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 读书有感 沈巍是否真隐士?世间再无嵇中散

沈巍是否真隐士?世间再无嵇中散

沈巍开始变干净,嵇康一生爱虱子

沈巍是否真隐士?世间再无嵇中散

(非经许可,严禁任何形式的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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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浏览网页,一眼看到沈巍先生变得干净,在办身份证的消息,丝毫没有意外。早猜想他会逐渐回归社会,做出某种调整。

这或者也是早有的一种希望,因为一个人能够将心的洁净与外形的洁净合二为一,毕竟是可喜之事。惟愿沈先生能够有所坚守,不致卷入滚滚红尘,被一众屑小带偏、带走。

这阵子很多人在提到沈巍的时候,喜欢将他称为隐士,这使我未免对隐士这种生存方式,做了一点思考。

仕与隐,这是古代文人最常见的二种选择,其对立,大概以魏晋乱世为极端。魏晋风度虽然不能认为只是一种隐逸之风,但毕竟是根基于老庄,所以我首先想起的就是著名的竹林七贤,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原中散大夫,嵇康。

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魏晋间最顶尖的大名士之一,他的才华与品行万世景仰,从古到今,人们对他的描述车载斗量。

魏晋人好风姿,身高七尺八寸的嵇康据说是龙章凤姿,“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世说新语》中引山涛之言,还曾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这再加上他的死敌钟会,都会对司马昭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也。”就算将嵇康的神采、风貌、影响力整个显现。

这足以令人浮想联翩,为之神往。

而至于今天写嵇康的文人,我认为只有余秋雨抓住真髓,写出了那种迷人的神韵,他以《遥远的绝响》为题,已经不同凡响,他还看透了竹林人物身陷的困境与挣扎。

他曾说,他们是艰难跋涉在“生命的边界线”的人物,“为整部中国文化史做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这真是太精当了。

但是相比之下,我最爱的还是他写嵇康之死的那一句:“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居然还有太阳。”

太阳底下有黑暗,阳光之下有凶猛,明暗交错的人间,生命与生命、文化与文化的碰撞,这些,其实并不足以道尽这句话的意味,所以我坚定地认为,这种句子若无特殊的人文情怀、关怀和素养,是绝对写不出来的,那些只寻找余秋雨缝隙,而不见其独到的人,实在太过偏狭,不足道哉。

嵇康当年若非木秀于林,暗风太疾,只见其黑,或不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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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间名士的优游隐逸状态,是中国历史上最独特、奇特的一章,它的形成,颇不同于以往。

那是一个乱得不能再乱的世道,人生尤其无常,生命尤其短暂,人心尤其无所寄托,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身心的特殊追寻,一种看似荒诞,实则张力无限的行为方式。

之前的汉代,是儒学一统天下的时代,儒士所崇尚的佳士,便是班固眼中的那种:志行高洁,规行矩步,以克己为最高美德。

这种克己曾经到达无是非的地步,便如卓茂,人家说他的马是人家的,他就任人拉走。儒家的美德在克己守礼之外,便是安贫乐道,当时所谓的在朝为循吏,在野则安贫乐道,自然来自儒家伦理道德和礼仪的约束与虔诚信仰,所以后者也可以说是儒家隐士的状态。

这些,以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条件来看,当然是有相当的合理性和益处的,然而,它的根本却在对情的制约与规范。人都是有情感的,总会有,于是这就总会表现为剧烈的冲突与不断地作伪。

一面是道貌岸然,一面是男盗女娼,这正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也是无数达官贵人的双重性格。这种状态久而久之,自然令人厌绝,于是大乱之世到来,士人们身心越发飘零无寄之时,真性情下的避世与反叛,自然就滚滚而来。

避世不只是避世,名士的高标与纵情不只是反叛,那也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独立人格、高度自我的觉醒与表现,所以当时以高洁人格独立世间,无所希求,以至于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郭林宗这类,就成了一代文人效仿的典范。

