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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 梁衡:泥墙小院记

在大城市里住了50年的高楼,忽然怀念起当年在县城里住过的那个平房小院了。

河套农村通常是没有院子的,平地起房,门前堆放些生产、生活用品,就是一个家。苏东坡云:“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里有间房子就是家。大约是因为原住民少,住户都是上几辈从内地走西口过来的,而最早的走西口是春去秋来,搭个窝棚,收几斗粮食就往回走。后来逐渐有人定居,但仍是流动性很大,向无砖墙瓦房。我在农村劳动时住的土房子,开门就是公路、农田,一片白云映蓝天,八百里河套在眼前。

后来到县城工作,有了机关宿舍。但也不过是在城边空地上修几排平房,不像北京的那种机关大院、部队大院。其善后的细节还得靠住户自己去完成,而我分到的房子又是最西边的一间,紧靠大路,总得有个短墙来遮挡一下吧。

河套农村盖房基本不用砖,这里是千万年来形成的黄河冲积平原,最不缺的就是黄土。秋后庄稼收罢,选一块平整的土地漫上水,待水渗进土还未干时,用石磙子将地碾平压瓷实了。再用一把齐头大铁锹如切豆腐一般,一脚踏下翻起一块湿土立于平地,横成行,竖成列,如士兵列队一般。秋阳融融,天高气爽,土块慢慢变干,这就是起墙盖房的基本材料,当地名“坷垃”,有俗语“坷垃碴墙墙不倒,光棍跳墙狗不咬”。我们住的机关宿舍也是用坷垃垒成的,只不过多了几层青砖垫底。

怎么修院墙,这倒难不住我们。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这一群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老五届大学生,本来就是有难共当,有事帮忙的。朋友圈子里有一位叫杜逵,比我大八岁,早分配来几年,人地两熟,是我们这几个城市学生娃“荒野求生”的主心骨,大家都叫他老杜。老杜虎背熊腰,孔武粗壮,在农村长大,放羊割草打兔子,无所不能,在大学运动会上还拿过十项全能第一名。他极有趣,用方言讲故事,笑得你眼泪直流,而要讲起山村鬼故事,又让你毛骨悚然,夜晚不敢出门。老杜很热心,新房善后这样的事自然是不请自到。我们从河边拉回了一车土,七手八脚浇水和泥,自制了一批土坯,晒干后垒了墙,还留出一个缺口,用废木条钉了一个篱笆门。靠南墙根又盖了“凉房”(土冰箱),北窗下垒了“炭仓”(当地烧大块煤,不说“煤”而曰“炭”)。晨昏出入,鸟鸣雀噪,居然也有了家的味道。

虽然有了工作,却专业不对口,不免胸中郁闷,人闲岁月长。垒墙的成功倒勾起了我对泥瓦活的兴趣。碰巧,看到一本推广农村节柴灶的小册子,便又动了改灶的念头。虽然是干部宿舍,但还是农村的格局,一盘东西大炕占了半间房,算是卧室,隔墙厨房一个大灶一口大锅,烧开水及做饭菜,蒸、煮、炒、炸、烙都是它。传统老灶,火苗一着就被吸入炕洞,热利用率很低。我就参照小册子找来一个废脸盆,去底坐于火上,成夹层炉膛。兵法云:“围三缺一。”在盆的左、右、后三处各开一个洞,逼着火苗反向舔锅底一圈后再从夹层里抽走。这即小学自然课上学过的水管锅炉原理。新灶盘成后,加一铲煤,火焰呼呼作响,烧开一锅水节省一小半时间,一炮打响。我不禁大喜,就如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我忙邀圈里的朋友来家吃饭,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炫耀我的发明。厨房新改灶,门外新垒墙,在那个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学非所用的年代,这点新玩意足可以让人快乐好几天。当时又正逢大家结婚成家的年龄,我就常被请去给新房改灶,沾沾自喜,风光一时。干活时一般是新郎打下手,手上忙,嘴上也不能闲着,谈论最多的自然是新人们的恋爱故事。那时讲成分,说出身,大学生社会地位低,虎落平阳,在县城里找个对象都不容易。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新郎本科中文系毕业,却找了一个初中文化的县妇联主任。现在看来很不般配,但新郎说:“就这,她还通过县委组织部调阅了爷的档案,把我的三代出身都查了个遍。”我打趣说:“你走西口,落魄于此,居然抱得一个妇联主任归,该知足了!”

