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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 王十月:我的无物之阵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时,应《天涯》杂志之约,写过一篇回顾过去十年的散文《我是我的陷阱》(点击阅读)。现在回看,虽有些颓废,心底总还是亮着希望,且这希望是炽热的。第二个十年过去了,我也将到知天命的年纪,却越发糊涂,看不明白。这不明白,大抵有两层,一是对这时代的不明白,二是对自我的不明白。这十年,科技大爆炸,带来人们社交方式的全面变化,世界进入加速度,生活变得眼花缭乱且变化莫测,生活经验在快速更替,不仅旧的经验在失效,新的经验也在迅速失效。这对每个人都是极大的挑战,无论是执政者,还是普通百姓,是作家,还是其他从业者。中国近些年的变化,更是出人意料。人们的思想,从四十年前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得多元起来。分蛋糕还是做蛋糕,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甚至在朋友的聚会上,常有因看法不同不欢而散者,一方拂袖而去,两人从此反目。多元是好事,然则任何一件公共事件,互联网上的声音,必然出现截然的对立,我们都在说阶层固化,说社群撕裂,但似乎没有办法打破这固化弥合这裂缝。人们再难统一在某个宏大的目标之下,对一些事物做出是非之分。大家争先恐后地对公共事件发言,理性的、深思的、经过充分调查后客观的声音越来越少,或者说,客观理性的声音往往被偏激极端的声音淹没。

发言者并不在意是否说出了真相或真理,他们更在意流量。

这是个谁拥有了流量,谁就拥有了话语权,进而拥有了“真理”的时代。

之前人们虽有分歧,但社会凝聚人心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在向着富足、自由、民主,公平的方向迈进,虽有曲折,但水流千转终归大海,众多小目标汇集成一个大目标。而现在,在有些人看来是常识的问题,却经常要面对另一些人的质疑与纠缠。人们并没因多元而变得宽容,反倒变得暴戾,动辄诛心。好好说话,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争论的双方,都认为自己真理在握,认为对方是键盘侠。身处这样的时代,对于作家来说,是幸,也是不幸。幸,是时代巨变,为写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不幸,是作家同样置身这时代漩涡之中,面对海量的、片面的、零碎的、混乱的、被引导的信息,每个人只愿相信自己相信的。而基于大数据算法的某些网络平台,会根据你的喜好,推送符合你想法的内容,于是你以为全世界都在支持你的想法,你在互联网上,看到的都是志同道合的声音。

你坚信自己真理在握。

我们对这时代,难以做出准确把握。大多数作家,自身都是一本糊涂账,又如何能真正写好这时代?作家们感叹文学的无力,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辉煌。读者则指责作家无能,指责作家缺席公共事件。他们的知识结构,对处理农耕时代的社会经验相对来说得心应手,处理工业时代的社会经验已经捉襟见肘,面对信息时代,作家们无力处理这样的复杂多变。明时的东林党人,尚且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而现在的一些年轻写作者,热衷于架空历史的网络文学写作,另一些年轻的写作者,则抱着纯文学的僵尸不放,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时代和社会无力关注,无心关注。中东事物研究专家殷罡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调侃,说过去的写作者,是一个时代的精英,而现在,一流人才在搞金融、IT,二流人才在当公务员,至于作家嘛,都是善良的好人。

殷罡连三流人才的末座都不愿许给作家。

偏激吗?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欣喜地看到,在微信上活跃着一批新的写作者,他们正直、敏锐、有文学才华、有胆识,视野开阔。文学并未缺席时代。殷罡说的作家,显然并不包括这一批人。

这几年,人们流行用“熟悉的陌生人”,来概括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陌生。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许多的“零余人”或者“陌生人”的形象,但看来看去,脱不了加缪小说《局外人》主人公默尔索的影子。在我看来,我们最熟悉的那个陌生人,是我们自己。好吧,不用我们,用我。