其实早年隐居的诸葛亮,以及避不出仕的司马懿,也都可说是受其影响。当然,这里面有些人也会以此为策略。因为当时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的榜样,也着实不少,这叫做以奇行名动士林。

但是像郭林宗、嵇康、阮籍这类,却肯定不是。尤其是后者。嵇康他们不只是对朝政失望,企图与政权疏离,以其高洁污秽朝廷、高官,他们远比儒家的郭林宗等人,更加崇尚自然简易,有自觉意识。

那时所谓的尚通脱,其实就这个意思。这干脆就是帝王之门不入,儒家经典抛弃,礼教统统打倒,一切随便,一切都以我为转移,一切皆随我之所适。

生命的欢脱就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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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以来,不但诸侯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其时随着儒家伦理道德约束的大大减弱,士人们日益从皓首穷经、规行矩步中挣脱,其隐逸之风也越刮越烈,席卷天下。

写此文之前,我看到我前面写的那篇《流浪大师沈巍,到底是不是精神病患者》下面,有一位朋友误会了我的意思,给我在同名公号下留言,说“几天不洗脸不做事地思考人生,真的很爽。你没得过神经病,不知道那种流浪的畅快”,曾经很想赞他并回复,但因为不知道怎么说好,便终于没回。

这事只言片语讲不清楚,正好在此一并作答。

这位朋友说的没错,那的确是一种美妙的体验,当时的士人们经历的也是这种体验,只是这绝对与我那篇文章的题旨无关。

忽然间,一切桎梏摆脱,身心获得解放,士人们猛然发现,自己原来还有如此丰富的内心世界,人间居然还有这么多欢悦,其惊喜自然难以言说,他们却就是因此,顺着这条路飞驰而下的。

人性觉醒了,山水之间的尽情纵乐,行为规范的大肆改变,使他们越发感受到生命的可贵,于是这之后,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就开始了系统的思考、阐述、立说与执行。

纵乐,无非也代表了对人生的眷恋,越放纵,越眷恋,所以那时的嵇康,就对养生之道特别关注起来。他用养生学来阐述他的隐逸思想、人生美学。

嵇康一直是以骇人听闻的越名教任自然而卓立,因此他养生学中的去欲,就不是儒家名教那一套,而是老庄思想。

也即,不是要去掉一切情感欲望,而是要把它们降低到人生最低的需要水平,不要让情欲害生。这就像他讲孝一样,我不是不要孝,而是不要形式的孝,要自然亲爱,发自内心的孝。

他总之是贵我贵生命,强烈反对儒家那种压抑自然本性的仁义、孝悌、生活,对诈伪尤其深恶痛绝。

后世文人对于嵇康的隐逸思想与行为,一般很喜欢从政治上找原因,这其实是一个错误方向。

嵇康名为曹魏宗亲,其实一直远离权力中心,他的反名教任自然,并不是因为曹氏与司马氏。人们这样看,显然就小看了嵇康的独立意识,和竹林时代倾向的意义。

嵇康在曹魏时,也在优游山林,他的隐逸并非简单的避世,而是性情与活法的有意选择。

嵇康的朋友们都曾说过,嵇康天性恬静寡欲,喜欢超然自适的生活,而他在选择这种生活时,恰恰还曾做过最全面的思考、比较和分析。

嵇康曾经写过一篇《卜疑》,他在那里面罗列了二十八种人生,几乎把大框架下的人生状态全部囊括,他的选择,正是在这种入世、出世、游戏的对比中,完成的。

这就是说,他的一切都来自思想、自觉,而非形式、被动,同样的虱子,在他身上,绝对不是阿Q的虱子,我们的虱子。

总的来说,嵇康的隐逸思想根基于老庄,却又与老庄有很大的不同。老庄是万象俱空,我以为是什么就是什么,而嵇康却是一切真实,一切从真实出发,整个系统既是精神世界,也是人间世界。

最能表现嵇康综合思想的,是他当年写给山涛的那篇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而嵇康被杀的原因,也正深埋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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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写这封信,表面上是为拒绝出仕,其实更多是为宣扬他的思想主张。这就像余秋雨说的那样,他并非是为与山涛绝交,真要绝交完全不必这样长篇大论。

