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科书上说到晚清洋务运动，就一定会提起一件事，曾国藩与李鸿章奏请幼童留洋一事。实际上这么一笔带过的一句话，却往往让人忽略“中间多少行人泪”。有时候觉得真应该为此事写一点什么。

临终前的最后一博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江宁（现南京）去逝。慈禧太后亲自赐谥号“文正”——这是一个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等级谥号，辍朝三日。荫封其子曾纪泽袭爵位。

慈禧别看平时总防着这些个重臣，但还是很记他们的功劳。

天津教案现场

想起当初垂帘之时，内忧外患，幸亏曾国藩只身一人平定了长毛大乱，紧接着又让曾国藩平定捻军。

天津教案刚起之时，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已卧病在床，硬是生生挺着病躯去了结此案。闹得举国物议哗然，把个曾国藩弄得是“内疚神明、外渐清议”，总归是委屈了曾国藩，让他替朝廷挨了很多骂。

想起这些，慈禧不禁流下泪来。

十多年来，朝廷幸有此一柱石之臣，今日骤然撒手人寰，怎不让两宫太后为之痛彻。

留美幼童回国照

所以，慈安与慈禧两宫太后在得讯当日，即在紫禁城养心殿召见恭王。慈禧伤感的问恭王：“六爷，曾国藩还有什么心愿没了的？咱们就帮他了了吧”。

恭王老成持重，马上递上一份折子《挑选聪颖幼童留学泰西折》，这是曾国藩半月前又与李鸿章联衔上的折。“现在洋务的事情很多都办起来了，各种机器没有洋人都造不出来，朝廷急缺人才。臣觉得还是应准了这折子，一可了曾国藩心愿，二可为国家储才。”

慈禧看过这折子，前两年就已议过这事，倭仁、李鸿藻等众多大臣都反对，一直搁置着。现在曾国藩死前又执意又上折，不能不说是他的遗愿。

湘军装备

要是以前慈禧又要拿去廷议，去议一议这件事。可今天这情形，感觉有点说不出口，今日就乾坤独断了吧，也算了却曾国藩的一桩心愿，遂交恭王交待总理衙门妥善筹办。

这就是这件开天辟地的事情的开头。

老夫子的华丽转身

很多人会很疑惑，曾国藩是个老夫子来着。办些个洋务企业，造办军工什么的也还可以理解。

可是这种让中国孩子到国外蛮夷那里去念书，一念就是十多年的事情，怎么与这理学老夫子挂上了钩的。中国自古以来，就从未有去国外留学的，只有外国人到央央华夏来学习的事。而且曾老夫子居然一直惦记不忘，临死之前还在上折牵挂这件事？

曾国藩李鸿章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局

这里要说一下此事的意义，这件事成为一项国策，一直延续到今天，大家可能就明白了。

从晚清第一批幼童留学、到之后的福州船政学生留洋、北洋学生留洋，到晚清大派学生留洋，再到民国时期、共和国时期，中国一直都是在承继着曾国藩开创的这一项事业。

现在据教育部统计，仅2018年中国公费留学生已达到5.61万人，总留学人数66.21万人。

仅举例抗日战争，财政部长宋子文、将领阎锡山、何应钦、汤恩伯，远征军名将孙立人、廖耀湘，驻美大使胡适、陈光甫等众多著名的抗战中坚力量，都是留学生，均来得益于这一国策的延续。可见此国策对于国家的意义有多大。

曾国藩创办了洋务运动第一家兵工厂安庆内军械局

最后一折的重托

为了使朝廷认识派遣留学生的必要性。曾国藩在上书时，他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已一生最后一道奏折，一定要把这件事给做成了。所以他在奏折上情深意切的举例，昔日俄国彼得大帝留学欧洲之事，“如俄罗斯初无轮船，国主易服微行，亲人邻国船厂，学得其法。其世子又至英国书院肄业数年，今则俄人巨炮大船、不亚于英法各国，此其明效。”

很明显，曾国藩的视野很开阔，他知道沙皇俄国之所以有今天，是当年彼得大帝播下的文明种子。

曾又说自己“精力日衰，自度难策后效，然于防海制器等事，亦思稍立基绪，异日有名将帅者出，俾太得所凭借，庶不难渐次扩充。”

