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汉子隋炀帝杨广，为什么钟情于南方“三下扬州”

隋朝在中国古代王朝中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仅二世而亡天下。然而，隋朝在我国历史上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联通南北的大运河、沿用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建筑史上的瑰宝赵州桥，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提到隋朝，就不得不提起一位颇具争议的君主——隋炀帝杨广，他既是一位才华横溢、抱负远大的聪慧帝王，也是个荒淫无道、行苦民苛政的亡国暴君。

隋朝皇室出身自关陇集团，杨广可谓是个地地道道的西北汉子。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个西北汉子居然对千里之外的江南情有独钟。隋炀帝非常爱好南方文学，诗文风格与南朝相近，也常和南方的文人诗文唱和。隋炀帝的钟爱的皇后萧氏便出自江左大族亦是南朝梁皇室的南兰陵萧氏，他的妃子中亦有很多为江南才女。隋炀帝对南方喜爱的表现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在位期间开凿大运河，三次下江都（扬州），最后竟然埋骨江都，永眠于此。

据《资治通鉴》卷185《唐纪一》记载，隋炀帝在江都的最后时光里，曾对萧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长城公”指的是南朝最后一位皇帝、被隋朝俘虏的陈后主，沈后指的是陈后主的皇后。隋炀帝居然以自己的阶下囚陈后主自比，可见其对南方的热爱深入骨髓。

上图_ 杨广下江南

那么，隋炀帝杨广为什么会对南方如此喜爱呢？

1 膏腴上地：六朝以来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

隋炀帝在位期间，曾建设的三大工程——营建东都、开凿运河、游幸江都。这三大工程所覆盖的地域看似不同，实际上却是前后连贯，形成一组有规划、有目的性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的走向，正是由关中指向东南。这套系统工程的落脚点在南方，反映出隋炀帝对于南方的重视与喜爱，探求这份喜爱的来源，可不是单纯的个人偏好，而是出自对南方经济发展形势的呼应。

众所周知，自东汉王朝灭亡后，神州大地在近四百年中处于长期分裂、短暂统一的状态，统称为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先后建立起六个范围较广、存在时间较长的政权——孙吴、东晋、刘宋、萧齐、萧梁、陈朝，一般称之为六朝。

与北方常为胡人统治不同，六朝均为汉族所建立，政权执政者多为从中原地区迁来的士大夫，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与农业生产方式带入南方，延续了东汉以来的经济治理政策，加之大规模战乱较少，故而南方逐渐走出原本“刀耕火耨”的状态，农业经济开始迅速发展。

上图_ 隋五铢钱

《宋书》卷五十四中记载了江南社会经济的盛状，“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刘宋时期江南的一些发达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甚至超过了富饶的关中。

到了隋朝，南方更是户口增，田野辟，因此隋炀帝开始了大型系统工程。首先营建东都，将政治中心从交通不便的关中移到较靠近东边的洛阳，进而开凿大运河，使得华北、洛阳、南方水运贯通，最后数次巡幸江都，宣示对南方的重视。

上图_ 隋唐大运河

由于隋朝速亡，大运河和南方工程一时未见成效，反倒被认为是隋炀帝追求享乐的象征。但我们把目光投向唐朝，就能看到这一系统工程的效用。唐朝时仍将洛阳定位为东都，唐高宗、唐玄宗、唐中宗等诸帝均多次在关中粮食紧张时移驾东都就食。唐朝南方经济延续历史脉络发展，在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超过北方，即人们常说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唐朝中央政府的运行，全靠大运河转运江淮赋税，正所谓“天下赋税仰仗江淮”。

由此可见，隋炀帝重视江南，开凿大运河，并非出自个人享乐，而是富有远见的政策。当然，隋之速亡也与隋炀帝的大型工程脱不了干系，隋炀帝的战略目标正确，但实施操之过急，三大工程连续开展，毫不体恤民情，恨不得“百年大计”朝夕而成，极力压榨民财与民力，故而使得国之不国。

上图_ 杨广（569年－618年），即隋炀帝

2 观省风俗：隋炀帝巡幸江都的政治动机

关于隋炀帝三次巡幸江都，很多人将其看为是久居深宫的皇帝外出“找乐子”，甚至是赏琼花、搜刮江南美女。但我们将下江都纳入六朝隋初以来的政治环境中思考，可以看出这一举措背后有强烈的政治动机。

隋朝皇室杨家与前朝西魏北周一脉相承，均出自西北地区的关陇集团，这一集团的政权领域基础在于关中，而对江南较为陌生。隋朝灭掉南朝最后一个政权陈朝，将南方纳入了王朝版图，因而在这片新领土宣示正统、巩固统治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扬州对于隋炀帝的政治生涯，又有着特殊的意义。

上图_ 隋灭陈之战形势图

隋炀帝杨广青年之时曾担任灭陈主帅，旋即又出任扬州总管，坐镇江都长达十年之久，对南方相当的熟悉，诸多南方士人为之效力，因而扬州可谓是杨广的政治基本盘。在杨广还不是太子，在策划阴谋夺嫡时，便把江南作为自己的后路，一旦事败便逃到江都，割据东南。

隋炀帝即位后三次巡幸江都，第一次在大业元年（605年），巡幸的同时大赦江南，并在一定年限内免除南方赋税徭役，以体现对自己“政治出身地”的感恩与怀念。第二次巡幸江都在大业六年（610年），将江都的地位提升到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平齐，以显示对南方的政策性重视。第三次巡幸江都则在大业十二年（616年），此时的隋朝已风雨飘摇，北方民变四起，隋炀帝在此时巡幸江都，已有放弃两京、偏安江南的打算。最终隋炀帝也没有回到长安，既是主动亦是被动地选择了在自己的政治发迹地长眠。

上图_ 隋炀帝集

3 好学庾信：隋炀帝对南方文学的崇尚

隋炀帝对于南方情有独钟的一大表现在于其对南方文学的崇尚，这一崇尚之情则来源于南方文学的繁荣。南北朝时期，北朝文风相对于南朝保守，不如南朝文学绚丽多彩，因而在南北朝后期，北方士人纷纷学习南方文风，形成风尚。

隋炀帝杨广在担任扬州总管时，充分地接触到了南方文化，“食吴馔”，“言习吴音”，“好为吴语”， “属文为庾信体”，表现出对南方文化的高度喜爱。其所信任的谋臣虞世基、裴蕴、柳辩等均为南方文人，隋炀帝常与他们诗文唱和。隋炀帝自身文学造诣也很高，自称与文人比试文采，也能当选为皇帝。由此可见隋炀帝对南方文学的高度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