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散文 / 散文 | 王蔚:反盗版图书手记

散文 | 王蔚:反盗版图书手记

深夜里,手机吱吱震动了几下,我惊醒,忙抓起来看:“已经开印,有急活又停了。等有消息我再和你说。”

果然是他,我打起精神回复:“好的,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时已凌晨三点,我翻身躺下,想了想又添了一句:“方便发给我一个定位或者厂名?”蒙眬中等了好一会儿,却一直没有答复。

这就是我和“线人”小海前几天沟通的场景,三言两语,断断续续。我说一句,他勉强在深夜或者第二天才回复,简直比战争年代传个情报都费劲。我的第一次反盗版行动,就以这种低配版《无间道》的模式开启了。

我对盗版书的记忆,最早来自十二三岁时看的一本《林海雪原》。

那时我和几个同龄男孩一起,莫名其妙地痴迷有关“打仗”的东西,电影、电视剧、小说……能找到的都看,急匆匆看完、翻完,好去讲给别人听。听众觉着过瘾,讲的人就特有成就感。那次从亲戚家借来这本大书,本想出出风头,没想到里面竟然错字百出,看得我整个人云里雾里,脑子一团糨糊。书里面女主人公一会儿叫“白茹”,一会儿又成了“白茄”,搞得我直到现在都有点恍惚。

现在想来,除了那本《林海雪原》,当时看的那些五花八门的书里到底还有多少是盗版,恐怕是个不易深究的谜了。

后来,随着接触的书渐渐变多,我发现这个“谜”还在蔓延。盗版书似乎没有缺席我生活过的每个城市。刚到北京时,一边看到路边摊上花里胡哨的盗版书论斤卖,一边又看到人艺小剧场的话剧一票难求,这座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都市,好像在时时提示我大千世界的复杂性。

毕业以后,我进入一家出版社工作,成为一名图书编辑。我的单位在业内颇具声望,巧不巧,《林海雪原》的正版书恰恰出自这里。读书、编书能赖以为生,对我而言,大概没有比这更理想的职业了。一个陪伴了人类漫长文明历程的古老行业,竟奇妙地适合我的性格,这更让我觉得幸运。日复一日,大家趴在桌上,翻稿子,想选题,揪错别字,钻牛角尖地想宣传文案。编辑的大多数工作可以慢条斯理地进行,有些环节甚至慢下来会做得更好,不需要太多大起大落的激情。

平日在编辑部里,常会接到读者的热心电话,想投稿的居多,也有人是想给某本书的作者提提意见。在读者要求和作者直接对话的时候,编辑就应该是一座桥梁,只是桥上要布置些不能轻易逾越的哨卡。

关于盗版书,也常有读者找过来要求给鉴别,不过宣称要帮着出版社反盗版的很少见。所以,当同事跟我说有人想提供盗版印刷厂的线索时,我心里多少有点疑虑。

这人微信名叫“小海”,是位男士,头像用的是周星驰电影里那个在海边高举双臂的镜头。我知道不便问真实姓名,就直接用网名称呼他了。小海先是通过我们社的一个读者群找到了我的同事,说出是哪本书被盗版后,他又被介绍给我。

那时是四月中旬,小海告诉我说,盗版印刷厂离他工作的地方不远。今年已盗印过一次,至少印了十万册,可能很快就要再印几万册,纸都运到了。

又是天文数字的盗版!他说的这本书,是几年前同部门的前辈编辑再版的一本名著——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之前叫《西行漫记》。前辈是业界一流名编,抓选题的眼光极好。一本有几十年历史的老书,经她之手后活力重现。第二年,这本书竟幸运地入选了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八年级(上)指定阅读书目。原本寂寥多年的《红星照耀中国》,转瞬间销量大增,成了市场上的宠儿。

如今世上三百六十行,不知有几行能逆流而上。反正我看出版这行是越来越“卷”了。编辑们虽然平日里看上去不急不忙,却是真的“敬业”。全国五百多家出版社,每年合计能出几十万种书,每种挑一本摞起来,堆得要比珠穆朗玛峰都高了。只不过销量走俏的极少,大多数早已湮没无闻。作者和编辑凑一起时,聊起内容来滔滔不绝,聊到销量后又难免一把辛酸泪。记得我刚入职时,如果一本书能卖到五万册,就能称它是“畅销书”了。现在更甚,一场营销活动如果卖出几千册,那是可以当作一条业内新闻来传扬的。