上海广方言馆

曾国藩明白自己已老而垂朽，之前已多次突然昏阙，身体已一日不如一日。肯定是看不到留学事业为国家带来成果的那一天了。自已之所以念念不忘留学之事。是希望学生学成能为国家所用，也是功莫大焉。这位股肱老臣倾尽人生的最后力量，以充满真诚渴望的言辞，恨不得向朝廷掏出自已的心，其殷切之情，难道不可与《出师表》相比？

他以自已遗折托付的形式，换取朝廷对这一件大事的许可，也的确让慈禧深为感动。

彼得大帝

停造轮船的大朝议

1872年1月23日，内阁学士宋晋奏报朝廷，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糜费太重，造船太次”，请朝廷下旨，让闽浙总督、两江总督下令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停止继续造船。引起满朝争议，此事就是著名的停造轮船大朝议。

不要以为宋晋说得很荒唐。实际上自福州船政局1867年开始制造轮船，说好是造15艘，却只造了10艘。当时左宗棠奏报一年仅需300万两，可是到了5年之期已经花了535万两。造出来的轮船与洋人的轮船一比，还差了不止一个层次。而以当时造价足可买二艘外国军舰的。

船政学堂的学生

江南制造局的情形也是差不多，到1875年江南制造局不得不停造轮船。而且当时朝廷又要西征，每年西征军费还要花掉400万两，海防这边根本就没钱，军艘都买不起。

所以天津教案时，为什么曾国藩说抱必死之决心去断案，就是因为法军军舰已直抵天津，京畿无海防。当时军机处算了一下，以当时津京的兵力储备，顶多能挡五天。曾国藩就预备谈判不成，法军要开衅的话，就去法军舰的炮口上以身去挡。

所以宋晋建议还不如去买外国船更好，又能省钱还更有效。

虽然此事是以采纳李鸿章改造商船、以商求富的建议而罢议此事。但洋务事业却掩盖不了人才的严重缺乏一面。

1869年南京的金陵机器局内的英国产机床

人才缺失问题

此事当然有很多因素，但其中就有一个人才缺失问题。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管理与技术人员，造成相当大的钢材、轮机、炮管、齿轮等各种进口器件的巨大浪费。即使是这样的制造水平，当时一个中国工人的月薪也达到30两银子，30两银子是什么概念？一个淮军士兵的月薪才4两。而这些人已经是当地最好的铁匠木匠，算是有技能的工人。

所有的洋务企业技术和指导人员都是洋人。当时左宗棠所请的洋人不可谓不用心，以后来的眼光看，福州船政局法国顾问日意格确实是很尽心尽力。但洋员工资之高却令人咋舌，45名洋人一月的月薪就达到1.2万两之多。而且在下层来说，洋员与中国工人交流又存在很大困难。在上层来说，中国的管理层又不懂洋人的这些高精尖的工程和企业管理。

恭亲王

为什么就没有人敢提留学的事？

有人会说，当时难道没有人能意识到教育与留学之事。这个问题有两个难处。

有些人如左宗棠、沈葆贞、丁宝桢这些开明派，他们认为找洋员来教就可以学会了。虽然，福州船政学堂有合同要求洋员教学。但让那些读四书五经的人去学习，连实习的地方都没有，语言不通，课本也缺。后来证明到期后许多人连个轮船驾驶还学不会。

有人意识到了也不敢提，如朝中重臣恭亲王、文祥。在当时普遍保守的气氛下，1868年，既使是位高权重的恭亲王办一个同文馆，请洋人来教数学、天文，被满朝官员说成是“奉夷为师”，大逆不道，恭王就被骂成“鬼子六”了。连恭王都受不了，何况他人。

左宗棠

五年筹划，就在一朝

幼童留洋事业的发起人容闳，1862年就被曾国藩三请入幕，曾经为曾国藩建议江南制造局“造制器之器”的建议，大受曾国藩的赞同。

容闳是中国第一个的耶鲁大学毕业生，1854年本科毕业，回国后深感当时中国国民素质急须提升，一生立志于教育强国。一直就把让更多中国学生去欧美留学作为报国之志。

容闳从1867年开始就不断建议曾国藩、军机大臣文祥，必须派人去海外留学。曾国藩表示认同，于是在1868年就具折朝廷谈及留学事宜，但朝廷犹豫不决。

军机大臣文祥

容闳锲而不舍。天津教案时，随江苏巡抚丁日昌赶到天津，协助曾国藩处理外交。再提此事。最终在天津教案最后一日会议中，曾国藩抱病召集各地来的大员，如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李鸿章、丁日昌（江苏巡抚）一同商议。由于天津教案的教训与刺激，当晚四人一致赞成，确定把留学事宜向朝廷提出来。

