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古代常有神童“七岁写诗”，但从没听过“七岁作词”的

古代众所周知的“神童”并不少见。说起古代文学界的“神童”，大家自然都会想到六岁能做《咏鹅》的骆宾王、七岁能写《送兄》的七岁女，以及在自述中说自己“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的杜甫。

可是，这些人当时所做的作品，无不例外都是“诗”，而对于另外一种长期被人们拿来与诗并提的文体——词，就从没有过哪一位天才少年“七岁便能写词”的传说。

即使是晏殊、欧阳修、苏轼等大词人，开始作词的时间也往往晚在功成名就以后。苏轼的第一首词作于二十五岁，当时他已经是名动京师的青年才俊了。

唐诗宋词，长久以来便是并列争辉的文体，而诗和词也都有着产生之初被用以配乐演唱的历史。但是，为什么只有“七岁能诗”的神童，没有“七岁能词”的孩子呢？是作诗的难度远小于填词，还是词过于“少儿不宜”，不适合小孩子来创作呢？

这要从诗和词的特点说起。

我国自古便有“诗言志”的传统，即把诗歌作为某种思想情感的寄托，这就使得诗成为了一种庄重的文体。从《诗经》产生并被归入“六经”开始，诗就脱离了单纯的歌词上的意义，成了外交、祭祀、用兵等重要场合需要使用的语言，就连师生商讨切磋的时候，也会引用《诗经》中的句子。而后来，即使属于《诗经》的先秦时期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而结束，但是诗的“温柔敦厚”的特点仍在深刻地影响着其后的诗人和诗作。

而更重要也常被人忽视的一点是政策的鼓励。到了唐代，诗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一般认为，唐代科举从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就开始引入诗赋考核，此后逐渐加重诗赋所占比例，最后发展到以诗赋取士，其作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高考作文，甚至比高考作文的地位更高上许多。这就如同现在的高考政策对学生们的学习重点的影响一样，代入思考一下，既然现在六岁的小孩子也都能看图说话，想象力丰富一点、表达能力强一点的小孩子甚至可以编出一个通顺的小故事，那么在当时，聪明的小孩子写出一首流畅而朗朗上口、文义通顺的诗作，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情了。

那么，为什么小孩子不能作词呢？

原来，虽然和早期的诗歌一样，词也是一种配乐演唱的文体，但是词的产生是与酒宴、乐舞、享乐联系在一起的。

纵观词的发展史可以看出，越是崇尚安乐享受的年代，越容易出现大量的词作。

词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是在晚唐时期，集中在西蜀与南唐。

唐末战乱频繁，温庭筠、韦庄等许多文人俊杰入蜀避难，这就为蜀地输入了大量的优秀作家；而当时西蜀凭借地利，偏安一隅，统治者耽于享乐，胸无大志，这种氛围便促成了词的大量创作，《花间集》便是汇聚了当时西蜀政权麾下文人的作品。无独有偶，南唐也因为相似的原因出现了几位大词人，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做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的南唐后主李煜了。虽然他后期的词作多以深沉悲苦著称，但是品读李煜前期的作品，很容易看到这位君王沉溺享乐的一面。

到了北宋初年，享乐之风依然盛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鼓励大臣“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代的士人们在家里蓄养歌妓舞姬，地方官府又有官妓负责招待其他官员，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因此，词自然就随之盛行起来。

北宋的太平宰相晏殊，便是宋代较早的大量创作词的文人。他出身贫寒，但后来身居高位有了积蓄后便常常请客宴饮，到了酒过三巡人微醺的时候，就撤下歌舞，让仆人在每一位宾客面前摆上文房四宝，说：“她们的演出看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表演了！”就让大家临场作词，写完就拿给自己家中的歌妓现场演唱。实际上，现在看到的词，很多都是这种酒席歌宴上即兴而作的。“一曲新词酒一杯”，说的就是这种喝得尽兴后即席作词的场景。

这种酒席自然不适合小孩子出席，因此，从场合而言，词是难以让儿童进行创作的。而除了场合之外，题材内容上的限制也使儿童作词成为不可能。

受到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影响，文人士大夫所作的诗中，是很少直接描写情欲的，偶有对爱情的描写，也往往是与游子思妇征人怨妇等题材联系在一起，婉转表达了对战争的批判对生民的同情；而到了词中，则会大胆涉及许多艳情的描写。

方才已经言道，词是在酒席歌筵之上，供歌儿舞女演唱助兴的，因此男女情事风花雪月自然是最好的话题。花间鼻祖温庭筠在极有名的《菩萨蛮》中写，“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一位意态娇懒的女子跃然纸上，试问此前哪有这种对女子处于私密空间——闺房中的模样的描写？而除了这种窥视一般的写作视角外，词还引入了更多更直白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