最近看网上有段子说,疫情期间,书店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在各地流调中从未出现过。我看这段子太写实了。不过与正规书业相对的,盗版的商人们却掌握了“财富密码”,因为他们盯着的是那几颗最诱人的果实,只印最好卖的。

《红星照耀中国》大热后的几年,总是被屡屡侵权,盗版也特别嚣张。为此,前辈带着我做了许多“抵抗”,耗费了心力,效果却不理想。可这些事如果放着不做,对方会愈发疯狂,所以,我们决意要沿小海给的线索追下去。咬咬牙,哪怕没什么实质的回报,我也得让那些搞盗版的家伙收敛收敛。

看起来,我的“线人”小海的作息相当不规律,他回我微信的时间,错落地分布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内,毫无规律可循。也许是他经常要上夜班的缘故,刚接上头那几天,我总在半夜突然接到他发来的消息,于是赶紧爬起来聊上几句。

据小海讲,这印刷厂老板是个惯犯,去年有别的出版社来人查过,但老板会反侦察,屡屡过关。我之前有些耳闻,这种专营盗版的小印刷厂从外面看一般都不起眼,每年的收益却极其惊人,在当地的关系链也很复杂。小海提醒我,你们如果要想抓到他,最好等他们开始印的时候来抓现行,这样人就跑不了。

他是对的。潜伏的狙击手,必须在最有把握的一刻扣下扳机。我的“线人”看上去比我更有经验,但现在还不能完全信任他。他一直闭口不说印刷厂的位置,是有什么考虑?另外,间谍暴露身份后遭报复的故事,我小时候在战争小说里可看得太多了,谁知道这个盗印厂的老板是什么路子。加微信时,我没对小海开放朋友圈,他倒是给我开了,不过里面显示仅半年可见,一片空白。

那几天,这件事在我们温吞的日常中掀起了一点波澜,常有同事过来询问进展。关于小海的身份,大家有几个猜测:骗子?盗印厂的员工?其他利益相关的人?或者真如他自己所说,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大家众说纷纭,一时拿不准。

一开始我给小海发消息时,在遣词造句方面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哪句话不当,伤害了那颗正义的心,另外也担心他半途而废,来个不了了之。我考虑到在谍战剧里面,卧底的情绪常常是容易崩溃的,所以我要以感谢和鼓励为主。可惜每次我刚唱个“高调”的开头,我的线人都不怎么受用,还常发给我一串流汗的表情,好像嫌我说了什么不靠谱的话。

既然不想听“高调”,那咱就说点实在的吧。我问小海,能不能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拍几张盗印现场的照片给我?否则我无凭无据,是没办法请执法部门出马的。这伙计又给我发了一个流汗的表情,说机器旁都有人看着,还有摄像头,去拍照的话老板肯定怀疑啊。他这样一说,我也有点担心了,便宽慰他,暂时不方便拍没关系,帮我盯着进度就行了。好一会儿,小海才回复说,尽量试试吧。

两天后,他还真在半夜给我发来两张照片。果然是偷拍的,照片很模糊,看着像是一台印刷机的工作台。我放大图片使劲儿盯着看,没错,机器旁边的样张我看清了,是《红星照耀中国》的内页,而且制版方式和我们单独印插页的排法不一样,这家印刷厂绝对是盗印厂了。

消息可信,那这场反盗行动真有戏了!第二天一早,我赶紧将情况报到社里。几个过来商量的领导都是业内“老资深”,与盗版者打交道多年了,都没犹豫,果断说要打。走出办公室后我才想到,让一家文化单位下决心去正面打击盗版,好像是让秀才去剿匪,也是怪勉强的。

四天后的凌晨三点,小海发了那条消息给我:“已经开印,有急活又停了。等有消息我再和你说。”这时已经是四月底了,拖泥带水的“情报工作”已经进行了快二十天,难道还不能“收网”吗?