于是1871年，曾国藩函咨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同意20年内从江海关洋税内拨给120万两充作留学经费。但仍需朝廷奏准，此次仍受守旧派的阻挠，慈禧未最后下决心。

慈禧剧照

1872年，曾国藩意识到自已可能时日无多，在去逝之前又联合李鸿章上奏朝廷。

“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其中李鸿章计划，将留学年限定为15年，另加2年游历以验所学，加上行前在上海预备学校肄习，一年中西文，共计将近20年时间。很明显，曾李对教育强国有着很长远的规划。

（图）李鸿章，晚清名臣

招生困难

在曾国藩去世之前，他就为幼童留洋一事创办了上海幼童出洋肄业局，先行进行中洋文的培训。

容闳在上海，马上就出招生广告，可招了大半年，居然没有一人报名。因为中国当时流行四周蛮夷、洋人吃人之说，即使是开明的魏源在《海国图志》里也说“洋教刨眼挖心”，好象真有其事。一般家庭一听说送孩子远渡重洋去异国，那简直就是送羊入虎口。根本就不象今天，说起留学就挤破头。

这时曾国藩赶紧给上海的洋务企业家唐廷枢（后招商局总办、开平煤矿创始人）、徐润（后招商局会办）去信，希望他们能助一臂之力。

唐廷枢

唐、徐二人身为巨富，本与容闳相识，都是珠海老乡，又都是受近代教育出身，遂回广东珠海以身说法。三人同心协力，发动亲朋好友，费劲心力。终于凑齐了第一批30名幼童。

隐患埋下

不止如此，曾国藩还担心一件事。

为防止保守派的干扰，让自已的门生、翰林出身的陈兰彬任委员充门面，让容闳为副委员，而且出国留学的章程上规定写中学西学并重，以此来避嫌。但曾国藩明白，这不太可能调和，以后中西学的学监为此发生矛盾，将导致半途而废。

陈兰彬根正苗红，思想开放，曾国藩极为赏识。此人重感情，办事认真、精明能干。曾国藩在临终前，还特意多次交待陈兰彬“只宜专学洋学”。陈兰彬答应得很干脆。

陈兰彬

曾国藩担心陈还不明白，特意以“耳不两听为聪，目不两视为明”又托付陈，去了美国后千万要重西学，不要纠缠于中西学并重与礼仪之事，剖切之心可见一斑。真有点诸葛亮送马谡千叮咛万嘱付。

但问题隐患就留在了这里。（见《陈兰彬与晚清外交》）

容闳在美首建留学馆，挂曾国藩画像

1872年，在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大力协调下。很快就由容闳亲率首批30名官派学童抵美，美国当时因与清朝邦交最好，也大力支持，安排名校、学费减半，往来半价。

容闳与美国方面很快安排好孩子们上学的学校，大部分孩子被安排寄宿到美国家庭。然后容闳便恳请清政府斥资43000美元，在哈特福特建造了留学大楼。1875年楼房竣工后，留学监督陈兰彬、容闳等人就搬入新楼办公。楼里还设置了学习汉语的教室，幼童们可以定期来这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补习中文课程。

薛福成故居

容闳为了让孩子们牢记此事的艰难，特意在留学大楼的门口高挂三幅特大画像，分别为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三人，曾国藩的画像在最中间。让孩子们不要辜负让他们接受近代教育的几位恩师。

现在此大楼仍然在美国保存完好。

容闳为留学事业的执着与勤勉，在《西学东渐记》中，有一段感人至深的独白：“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予无时不耿耿于怀……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

当时维新思想家、外交家薛福成高度评价：“此欲为中国建无穷之伟业”。

孩子们就是坐着这样的“明轮船”，航行25天抵达美国口岸

开创留学先河

第一批幼童留学的成行，终于带动了中国留学的进程。

1875年，李鸿章又奏请的后三批幼童120名全部到达美国学习。

1877，陈兰彬、容闳请旨再拨28.98万两以补充学费，在恭亲王、李鸿章支持下获准。

派遣学生留美后，因有曾国藩前例可循，风气稍开。李鸿章与沈葆桢又陆续向欧洲派遣留学生。

1873年，沈葆桢、李鸿章奏请选派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学习造船﹑驾驶。

段祺瑞

随后在1877年﹑1881年﹑1886年，1897年，先后四次派出留英学生三十四名﹑留法学生四十九名（其中九名艺徒）﹑留德学生7名，共九十名。

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造船工业﹑海军建设等方面的重要骨干，著名人物有思想家严复﹑后来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外交家马建忠、北洋海军高级将领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魏瀚﹑刘冠雄。