我最熟悉的陌生人是我。

我最陌生的熟人也是我。

我每天都觉得我是陌生的。我并不了解我。不了解我何以变成这样一个人。我的行为和我的内心是如此矛盾。明明有许多的话要说,可说出口的话,却是违心的另一种言语。明明可以这样写作,可写出来的,却是另一种文字。以我做编辑十多年的经验,这样的矛盾并非出在我一个人身上,绝大多数中国作家皆是如此。不能用社会流行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来概括我们。我们内心有良知,行事有底线,利己之外也愿意利人。只是,终究少了些风骨。中国多了读书人,而少了士人。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只能是士人们心中的传说和遥远的绝响。您会说,站着说话腰不痛。错了,我正弯着腰,知道痛点在哪儿。

人是环境的产物,我并不知道,若再换个全新的环境,我又会是怎样的人,会怎样去思考问题,怎样打量这世界。三十岁时的我是淡定的,骨子里有点老庄,总想着归隐田园。到了近五十岁,反而时常愤怒,想和这世界干一架,却又不知从何下手。想做战风车的愁容骑士,却又明明知道那骑士必然的结局,于是,也就是想想罢了。我更多的是恨我自己,恨自己像大家调侃的那样,终于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而这时的我,已经失去了年轻时的冲动,失去了不管不顾的锐气。

我知道,这是即将进入老年的征兆。

这是多么无奈的悲哀!

外部大环境,作用于我们每个人。平凡或者伟大,蝼蚁或者权贵。有人逆风而行,有人选择现世安稳。我的命运转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我进入了体制内,由无拘无束,但每月要拼命写稿换取生活费用的自由写作者,变成了每月有固定收入的“公家人”。未进入体制之前,我对安定的生活是充满向往的。十六岁出门流浪,我渴望安定。从十六岁到三十六岁的二十年间,我换了二十多种工作,打工时只要和老板处得略有不快就辞工走人。东家不打打西家。我像野狗一样流浪,也像野狗一样凶猛。我这样一个无文凭、无档案、无背景的三无人员,进入了体制内,甚至被当成了励志的榜样。人生道路万千条,我们可选的,其实只有已经选择的那一条。进入《作品》杂志社,先是当编辑。没有名分却实际主持《作品》杂志的编辑工作,同事们给我取绰号“二婶”,二审的谐音。现在,新来的同事叫我王老师,之前的编辑叫我“二婶”。四年前,算是名正言顺分管编辑工作,我可以在这本刊物寄托我的文学理想,将杂志按照我的理想来改造。这些年,同事给力,领导放手,才有了杂志的口碑。进入体制的好处还有安定,还算体面。出门时,人家尊一声“王主席”或者“王老师”时,心里多少也有些虚荣,和之前被人称为“打工仔”“北佬”相比,似乎多了些尊严。但这样的感觉,在一日日消退。冥冥之中,这世界有神奇的平衡力量,你在一些人面前获得了尊严,必然要在另一些人面前丢失尊严。获得尊严的总量似乎并未改变。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所谓的尊严,在另外一种无力反抗,无力拍案而起的规则下日日消磨着你,你如同陷入泥淖的水牛,空有一身蛮力,越挣扎越窒息。物质生活自然是比之前要好了,正是这好了,让你时时掂量着,在听从内心和选择苟且之间一次次选择苟且。我佩服那些厮混了几十年的人,他们如鱼得水,他们习惯了,习惯了,也就会麻木,许多事情,他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习惯开毫无营养却又冗长的会议,习惯了将时间和精力消耗在做表面文章上,习惯在会议上作自己大而空的发言。

每当这样的时候,总有一种生活被虚耗的恐惧与无奈。

如果是从前,我可以一拍屁股走人,现在,当我想这样做时,另一个声音告诉我,这里有你想要的安逸。是的,就是安逸。我特喜欢的是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里,团长“死啦死啦”说:

“命都不要了,就要安逸。”

我们都要安逸。这是国人骨子里的禀赋,是我们民族的基因。古往今来皆是如此。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安逸。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还是安逸。