他所说的“急活”,无非就是印刷厂在盗印其他书。如果消息属实,恐怕也真没有别的办法。一家出版社无权鉴定别家出版社的书是不是盗版,再说,如果宣扬出去走漏了风声,一定打草惊蛇,会让那盗印厂老板给跑了。

那几天,没头没尾的等待着实让我烦躁,我再向小海追问地址,这伙计当晚还是没回复我。焦急等到第二天上午,他才发来消息,说等晚上发给我定位。我赶紧耐住性子道谢,还许诺他,等行动结束后要给他些奖励。

小海之前否认过,可我心里总觉得他可能是那家盗版印厂的员工。这次反盗行动结束后,或成或败,要么那印刷厂不复存在,要么老板要“清理门户”。我脑补出最坏的情况是,他至少会丢掉工作,搞不好还有人身危险。

奖金的事,其实我当时还没向社里提,一冲动就先许诺出去了。不过我倒不怎么担心自己食言,按社里的传统,领导哪怕掏钱时抠门点,却也不至于口惠而实不至。半天没等来消息,正当我以为小海又不会回复的时候,他突然发来了一条消息,这次不再是流汗的表情了,而是“不必了吧,打击盗版每个人都有责任,应该的”。

一句我们业内人常提及的干巴口号,此时从他嘴里说出来,竟突然变得有点意思了。那一瞬间,或许是行外人的身份“点化”了它,化苍白为神奇了。刚入行时,我的前辈告诫我,做编辑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能喧宾夺主,一本书无论成功与否,始终是属于作者的,而读者购买后,它又同时是属于读者的。有时候记住了身份和定位,才更能体会职业的价值感。那一刻,小海的话再次提醒了我,那些平凡的工作,不论是趴桌上编书,还是跑出去反盗版,要在这些善良、正直的读者身上,才能找到意义。

第二天晚上十点多,小海如约发来了定位,原来是在天津郊区的某地。

定位点上显示有一组建筑,没有名字。从地图上看的确很偏远,旁边多是农田。小海说:“院里有许多家小公司,等你们过来了,我再和你说是哪家在盗印。”

他要在抓捕现场带路?这得有多大胆子!我心想,哪怕心里再正气凛然,我也不能允许“情报人员”去冒这个险。

现在的确不能行动,一来我没有确切地址,再者如果盗印厂真的只印了少量印张,取证将非常困难。在法庭上,零散的“半成品”甚至不能作为索赔的凭证,一定要查处可以统计数量的盗版书“成品”才行。但是盗版书一般都快印快销,又不能等到他们全部印完了再行动,否则很容易扑空。这无疑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盗版书有它存活的土壤,而反盗版这事本身的难度很大。从我的亲身体验来看,收集消息、辨别真伪、取证、联系执法部门、抓捕、再取证、提起诉讼、举证、后期追踪……哪一步出了问题,都会前功尽弃。

再急也没办法,只有先放一边了。已经到五月了,眼看《红星照耀中国》的畅销季就要到来,这之前我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不能再在一根“旁枝”上干耗着了。没想到,搁置一边的想法还没实施,进展就猝不及防地来了。在一个格外忙乱的周一上午,小海突然发来了消息:“印厂刚刚印完了,正在装订,可能明晚装完后出库!”

不能等了!我赶紧把情报上传,社长当即就报给了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我以为怎么也得等明天再说了,没想到还在吃午饭时,社里一位领导急匆匆找到我说:“赶紧吃,扫黄打非办刘处带队,二十分钟后动身去天津!”

我虽然早就不想耽搁了,却没想到突然提速这么多。坐在车上,心里很是忐忑,我没法确定小海发给我的那个“无名”定位是否准确,万一找不到怎么办?另外,社里反盗版的故事我听前辈们讲过多次,有一次他们还险遭不测,被人围堵到深夜才脱身。我们这一行人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

国内出版社的反盗行动,说起来有不短的历史了。其中有个流传已久的故事,可能不少人听说过。

上世纪八十年代,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获得诺奖后,立刻成为国内多家出版社争相关注的焦点,他的代表作也成了出版大热门。一九九○年,马尔克斯本人到北京访问时,发现自己尚未授权的作品早已红遍了中国大江南北,众多书店里都明目张胆地卖着他的盗版书。