但后来的留学都没有超过留美幼童的规模。

李鸿章福州船政留洋奏折

一直到1901年起，清政府意识到留学的重要性，开始全面提倡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这就成就了黄兴、蒋介石、阎锡山等著名的革命派人士。

终于，由曾国藩倾尽全力，艰难打开的这扇门，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可是曾国藩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陈兰彬知曾国藩的重托，刚开始几年还好，一到美国留学生安排妥当，大体也交给容闳来管，自已去秘鲁、古巴调查华工事宜，平常也给朝廷写写工作汇报。

黄兴

可是陈兰彬偏偏事情多，就要国内派人协助工作。就又来了个叫吴嘉善的副学监。吴可没有受曾国藩的重托之类的，当然没有更多的关照之心。

一看到学生们，如此奇怪。

学生们在国外学得都是科学自由平等，还回来和老师讲平等。每周给朝廷的三拜九叩显得不情不愿的，读起四书五经来也了无兴趣。

而且还整天上体育课，打棒球垒球。象梁诚、詹天佑还是后来老罗斯福总统垒球棒球的队友。后来梁诚出使美国时，老罗斯福还记得“梁诚，你就是那个 1881年用三垒打击败菲力普埃克塞特学校，而使安多弗学校获胜的人!”

留美幼童棒球队

但体育课在中国，就属于背逆中国士人形象的举措。当时有的人还把辫子给剪了，更有甚者还有人加入了基督教。

这吴嘉善一看，有失朝廷体面，不得了，“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实习沾染恶习，极应裁辙”。其实这吴嘉善在国内还算是个洋务开明人士了，曾经担任过广州同文馆总教习。既使这样的人也受不了，可见当时气氛之保守。

吴嘉善的消息传回朝廷，保守派大做文章攻击。

陈兰彬担心朝廷怪罪，只好也奏请撤回学生。经过几次抗争，甚至美国总统格兰特和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五十多位学者也联名呼吁清廷。

留学生身着棒球运动服装合影，后排左起第一人就是蔡绍基

但由于当时慈安太后与重臣文祥去世，恭王在朝中已现孤立，慈禧也早已淡忘了对曾国藩的许诺。遂不顾李鸿章反对，下令分三批撤回留美幼童。

薛福成说的“此中国无穷之伟业”就此嘎然而止。

至暗时刻，回国的思想犯

由于在国外的“罪行”，远渡重洋归国的留学幼童们，不仅没有鲜花与掌声，迎来的却是清廷的监视与歧视，每月进行思想改造，只发3两银子的生活费。

极为失落的耶鲁大学生黄开甲，写信给他的美国“家长”巴特拉夫人，愤怒的倾诉：“一队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学院已关闭十年了，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一跨进门坎，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

经过了一番思想改造之后，李鸿章籍口洋务急需人才，奏请朝廷将幼童调至各洋务重地。

中国首批留美学童 清末梅州籍外交家黄开甲

至此，留学幼童才结束痛苦的管制，开始了为国效力征程。

其中调往福州水师与北洋海军的杨兆楠、薛有福、黄季良、邝咏钟、陈金揆、沉寿昌、黄祖莲7名留美幼童，先后在马尾中法海战及甲午中日海战里英勇不屈，为国捐躯。

这些战死沙场的留洋学子们，最为惋惜的是没有看到国家近代化的那一天。

伊藤博文的嘲笑

日本记者佐藤治郎1909出版的书籍《袁世凯》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在马关条约签订期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有过一次关于中国后继人才的对话。

伊藤博文 来华

伊藤估计想知道下一步中国的发展，李鸿章下台后，中国还有什么人才可以接续得上，当时伊藤博文问李鸿章“袁世凯现任何差事？”

