
蔡崇达
2014年11月11日
=已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