相传老马对此非常气愤,甚至立下了死后一百五十年都不让中国出版他的书的誓言。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汗颜的故事。那一本本《百年孤独》,曾启蒙了无数文学青年,也改变了许多作家的观念,不料一切竟“魔幻”地建立在一个如此尴尬的“现实”之上。在那两年后,我们国家正式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从那时候算,国内几乎从零开始树立起现代版权意识,如今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对出版社而言,这也是冲上反盗版潮头的三十年。

我们社里有位姓王的前辈,曾经多次亲身参与反盗版行动,我叫他王伯。王伯是个“老北京”,前几年刚退休,如今隔三差五还到社里来坐坐。他天性幽默聪明,会吃会玩,朋友也多,可以说是一个出版界的“老炮儿”。从王伯那儿我听过很多有趣的人和事。

王伯几乎经历了这三十年我们出版社反盗版的全过程。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印刷产业集中的地方,他基本都去过。有一次,他和同事开车追踪一个盗版书商,一直追到唐山的某个村子。田间的路有点颠簸,他们在车上远远看见田地里一个农民模样的人,一转身竟把他身边的一棵树给“推”倒了。王伯他俩大为惊异,纳闷中继续往前开,结果还没开到村口,就发现路被堵了。后来王伯才想明白,原来那人推倒的是一棵“消息树”!老乡们为照顾本地的“产业”,把当年打鬼子放“消息树”的手段又拿出来对付“入侵者”了。

而王伯讲的另一个故事,让我意识到了这份差事里暗藏的危险。

在我读盗版《林海雪原》的年纪,许多同龄的孩子在看另一本书——《哈利·波特》。它和后来社里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样,也是超级畅销书,被盗版书商“重点照顾”。据说,当年此书盗版的销量不低于正版,甚至有些盗版书商嫌原作者罗琳写得太慢,找写手照葫芦画瓢,仿写了一些冒牌故事来卖,竟照样能畅销。要知道,当年为引进这个系列的版权,社里的前辈们可是下了大力气的,对盗版的苦恼可想而知。

正是在那个时期,有一天社里接到一个举报,说是遵化的某个印刷厂正在印《哈利·波特》,估计是盗版的。行外人的确难以辨别印刷厂是否合规,大多数人会觉得,印书是个文雅的事,怎么会和“盗”联系上呢?况且外人也不清楚印刷厂跟出版社有没有业务往来。

举报者是个做废纸生意的小商贩,北京话叫“收纸毛子的”,平时游走在各个印刷厂之间,收购裁下来的纸屑。这类买卖人,通常与印刷厂的关系不错,一旦他们愿意提供线索,那基本都是准的。

考虑到当地打非办有过扑空的情况,社里决定先派人去摸底,好多点胜算。当时三十来岁的王伯成了最佳人选。

提供线索的商贩只说那家盗版印刷厂在遵化,没有告知具体地址,所以只能潜进去悄悄打听。王伯和另一个同事在市里一路打探,从早上一直转悠到中午十二点,终于有了眉目。他俩假装去谈生意,混进那家厂里。那天碰巧大老板不在,一个小领班警惕性不高,一边陪聊,一边带他们参观厂房。王伯看到废纸堆里的盗版印张,心里就有底了,是它没错。

摸清了那家印刷厂的产能和印刷周期后,二人便找了个借口脱身,返回北京等待时机。

过了一周,估计那批盗版书的“火候”到了,社里便开始了二次行动。计划是这样的:先上报扫黄打非办,然后兵分两路,一台车由王伯带队,直接开赴那家印刷厂,再以“谈生意”的名义进去稳住局面;另一队先去当地接上几家媒体记者,再赶去印刷厂。

这次不巧了,碰上那印刷厂老板正在厂里,这人可就狡猾多了,坚决不让外人靠近他的机器设备。

好在王伯他们早有准备,趁和那老板聊天之际,一个同事借口说上厕所,悄悄溜到厂房里再次摸底,果然,看到了正在大量盗印的《哈利·波特》。

同事回来后,当着那老板的面不好明说,就支支吾吾打起了暗号。编辑们平时都老实惯了,哪会这样的表演?结果当场就露馅了。那老板立即质疑起他们的身份,一扭头打电话给保安:“关大门,我这儿有贵客!”