李鸿章就对伊藤博文说“袁现为温州候补道，不值一提”，没想到伊藤博文却感慨道“以袁世凯之才，任无足轻重小事，可惜了”。伊藤处理中日事务二十多年，能看得上眼的，除了李鸿章，可能就只有袁世凯了。

伊藤听此一说，自笑中国以后无人唉。

袁世凯北洋新军合影

袁世凯与幼童的十年蛰伏

就在伊藤话音落下之时。甲午战争中，自朝鲜回来一群人。

他们的头是前驻朝商务监督是袁世凯。

我们有时在惊叹，袁世凯一生没读过大学，又没有留学经验，是如何知道世界各国大势？之后又为何能有那么大的能量？其实看看袁世凯在朝鲜时的经历就知梗概。

1884年起，袁世凯在朝鲜任商务监督十年，袁也学着曾国藩办了一个小幕府。追随袁的全都是当年那批幼童留学生，尤其是商务副监督唐绍仪（袁为正监督），两人结金兰之义。

同时有梁如浩（邮传部大臣）、蔡绍基（后任清华大学校长）、周寿臣（后任铁路大臣）。与袁一起共事达十年之久，他们利用自已的才干发挥外交、教育、制造、铁路等方面的优势，部分在朝鲜实施与筹划，做得有声有色。十年里，他们与袁世凯在异国他乡朝夕相处，患难与共。

清邮传部大臣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

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日军攻入汉城，袁世凯在汉城处境极危，幸亏，唐绍仪冒着日军暗杀的风险，手拿双枪，一路护送袁世凯到港口，至袁坐英船撤离为止。

正因为，袁世凯在朝鲜期间有了这样一个留学生朋友圈，积累了世界性视野。之后才能在练新军、直隶教育、办铁路银行、废科举、兴立宪等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政绩。

当袁世凯组建新军之时，后期的留德学生段祺瑞、萨镇冰又成为其得力的陆海军干将。

最终，袁世凯在一帮留学生的簇拥下成为清末左右政局性的人物。

梁如浩（左）与唐绍仪留学前合影

崭露头角的留学幼童

1902年，近代警察制度创始人留学幼童曹嘉祥大显身手。在庚子事件之后，政府要从联军手里接收天津防务。按辛丑条约规定“天津二十华里之内，天津全县以至宁河县境、塘沽、北海沿岸均属管辖，不准中国军队驻扎”。这时，联军委员会一帮人等着看直隶总督袁世凯的笑话，正当袁世凯抓耳挠腮不得其法时。

曹嘉祥建议，把北洋新军改成现代警察进驻，袁世凯听闻茅塞顿开，一拍大腿“就这么干”。于是，曹嘉祥连夜草拟大清警察章程，并马上改装3000陆军为警察部队。

中国警察制度创始人，首任警察总办，图为留学时持枪的曹嘉祥

结果，在接收仪式结束时，联军委员会一群人开始看着袁世凯。袁世凯一声冷笑，下令3000名警察长驱直入驻守天津。当时联军代表急忙提出抗议，你们清国怎么能违反条约呢？袁世凯回道：“请各位看明白了，这可是我大清的警察部队！”

联军委员会的人一个个都看傻了，哑口无言。曹嘉祥由此出任中国第一个警察总局——天津总局首任总办。而且在曹嘉祥的指挥下，天津治安一扫过去的混乱局面，成为全国各省之冠。

慈禧太后听闻大喜，下谕旨，要求全国各地效仿袁世凯建立警察制度，从此中国警察制度全面推行。

1905年剪辫北洋新军

西陵铁路 名震中外

同年，慈禧太后准备1903年“展谒西陵”。为表示支持新政，慈禧希望乘坐火车前往。清西陵位于直隶易县，未通铁路。上谕在10月份发下，要求从高碑店到梁各庄新筑一条支线，在6个月内完工。谁知在聘用哪国工程师这件事上，英、法两国各不相让，闹成僵局。

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果断决定由中国人修。当然袁有足够的底牌。他命关内外铁路总办留学生梁如浩担任西陵铁路总办，以留学生詹天佑为总工程司，用了4个月的时间修建完毕。此线虽然只有短短43公里，却是第一条由中国人筹建、设计、施工的铁路。