当然,小日子的全部绝不止于垒墙盘灶,最重要的还是学会怎么吃。塞外冬长,土豆、白菜吃半年。在村里劳动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吃的第一口新菜是七月十五日摘的西葫芦。这在北京已是盛夏,而西葫芦也应该算是秋菜了。冬储菜的品种很单调,主要是土豆、白菜。地上挖一深窖,放入其中,窖口覆以厚稻草和棉门帘。而腌菜则主要用白菜、雪里蕻。办法也很粗放,将白菜去外帮整棵码入水缸中,一层菜一层盐,讲究用大粒盐而不得用粉状盐。我至今也不明白,盐的化学成分一样,为什么还要挑特定的外形。我怀疑就像鲁迅在《父亲的病》里说的,蟋蟀必须是原配,似乎昆虫要贞洁才能配药,这盐也要不失童贞。雪里蕻则要多一道工序,洗净控干水,放在洗衣板上用盐粒揉搓后,再码入缸中。到后来,又兴起一种盐水腌西红柿。专拣秋后霜打已经不可能再熟的绿西红柿(名“拔蔓子果”,意即最后一茬,连果带蔓子一起拔了)腌,为的是便宜。那时市面上已经有了防腐剂,放入一小包半年不坏,青翠可人,很受欢迎。现在知道这如同毒药,绿的生西红柿、防腐剂对人体都有害,可当时是一种穷快乐。秋风送爽,挖窖腌菜真忙,颇有点“深挖洞,广积粮”的气派。到隆冬季节就少出门了,三五好友“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转眼冬去春来,院子里残雪渐存无几,柳梢也染上了一抹新绿。一天我正隔着玻璃窗伏案写稿,突然院子里传来一声呼叫:“小梁,不好了,你的院墙要倒!”我赶忙掷笔出门,说话的正是老杜。只见他沿着墙来回走动,一边还用手摩挲着墙面。在两墙相接的直角处,西墙向外倾斜,裂开一条上宽下窄的大缝,犬牙交错,足可探进一个拳头。我头皮发麻,惊出一身冷汗,这要是倒塌了,不但前功尽弃,还可能砸着行人。老杜直摸着脑袋说:“咋就给爷出了这档子事?”满脸的遗憾。一会儿又安慰我:“不咋,大不了到秋天推倒重来。”我说:“先看几天,实在不行,又得辛苦你。”

这样大约有一周时间,我每天一起床就抬头看窗外,外出回来也先摸摸这墙。就这样日出日落,就像朱自清说的,看着日光每天“伶伶俐俐”地跨过短墙,像做错了什么事慌慌地逃去。裂缝却还在加大。终于我有了一个大发现,罪魁就是这“伶伶俐俐”的日光。我房子的前面还有一排房,挡着短墙的东面,晒不上太阳,而西边是一条空阔的大道,西晒的阳光可以照到短墙西面的墙根,冻土渐渐变软,墙就向西倾斜了。我立即跑去找老杜他们,报告这个重大发现。大家即刻来到现场会诊,多数人认为应立即拆掉,以绝隐患。我却认为既然是受热不匀惹的祸,何不吃点偏饭,沿东面的墙基开一道沟挖去冻土,让热气直接软化墙根。众人哄笑:“快不要给爷瞎想了,这是一堵上千斤重的墙,又不是一根随风摆的墙头草。”我说:“试试看,也许它还能自己摆回来。你们先留着力气,试验失败,秋天干活不迟。”我找来一把铁镐,沿东面的墙根小心地开了一条一尺宽的浅沟,又在墙头立了一根垂直的木棍,好作参照观测墙倾角的变化。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五天后那墙竟开始向东一丝一丝地扳回,而且随着天气一天天变暖,那墙回心转意的速度也日渐加快,眼看就要破镜重圆。我每天用铁铲小心清除沟内已软化的冻土,好让温暖的空气能直接亲吻冰凉的墙脚。大约过了半个月,那斜墙不但回归正位,连直角处龇咧着的土坷垃,竟也一块一块严丝合缝地重新咬合在一起。我大奇,谁道命运不由己?门口斜墙尚能直!今天晚上一定要用我的风火灶炖一锅酸菜猪肉粉条,和朋友来一场庆功宴。墙歪自正,一时成了我们这个小区的新闻,常有人驻足或专门跑来观看。直到半个世纪后,当时住在我前排的田聪明已是新华社社长,我们在京城又同住一个院子,他一见面就谈起这件往事。

在那些穷而平淡的日子里,难得抓住这个快乐的小尾巴,常作为茶余闲话,当然也少不了起哄。有的说:“你这个文科生,无师自通,投错了胎,该去学工。”有的说:“你京城修道,又沙漠里练功。你这身武功可以出国去承包比萨斜塔的扶正了。”若干年后我有机会出国到意大利,还真的专门去看了一回比萨斜塔。塔因太斜,已不许游人靠近,我在暮色苍茫中遥望塔影,想现代科技已经能平移一座大楼,能定向爆破一百多米高的烟囱,就不能定向注水,扳回这位固执的斜塔老人?

人的命运就像飞鸟嘴里的一粒种子,不知会跌落何处,又怎样生根发芽。现在想起来,“文革”中我们被迫走西口,塞外安家,修墙改灶,就像小孩子过家家。教育学上说,童年的游戏就是学习,而游戏是无所谓目的的。我们在塞外六年,正好度过了一个社会人的童年,正是这些不经意的游戏,给我带来了童年的欢乐。多年后,我这个文科生真的写了一本畅销书《数理化通俗演义》。难道这本书的胚芽早已埋在那堵斜墙和那个新灶的火苗里?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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