嵇康与名教的对立,远不像他后面的粉丝那样,只有狂放、放诞,而是非常严肃、傲然的,实际上正始时代、竹林时代的名士,都不同于西晋。他们于放达中有忧愤,在自觉独立的生命意识下,也有特殊的家国关照。

晋朝之人若非只学得皮毛,也不至于流离乱亡。

嵇康在这封绝交信中,曾说了他很多理由,我们且择取其中一段,看看他是怎样一个人,名士们爱的是什么。

我有七件事情不能忍受,两件事情无论如何不能不这样做。

第一,我很懒,喜欢睡懒觉,一旦做官,差役就会叫我起来。

第二,我喜欢抱着琴随意走动,边走边唱,或者到郊外射鸟打鱼,做官后,就不能了。

第三,做官要端坐办公,腿脚麻木也不能自由活动,我身上有很多虱子,要不断挠痒,很不方便。再说还得穿官服,太讲究。

第四,我不喜欢写信,做官后公文信札一大堆,人间俗事一大堆,不应酬,就触犯礼教、礼仪,勉强应酬,我又做不来。

第五,我不喜欢出去吊丧,但世俗却对这事太重视,我这种行为会招人怨恨,被人中伤。我知道我的毛病,但本性难移,而且违背本性做事,我不愿意。做官后,我做不到像现在这样,既不被人骂,也不被人赞。

第六,我不喜欢俗人,一旦做官,就得天天跟他们一起,整天处在吵吵闹闹的污浊环境,看各种千奇百怪的花招伎俩。我不爱看。

第七,我生性不耐烦,做官后公事杂务缠绕,世俗交往要浪费很多精力。

此外:

我经常要非难成汤、周武王、周公、孔子这些圣人,要是做官后也这样,一定为世俗礼教所不容,但这是我第一件无论如何不能不做的事。

我生性倔强,说话轻率直率,最恨坏人坏事,遇到看不惯的事就会发飙,这是我第二件无论如何不能不做的事。

综上所述,我做不得官,你作为朋友居然不了解我,非要让我出来做官,所以我就得跟你绝交。

名利不求,一切都在自由自在,随心适意,生活乐趣,这就是隐逸者向往的理想境界,他们的最爱。

魏晋间,就连懒散、不洗澡、浑身虱子,都是名士的标配,后来一代名相王猛的扪虱而谈,其实就来自这种遗风,而嵇康这类,就更有些极端。

嵇康之懒,却是到了一个月十五天不洗澡,不浑身痒不洗,为了睡懒觉,要小便非忍到无可再忍的地步的。

谈及魏晋间的虱子,人们常常说,那是因为服食五石散,皮肤易伤,不得不宽袍大袖,不得不穿松软的旧衣,又长久不洗澡的缘故,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

服食五石散,本就为追求精神的逍遥与快感,而不洗澡、懒散之类,实则与其一致。我们就是要反礼仪,反人文,反世俗,抛弃一切刻意人为,回归最原始的状态,去做狂人、野人。抛弃一切人为,进“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以精神统御形体,甚至无形体,这正是庄子的思想。

嵇康难道真的懒?他的业余爱好之一,恰恰是打铁。他打,向秀拉风箱,两个大名士可以说话也可以不说话,一句“何所以来,何所以去”,就足以把显赫的钟会打发。

此外,嵇康最爱干的事,就是写写公号,发发微博,藏否人事,做在野派,反对党,这加起来,是何等惬意?

魏晋名士的崇尚自然适意,疏放简旷,已到了极端的地步,它代表的其实是尘浊与京华,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你想这样的一个嵇康,他怎肯妥协,怎肯出去做官?

