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前遗址中出现甚少的绿松石，是青铜器之外二里头文化的另外一张“名片”，前面所述之兽面纹铜牌饰便是绿松石和青铜器的完美结合，其所使用的镶嵌工艺亦是中国最早的绿松石镶嵌工艺。若论及二里头文化绿松石制品的代表，当属2002年春季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
／绿松石龙形器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3 号贵族墓中刚被发现的情景
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绿松石龙形器发现于宫殿区内的3号贵族墓墓主的骨架上，位置从肩部至髋骨处，头向西北、尾朝东南，旁有一铜铃。最初清理时为避免受损，考古人员将之整体套箱起取，运至室内做进一步整理。2004年夏秋之际，文物保护人员经过悉心整理，方将这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解放”出来。这件绿松石龙长64.5厘米，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中部出脊线，龙头为扁圆形，置于近似于梯形的托座上，略呈浅浮雕状，有一略为凸出的吻部，由三节实心半圆形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眼睛呈梭形，眼珠为圆饼形白玉制成。龙身镶有绿松石片组成的菱形鳞纹，尾部呈圆弧隆起，尾尖内蜷。整件器物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绿松石片组成，每片大小在0.2厘米至0.9厘米之间，厚度仅为0.1厘米，原本应该粘在有机织物上，现仅有在局部发现腐烂后遗留下来的白色灰痕。二里头工作队在此次考古发掘简报中称：“绿松石龙形器弥足珍贵。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许宏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这件独一无二的国宝级文物堪称真正的中国龙，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兽面纹铜牌饰图案，“大部分应是绿松石龙尤其是其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绿松石、玉器等器物种类丰富、色彩绚丽、纹饰精美，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工艺典范，这主要得益于“大型国企”——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存在。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考古人员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不少铸铜、制玉、制石、制陶、制骨手工业作坊，并且清理出铜器、石器、玉器、陶器、骨器等手工业制品。在宫城遗址南部，考古人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铸造作坊，面积近1万平方米，其规模巨大、结构复杂、使用时间长，遗址中保留有浇筑青铜器、制作陶范、陶窑等遗迹，以及大量的制造青铜器的坩埚、炉壁、铜矿石、矿渣、木炭、陶范等物——所有制造青铜器的器物一应俱全。通过这些遗迹、遗物，不难理解为何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手工业举世无双，在当时能够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复合范铸技术。
／绿松石镶嵌青铜兽面牌饰，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姓夏还是姓商？
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对于史学研究的推动，主要在于夏代的研究和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二者一脉相承。
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所探讨的重要课题，也引起了欧美东方学界的关注，具有国际影响力。考古学作为研究这一课题最重要的手段，自诞生之初就肩负着寻找作为中国王朝开端的夏朝的重要使命——这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问题之一。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进行的中国学者第一次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考古就是因为“它的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1928年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不仅仅标志着中国科学考古学的诞生，也是中国学术界主动通过考古学证史的开端，成为寻找夏朝和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基础。
虽然有关“夏墟”的讨论由来已久，但将二里头、“夏墟”和考古三者紧密捆绑在一起的是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考古之行。自此开始，二里头遗址就成了寻找夏代最重要的一把钥匙，而他的二里头遗址“那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就成了指引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的原始动力。
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考古学家通过地层关系与遗迹、遗物的研究，确定了二里头遗址为都邑，其发展序列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以夹砂黑陶、泥质黑陶居多，纹饰以篮纹为主；第二期灰陶增多，磨光黑陶减少，纹饰以细绳纹为主；第三、四期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以绳纹为主，粗绳纹出现。至于其具体年代，考古学者推断为公元前1900—公元前1500年，处于文献记载的夏代时间范围内。碳14测年则显示出不一样的结论，二里头文化只有从公元前1750—公元前1530年的200年时间。
从二里头遗址追寻夏代以文献为线索，考古学展现了其更为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与特征，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展开，有关二里头遗址文化面貌和分期的讨论也愈加深入，将徐旭生的商汤都西亳的推测提升到了新的研究高度。有关二里头文化是否是夏文化，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发展与深入。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关系的论点主要有二：一为一、二期属于夏，三、四期属于早商；二为四期文化全部属于夏。
也有学者认为在现阶段无法说明二里头遗址是姓夏还是姓商，因为夏、商两种文化地域比较集中，文化交流频繁，现有年代学证据存在不确定性，且没有发现像可以证明殷商的甲骨文。也就是说，尽管二里头遗址的规模，拥有的宫殿建筑、墓葬、手工业作坊等等均体现出其都邑性质，也很难说清楚它是哪个朝代的都邑。
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展开，通过文献记载、碳14测年、天文学推算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二里头文化主体部分为夏文化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二里头遗址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夏商周断代工程”则为二里头遗址的年代、性质等问题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结论。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里头遗址作为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将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中，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