梁如浩、詹天佑名声大噪。后开启关东、京张、津浦等全国性铁路的修筑，至清末铁路总里程已达9000公里，以民国时期建设的里程还要多。

1908年京张铁路验道专车

从此时起，留洋学生开始全面成为中国政界的中坚力量。

留学生登上中国领导舞台

庚子之后，国家危难。全面变革，急须人才。到了1905年新政时，留学生中的詹天佑、唐绍仪（邮传部侍郎，民国首任总理）、梁如浩（铁路督办大臣、邮传部副大臣）、梁敦彦（外务部尚书）、唐安国（清华大学首任校长）、蔡绍基（北洋大学首任校长）、梁诚（驻美公使，促成庚款留学），萨镇冰、蔡廷干（前后任海军总长），段祺瑞（留德学生陆军总长），谢国璋（烟台海军学校校长、作家冰心的父亲），天津招商局总办周寿臣等一大批学生在政府中担任关键职位。

至此，曾文正公当年种下的硕果如今已开枝散叶，渐成参天。

中国留学创始人、维新思想家、革命家容闳

留学生的报国，梁诚追回庚款！

1902年，梁诚担任驻美公使，其时庚子赔款使中国承受了巨大的经济负担。1905年，梁诚偶听美国政府经过调查，发现“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1165万美元，所余1200余万元其实是多余的赔款”。

梁诚敏锐的抓住机会向美国国务卿的海约翰交涉。次日，海约翰便让驻华大使柔克义起草了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备忘录。梁诚遂电告外务部，建议清政府将对美的外交重点放在争取赔款核减上。

外务部长梁敦彦美国留影

在此期间，梁诚频繁地前往美国国务院、国会图书馆等处查阅各种档案，查出中国实际应赔付给美国的只有200多万美元。梁诚又通过频频演说游说国会议员与记者，利用报刊舆论对美国政府和时任美国总统的老罗斯福施压，又利用自已与老罗斯福的队友关系展开“同学外交”。

当年5月2日，老罗斯福正式通知梁诚，美国对庚子赔款数目进行核实，退款数目初定为1000多万美元，到1914年最终全部退赔为庚款教育基金。

这就是著名的“庚款留学”，庚款留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见附件庚款留学人才名单），为日后的抗战胜利与新中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索回庚子赔款的清末驻美公使梁诚

黄开甲，第一个世界性大会上发表公开演讲的中国人

1904年世界博览会在美国的圣·路易工斯市举行，曾参加过1876年美国费城百年博览会的黄开甲，以其丰富的阅历，奉命赴美出任中国馆副馆长。当时中国耗银70万两单独建馆参展，第一次在博览会场搭建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中国村”和“中国展馆”。“中国村”由城墙团团围起，入口处有牌楼，里面有六、七层高的宝塔和中国式的亭台楼阁，吸引了众多观众参观，极具民族特色。

最精彩的是，当年黄开甲在博览会晚宴上的面对上千外国政商人士演说。他就美国限制华人入境政策发表精辟的见解：“在你们对所有的中国人、中国学生关闭大门时，欧洲却向他们敞开胸怀。因为他们知道若干年后这些年轻人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也许你们可以通过武力获得很多你们想要的东西，但必须记住你永远也无法通过武力获得商业的利益……”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大型世界展会上发表公开演讲，并捍卫了国家利益。

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安国

梁诚、黄开甲等留学生的非凡成就，的确为中华民族的近代化立下了不朽功勋。

其他如唐绍仪的近代外交，唐安国筹办清华大学、蔡绍基筹办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周寿臣筹办唐山交通大学（今交通大学前身）、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等事迹。限于篇幅，此处不详述。

促成辛亥和平过渡

武昌起义爆发，清廷派留学生海军总长萨镇冰带领海军前往平叛。萨镇冰刚接仗，就接到黎元洪的求告信“汉族存亡之机，在诸船主一臂之助。孰无心肝，孰无血诚，孰非炎黄子孙。” 萨镇冰回信：“彼此心照，各尽其职。”于是自已告病赴沪，将清国海军舰队交与有革命倾向的汤乡茗，大清海军遂全体起义。

中国招商局总办周寿臣——香港有一座山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寿臣山

后值南北和谈。又是唐绍仪被任命为袁世凯内阁全权代表。至上海时，当着众多的新闻媒体与记者，直接就和南方代表伍廷方说，“本人留学归来已29年，一直就倾心于共和政体”，这就使谈判为推翻清廷打下基调。