这时人和车可都在厂里面呢!王伯稳住情绪,冲老板问:“怎么着,你是这么做生意的?”

老板开始耍狠:“你教我做生意?知道吗,上个月从北京来了个记者,让我扣了一个星期!”

好家伙,非法拘禁都敢干了!此时气势上可绝不能虚,王伯正色道:“我们是×××介绍来的,你不相信我们,总不会不认朋友吧?我们现在先回去,下午让他带着一起再来。”王伯提的这位“朋友”,是当地一个颇有名望的场面人,这也是他们为打掩护而提前做的功课。

老板听到那“朋友”的名字,稍有点犹豫,但还是不肯放走他们,非说要留他们在厂里喝酒。拉扯了半天,老板终于松口了,让保安打开了大门。机不可失,王伯他们四人急忙上车,一脚油门就开出了厂院,在几百米外才停住,都没敢熄火。这时,他们见厂房大门又紧紧关上了。

同一时间,社里已联络好扫黄打非办,另一队人马也接上了几家媒体的记者,四辆车正全速赶过来。

王伯他们开车出去后没多久,那印刷厂老板估计反应过来了。先是一辆辆小轿车往厂里开,再过一会儿,竟然来了几台大铲车!够快的。眼瞅着盗版厂要“搬家”,可援军还在路上,难道这次又要扑个空?王伯连忙打电话问车队到哪了,那头带队的人像说电影台词似的连连喊:“再坚持一下,我们已经开得飞快了。”

不到二十分钟,多辆空货车也开进了厂房,现场马上要被清理掉了。王伯心一横,商量说干脆咱制造一起交通事故吧,用咱们的小车撞那大车,让他们走不成。司机有点害怕,说那我们人怎么办啊?这个办法不妥。眼看货车要出厂了,再不拦住真要一场空,四个人都急了,王伯大声说:“把车窗关上,咱们把车横在门口,把路堵上!”

这时货车已经载满了盗版印张,因有小车堵在门口,大车开不出来。货车司机一招手,厂里呼啦啦窜出来十几个人,手里拿着家伙就冲过来了。车里的四个人一看,脸色都变了,心想这下真要血拼了。

千钧一发之际,援军杀到!

另一队的四台车冲过来了,援军和记者抵达现场,局势瞬间逆转。印刷厂的人见来了这么多人,还有手持“长枪短炮”的记者,立马收敛了。这时当地的扫黄打非办的工作人员也赶到,控制住了局面。

听王伯说,这次反盗版行动之后,后续处理工作一度声势浩大,结果却不理想。以我这个后来者的眼光看也是,二十多年来,《哈利·波特》的盗版此起彼伏,依旧群魔乱舞。

这次轮到我上场了。社里照例派了司机开车,我和另两个同事先去接上扫黄打非办的刘处,再开车奔天津。

路上,社里领导又打电话来叮嘱注意安全,一番话反而让我们几颗紧绷的心更多了一些焦虑。行动太迅速了,肯定出乎盗版印刷厂的意料,甚至连我这个“反盗版者”都没准备好。怎么盗版印刷厂、小海和扫黄打非办跟商量了似的,突然整体提速了呢?这时我更糟心地发现,手机竟然快没电了!我赶紧把小海发的“无名定位”转给车上一个同事,心想要是关机了,到现场再找不到小海,那这个笑话可就闹大了。

焦虑之中,司机说他干脆绕点路找家便利店,好赶紧买个充电宝。这时突然如有神助,负责摄影的那位同事左翻右找,从相机包里摸出来一个备用充电宝,终于让我没在决战前掉线。

我连给小海发了几条消息,问能不能赶紧给我发准确的地址,我们要行动了,有北京扫黄打非办的领导亲自抓。又是一个“万幸”,小海这次很快回复了,发来更精确的定位,就在那个大院最后一排的第四个车间里!他没再问什么,我也没告诉他实际行动已经开始了。车里没人说话,我脑袋里响起许巍歌里唱的,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了。何况连有两个“万幸”开了好头,开弓没有回头箭,打就是了!