但是大家既然都是放浪不羁的名士,为什么阮籍那些就可活着,而嵇康却不行呢?这首先自然是因为他太率直,太高傲,有两大不可不做,但真要细说,却又并不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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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逸,从《易经》的生死顺逆无常,当有进有退以来,本来最大的特色就是“时中”、避世,像阮咸、刘伶那种,干脆就是对世事不闻不问,这一点,嵇康显然是无法做到的。

光自己高洁,这在他绝对不行,他还见不得世俗污浊。他的任自然,其实还是刚性的一种任自然,他就因此成了名教、世俗的敌人,也成了政治的敌人。

阮籍也不可谓不真,但他是明智的。他虽然思想上反名教,行为也放浪不羁,但却从不议论政治,藏否人物。他是一面礼教岂为我辈所设,一面沉默,沉默,沉默,实在不行了,就哭,大哭。

他为邻家早逝的女子哭,也为驱车荒野,前面无路而哭。

他热爱一切生命,珍惜一切生命,惋惜一切生命,他其实也是为自己哭。

这世上其实并无一个理想世界,可以让他自由高洁地活着,所以阮籍的放达就只是一个表象,他的生命里弥漫着浓重的无奈与悲哀。

试想,同样放不下世界,同样在崇仰大人先生,反对伪饰、伪君子的阮籍,不但不激烈,还小心翼翼,连钟会都找不到他缝隙,而嵇康简直就是刚烈,他的反名教最终怎可能不变成与现有政权的对立,他的存在怎可能不成为名教伪饰的刺激,为政权和名教中人所不容?

杀嵇康,就是打击所有名士的对立情绪,警告所有反对势力,所以嵇康这样的人,就必须死。

另外,像山涛那种,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看不清形势决不行动,阮籍代表的是梦想,山涛代表的是妥协,大名士中只有他嵇康是率性而为,切实实行,这也让他活不得。

另外,三千太学生的集体求情,只有让钟会之言更加确切,让嵇康更加犯忌,更加必死。

嵇康本是可以有大鹏之逍遥的,至少可以如燕雀栖于一枝,但是他却偏偏不但要直面自己的人生,也要直面社会,直面矛盾,用自然之性,自然之情,自然之行去影响时代,这真是无奈。

一个老庄思想的发挥者,贯彻者而已,本身只是循着本性、自然而为,既无意去依附任何一方,也没想专门去针对谁,得罪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嵇康真正是因此而死。但是他也正因为此,就有了不同于一般名士,一般优游隐逸者的绝唱,黄钟大吕,永世不衰。

行刑之日,年仅四十岁的嵇康态度从容,他见时间还早,竟操琴在手,弹奏了一曲。这才是真正的窥破生死、自然之性,真正的生命高华。

广陵散从此绝矣!嵇康的生命定格于此,历史定格于此,中国文化史最光辉的一章掀开,但也“孔融死而士气衰,嵇康死而清议绝”,西晋之后,士人们于名教、自然,出世、入世间,打开了一条和中、实用的安全通道,只剩下圆通、荒唐、乱亡,再无真正的天真烂漫纯真。

西晋之后无嵇康,嵇康之后无广陵散。

毋庸置疑,嵇康的隐逸是一种思想,一种意识,一种清醒,一种决然,一种自然,一种高标,一种芳华,他的刚性也来自于此。但是大家尽管形式不同,却也不能不说,阮籍、阮咸、刘伶等的那种隐逸思想、生存方式,其实也来自生命觉醒、独立意识,和自主选择。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现代的沈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隐士。他是不得不,而后才有了某种类似于隐士的状态。他本身更没有将自己的活法,赋予隐士之类的意义。这一切都如他的大师之名,是好事者赠与的。

隐士并非人生的必然选择,这个时代更无这种刚需,这完全无可厚非,只是人们的这种呼唤,却明显道出,人们心中存在某种渴望,隐士们身上表现出的某种生存意象,具有永恒的意义。

最好的生命选择,不该是逼出来的,某种程度上很接近隐士状态的沈巍,以及我们这些在某个方面向往沈巍的人,该如何在现代生活中取得生命平衡?我想,这应该也是沈巍大热的原因之一。

活着不易,人心都既想逃离,又想圆满,我很期待接下来的沈巍,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甚至答案。

文 | 九鸦

图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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