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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 蒋子龙:回望流年

如今,年逾八旬,时间过得太快了。回首往事,感触良多,尤其是对于知识、对于文学、对于深深浅浅的人生波折。

单说对知识、对世界,自己始终保持了强烈的好奇心,毕竟,这一领域,决定着作家的创造力。特别是上了年纪,关注现实世界,有助于保持甚至扩大自己的精神容量和强度。小说,要向外部世界打开,写透人情才是小说。有好奇心才能看到和看深人情世故。能保有多大的好奇心,可能跟作家的风格、性情与身体状态有关。有作家说过,身体好,才能保证在创作过程中有爆发力。我理解“爆发力”,也就是想象力、神来之笔。何况,写长篇小说不单是精神劳动,更是个体力活。

其实,凡思考者,思想总有偶尔冒火花的时候。我喜欢清代文人张潮的《幽梦影》、俄国作家契诃夫的《邻居集》与邦达列夫的《瞬间》等作品,三言两语、一二百字,表达一个观点、一件有意思的事或刻画一个人。就像工匠劳作时剩下的边角余料,不堪大用,丢掉又可惜。我长期积累了大量这样的边角余料,就想编一本“思想断片”或“碎思录”之类的书,于是,零零散散地发表了《故事与事故》《碎思万端》与《葵花灯下》等习作。

很幸运,我在文学探索的道路上,遇到了很多“高山仰止”“古道热肠”的老编辑、大编辑,亦师亦友,至今感念不已。每每想起他们,心里便涌起一种温暖、一种亲切、一种感动……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称编辑是支撑文学大厦的水泥柱里的钢筋。任何时代,成就作家,也成就了编辑。文坛上,流传着许多关于编辑的故事。

世界上,有些知名作家,把自身视为自己创作的宝库。比如,玛格丽特·杜拉斯即是如此,她的作品不靠外部情节推动,而是来自“内心体验的深度”,不断把生命掘深。

自河北农村考到天津读中学开始,我不知不觉、身不由己地开始丢失自己,随着命运漂流,报考什么学校,进什么工厂,当什么样的兵,什么时候复员等等,全都不是自己的选择。渐渐意识到,只有手里的笔,自己可以掌握。后来,我因写小说遭受过批判。当然,挨批不是好事,却是扒掉所有外壳,认识自己的一个途径。既然认识到自我与世界了,就开始慢慢找回自己。我的写作生涯,可以概括为,先把生命拓宽,然后,再往深处开掘。

当年,我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成为舆论焦点,《人民文学》编辑部指令我写检查,我居然口出狂言:一,不写检查;二,从此不写小说。其实,《人民文学》编辑部保我,副主编李希凡代我起草了相关文字。

那天晚上,妻子生下了宝贝女儿,我专程回家,熬了一暖瓶小米粥。那时,这就是女人产后最好的营养品了。只能把七岁的儿子反锁在屋里,骑车往南开医院送粥,赶到医院门口,被一名男子拦住,原来,《机电局长的一天》那件事,还没有彻底解决。我一怒之下,砸了手里的暖瓶。

踏进病房,两手空空地望着妻子煞白的脸色。妻子反倒拉住我,说:“压压你那臭脾气。你要出了事儿,家里锁着一个,我们娘儿俩还在医院里,这个家可怎么过呀?”

我只能宽慰她:“放心吧,不管检查写成什么样,我都会签字。”面对现实生活,还得走一步看一步。

的确喜欢自己的工作,当年,厂里有位老师傅就曾说,我天生是“大工匠”的料儿。落实政策后,最先触碰的就是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这篇小说发表后的反响,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北京、上海与天津的各大报纸,态度各异,发表的言论也是大不相同,直到有领导亲自表态,“乔厂长”的风波才算平息。当时,有人说我是“硬汉”,其实,自己心里有数。表面的“硬”,无非是被持续烧烤出来的。假如不硬一点,恐怕早就趴下了,无论如何也撑不过来。

每逢冬季,总赶到珠海。似乎怀揣着一颗没有家或找不到家的灵魂,跑到哪里都适应。珠海,不与外界联系,没有朋友,更安静,更适于阅读与写作。不同的生活道路,都是被逼出来的。

回望流年,往事勾留。自己最大的幸运,就是尚未丢失做人应有的善良,没有以我的性格去攻击外界,过一种快意恩仇的小日子。殊不知,我创造了自己,理应对得起自己,更对得起笔下的每一段文字。

毋庸置疑,也难免有很多遗憾。尽管干了写作这一行,依然没把该翻的书籍都读完、读透。换句话说,任何一个缺乏充沛学识的人,都很难把所思所想行云流水般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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