刘处之前是位军人,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沉稳干练的劲儿。为了行动的保密性,等我们的车行驶到天津地界时,刘处才打电话通知当地的扫黄打非办,并请他们联系当地警方联合行动。下午三点多,当我们的车和一台警车、两台执法车在印刷厂外两公里处会合时,我感觉一路高度紧张的心终于踏实些了。

车队按小海给的定位,准确找到了地图上那个没有名字的大院。伸缩门紧锁,好在有警车开道,大院的门卫不敢阻拦。门口保安四十来岁,叼着烟乜斜着,一看就是那种平日横惯了的。要是我们自己冲过来,恐怕连大门都进不去。

我给司机指着方向,后排,第四个门,车队停在那个蓝色的铁皮大门边。大铁门关着,上面开了个一人多高的小门。在警察的保护下,我们举着手机和相机冲了进去。果然,昏暗的大车间里,十几台大型印刷机轰鸣。我跑到机器旁,看见上面印的正是《红星照耀中国》。小海的情报不算特别准确,书还没有到装订的那步。不过无所谓了,已经抓到现行了!

警察高声喊,停工,停工!别动!硕大的车间里逐渐安静了下来,显得更加闷热。最外排机器旁的几个男工光着上身,一脸茫然地盯着我们。再往里走,有几个女工在悄悄嘀咕着什么。我不敢多看他们,心想小海会在这里面么?他也正在执法的队伍里找我么?不一会儿,工人们便被警察集中到一处问话了,没有看到老板。法院不会追究工人的责任,他们是无辜的,只是这份工作可能不保了。想到这些,我心里倒有了一些歉意。

厂房巨大,前面是机器,后面算是库房。盗版书和册页整齐地码着,有三四米高,黑压压的。一个当地扫黄打非办的工作人员让我去查验自家能鉴定的盗印书。我们这时也顾不上有没有埋伏了,警察就在门口,工人都出去了,料想老板就算“猫”在暗处也不敢怎么样。我们举着手机、相机,在巨大的车间里来回奔走,对那些数量惊人的盗印品一通抢拍,生怕遗漏了重要证据。事后想想有点好笑,我们拍摄的所谓“证据”,在警方和法院那里是不能用来作为立案判案的证据的,当时以为至关重要的照片和视频,后来仅成了这次反盗版行动的纪念。

这时我才顾得上仔细看看这家印刷厂。大车间室内的挑高有十多米,顶棚很简陋,吊下来许多电风扇,进门左边墙上,抬头看挂着一条红底白字的条幅,写着“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安全是职工的生命”,原来盗版书也是要抓质量的。下面印刷机、装订机、打包机四列排开,有二十几台,在小海的照片里看不到如此壮观的全貌。想必他们的效率挺高的。

下午六点多,终于做完了盗版书数量的初步清点。除了查到足以装订成五万册《红星照耀中国》的半成品,我们还找到了不少装订好的《长征》《哈利·波特》盗版样品,都是社里的重点书。在印刷机旁边的登记册上,潦草地记着之前巨大的盗印数字,这数字会让每一个编辑触目惊心。那些流出去的盗版书,已然很难再取证,更别说追回了。它们早已在某些市场上“驱逐”了那些印制精良的正品。

当然,我们出版社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库房里躺着大量尚未运走的各色各样的盗版书,大多是卖给学生的读物。

当地扫黄打非办叫来几台叉车和货车运走“赃物”,我们的活儿干完了。向社里汇报后,几个人哪都不便去,也不敢乱走,就待在一边等着调遣。我看了几次手机,小海没有发来消息,莫非他真的在被集中起来的工人里?我怕“暴露”他,也忍住了没给他发信息,心想如果他被抓了,别着急,我会向警察说明的。

查抄印刷厂的过程中,一个戴着大金链子的人来过,看着是个“社会人”。警察问他话,他插科打诨,说自己只是老板的朋友,老板正在外地谈生意呢。后来陆续来了几家出版社的人,想必是当地扫黄打非办找来鉴定盗版书的,都风尘仆仆的,看不出有什么喜悦的神色。

一直待到了晚上十点多,事情终于处理得差不多了。刘处要留下来处理后续工作,我们可以先回京了。

夜色深沉,车飞驰在天津远郊的田野之间。没有了警车的保护,心情在振奋之余,似乎又有点紧张起来。司机又把车开得飞快了。这时我才看到手机上小海给我发来的消息,说他刚才看到警察来了,问我来没来,行动是否顺利。

我松了口气,心想不会影响到他的安全了。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我想起盗版印刷厂里挂的那条横幅。

印刷行业这些年的产业升级,盗版厂商们竟也齐刷刷地跟上了。虽然盗版商们为极限压缩成本,不可避免会用劣质的纸墨,但我小时候看的盗版《林海雪原》那种错字满篇的状况,应该是已从技术层面“攻克”了。

有人说,我不怕盗版书里那点甲醛,干吗高价买正版,买盗版的不是一样能看?