同时，另一留学生北洋陆军总长段祺瑞在江苏议长张謇的倡议下，联合56位前线将领联名通电清廷，呼吁清廷退位，以享国民之愿，给清廷巨大震动。

剪掉袁世凯辫子的海军上将 蔡廷干（右）

而更有意思的是，袁世凯因为临时任总统，很不习惯剪辫子。2月12日清帝退位，一直拖到2月16日，还不好意思剪辫。总觉得很是难为情，请外面的理发师过来又不好意思，这时，在身边的留美学生蔡廷乾自告奋勇，我来帮总统剪，拿起剪刀，一刀剪下。

袁世凯终于解脱，照了照镜子，觉得不好看，说干脆剪一个光头更精神。袁与蔡廷干一起哈哈大笑，蔡廷干连声说“一干二净好”！

这使得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国家革命，以最少的流血代价实现，被称为世界革命典范。

詹天佑的照片

回首伊藤博文，告慰曾国藩

1907年，当年的幼童留学委员容闳看到桃李如此芬芳，终于可对天告慰曾国藩，他深情的写道“自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国学生陆续至美留学者，已达数百人。是1872年曾文正所植桃李，虽经蹂躏，不啻阅25年（归国起计）而枯株复生也。”

1910，耄耋之年的容闳，听说伊藤博文在中国东北被刺杀。戊戌变法时伊藤到中国访问并会容闳、李鸿章深谈，想起这位戊戌变法时的老朋友。当初伊藤以为中国会出现的人才断层终究没有出现。

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中国留洋学生们自已修起了铁路，办起了银行，筹办了新式的小中大学教育，办起了大型工矿企业、筹练了新军，国家财政采用了近代预算制，年财政收入没有被压跨，反而达到了３亿两，比马关条约时多了足足近4倍，国家已迅速走向近代化。

曾国藩家书集

容闳仿佛对着伊藤说：“老对手，中华后继有人”。

曾国藩临终前的那一博，被近代史学界称之为中华“开天辟地的创举”

容闳至死也都在感激曾国藩的拼此义举，他临终前望着曾国藩的遗像说：“曾文正公，你的学生没有一个孬种”，他念起留学生蔡绍基当年在美国毕业的讲演。“中国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她终将会醒来并注定会骄傲地屹立于世界!”……

参考资料：1、论幼童出洋肄业（与曾国藩联署致总理衙门函）

2、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

3、杨绍权《唐绍仪在朝鲜的前前后》

4、容闳《西学东渐记》

5、《清末梁诚赴美谈判 改写“弱国无外交”》 华夏经纬网

6、《庚款留美班学生回国后的命运，世界从此不同 》环球网

7、《剑桥中国晚清史》

附文（庚款留学人才概述）：

1909年录取47人，其中有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北京高等农校校长金邦正，中国现代物理学奠基者之一胡刚复，中国现代化学开山者张子高以及曾当选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徐佩璜等。

1910年考选了第二批70名，1911年第三批63名留美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现代科教文开拓者，如胡适、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秉志、过探先、姜立夫、吴宪、孙学悟等。

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学生皆由各省选送，再经选拔录取，首届毕业生中有金岳霖、侯德榜、叶企孙、杨石先、汤用彤、吴宓等人，后来也都成为各自学科的佼佼者。

1914年美国又实施“二次退款”，就是全部退还庚子赔款余额，并于1924年9月组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推举颜惠庆为董事长，孟禄为副董事长，范源濂为总干事（后由任鸿隽接任），以具体管理这笔庚子退款。

1928年北伐胜利，8月17日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基金也归入中基会管理。之后，清华系的留学活动仍在延续。

从1909～1929年，清华学校派送留美预备部毕业学生967名，1929～1932年选送104名，庚款赴美留学生共计1000余名。1909～1929年间直接或间接受庚款资助的留美学生达1800余人。由庚款留学所促成的留学潮流延续不断，到1917年留学学生已超过1500人，1925年达2500余人。

1931年1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年会决定，在此后5年内每年拨款20万圆给北京大学，作研究讲座聘请专任教授以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

1932成立“清华公费留学招考委员会”，由梅贻琦校长牵头。

1933年起“清华公费留学招考委员会”受教育部委托，先后在全国招考6届留学生，每届录取名额30多人，近200名优秀学生被资送留学美国，其中有龚祖同、顾功叙、赵九章、张青莲、陈省身、钱学森、马大猷、杨振宁等人。

来源： 秋草独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