老实讲,“高价”的说法并不公允。每年在世界读书日前后,国内都会发布上一年的“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去年的数据显示,国内人均阅读量勉强算不到五本,而今天一本正版书打完折均价也不过二三十块,已算不上是多大的花销了。盗版书价格虽更低,未必是真“便宜”。

我记得当年准备社里的招聘考试时,有一个简答题是考前必背的,题目问,你认为出版业的意义是什么?标准答案早已忘了。业内人虽然常常自嘲身在“夕阳产业”,内心却还是相信它不至于消亡,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行业承载着一些几千年不曾改变的意义。如果再唱个会让小海发“流汗”表情的高调,那就是它对文明的传承、传播和创造。我相信这是每一个有心入行的人都能想到的答案。

而当我真正走入书山的深处,做了几年编辑后才发现,那些遍布大城小镇的琳琅满目的书,那些小说、诗歌、散文、漫画,乃至字典、词典,在它们薄薄的册页里,凝聚的是创作者最宝贵的才智与心血,是一种能让世界多姿多彩的非凡创造力。我渐渐意识到问题还有另一个答案,那便是对这些具体的、苦心经营的创作者的保护。用出版的工作,来保护他们的创造力,同时保护这种创造力赖以生长的环境。或许这正是我出来反盗版的意义。

只是对大众而言,盗版书的危害似乎还很遥远。有人说,比起盗版,世界上还有很多更严重的造假,食品、药品、汽车、房屋,那些紧要行当里的恶劣假货,严重威胁着大众安全,它们更值得去关注和打击。的确,相比起来,盗版书更像是社会的某种慢性隐疾,是一只伏在牛背上的不起眼的牛虻,所以大众的观念一时半刻无法扭转也难免。我想,出版行业会感激小海这样主动请缨的读者,却也不会苛求每个人都这样做。

当晚回京后,我的反盗版行动告一段落了。后续追查工作由警方和当地扫黄打非办接手。听执法部门的人反馈说,这个盗版印刷厂的规模在近几年当地反盗版成果中能排上号了,这让我暗暗高兴了好几天。虽然没有抓到“成品”,我们被盗印的《红星照耀中国》大概率无法获得赔偿了,但至少如愿给了违法者一拳,这总归是件好事。

我和小海的“无间盗”演完了,在三十年的出版业反盗版进程中,它像是一道微小的涟漪。盗版不会就此停止,反盗版行动也仍会继续。

社里领导咬了咬牙,给小海“狠”批了一笔奖金,虽然已经打破了社里的纪录,但看上去还是不多。我把钱领出来,用微信转给了他。之前小海听我说要给他奖励,还有点害羞,说他不是冲这个才反盗版的。等看到我真转账过去后,他又有点惊惶,说这赶上他两个月的工资了。

我说,这是你应得的,以后再帮我们留意着吧。他顿了一下说,会的,不给钱我也会。

我依旧不清楚小海的真实身份,不过这不重要了。马上要做暑期热销季的筹备了,有很多事要做。编辑一年中的忙碌时段即将开始,我心里反倒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刚走不远,恰巧路过一家书店,玻璃窗明亮,我看到里面店员们正在码垛新书。它们的封面色彩斑斓,被精心地摆成各种造型,很有创意,一旁还搭上了醒目的海报。书店里依然冷清,我却突然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可心酸的。这些还是值得的。

【资料写作者:王蔚,图书编辑,现居北京。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

免责声明: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爱读书立场,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dushu263.com/674465.html
上一篇
下一篇

为您推荐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在线咨询: QQ交谈

邮箱: 200768998@qq.com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30,节假日休息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