“死啦死啦”还有一句经典台词:“我想让事情是它本该有的样子。”

事情本该有的样子就是求真。改革开放之初,吹响改革号角的,是一篇社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到今天,依然可以激动人心。我无比怀念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是我的青春期。青春期而生逢那个年代,是我一生的幸运,也奠定了我一生行事,思考的底色。我怀念那个野蛮生长、生机勃勃的时代。那个时代,诞生了中国现在最好的作家、画家、导演。那是理想主义的时代,生长在那理想主义时代的70后,命中注定不合时宜。当人们抛弃精神生活,变身为纯粹的经济动物时,我们不合时宜。有人说70后一代作家是晚熟的一代,也有人说是被遮蔽的一代。事实上,我们只是不合时宜、无所适从的一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种下的种子,顽固的青春病,小众而孤立的一群。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精神,成为我们生命的底色。

我终是内心极其矛盾的人,向往安逸,却又不能将头扎进沙子里去安心于这安逸,无法漠视日日发生的那些不合理,想让事情呈现它本该有的样子,却又一次次将心中这仅存的火焰自我浇灭。我不是“死啦死啦”,充其量,是“孟烦了”。

两个不同的我日日拉锯,将我的灵魂消耗得千疮百孔。这十年,我就在选择安逸和让事情回到它本来的样子之间折腾着。我深感对不起我的同事,我的领导们,无端给他们添堵,我并不是冲着他们,我只对事不对人。

我的朋友张伟明,许多年前写过一篇小说《我们INT》,INT是电子厂的质检用语,意为产品接触不良。这篇被认为是打工文学滥觞的小说,写的是从乡村进入都市的打工者与这世界的接触不良。我在长篇小说《无碑》里,写了一个患有过敏症的孩子,过敏,是我们身体和环境的接触不良。十一年了,我和现在工作的机构依然INT。很多在大家看来司空见惯的事,在我看来却是匪夷所思。比如,同一个单位,有人是工人身份,有人是干部身份,干部身份的人不干活,也要比工人身份享受着优厚得多的待遇,工人身份的人干得再好,也不能当这单位的领导者,还要拿低人一等的工资,老了退休金也要少许多。我再次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

对自我的不了解,自我的陌生,自我的INT,来自于不适应。可我还不能表达,当我这样表达时,我的同事们,往往用一句话就将我怼了回去:“不适应你可以辞职。”是的,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这句话的模板,当有人批评某某时,就会被人怼,“不爱你可以走啊”。可是,我们批评并非不爱,而是深爱,爱之深,责之切。对自己的陌生,还源于我在上一轮中国股市最高点时进入了股市,傻乎乎的小白,一入股市,就经历股灾,经历熔断,经历漫长的低迷。我差不多研究过上千家公司的财报,也研究过各种各样的股票操作理论,我关心国际国内的时政,经济,从宏观到微观,可我依然一次次被收割。分析财报于股票交易而言根本没有用,一个又一个的雷埋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不知何时爆响。炒股在损失金钱的同时,自然也有收获,我发现了另一个陌生的我。从前自诩“每逢大事有静气”,可当你买到P2P爆雷的股时,买到长生生物这样的股票时,你会发现,所谓的静气是遇到的事终究不够大。从根本上来说,炒股就是一个低买高卖的问题。可问题是,你认为买在了地板价,地板下面还有十八层地狱,你认为上面还有九重天,获利丰厚舍不得出,最终从盈变亏割肉出局。炒股说到底不是人与市场的较量,不是散户与庄家的较量,是自我人性的较量。我们要战胜的,无非是恐惧与贪婪。而这两点是最难战胜的。我炒股,才知道我的恐惧有多深,我又有多么贪婪。这恐惧与贪婪本就隐藏在我的灵魂深处,是炒股让我面对了这个不一样的自己。

写这篇文章时,中国正在遭受巨大的灾难——新冠病毒正在肆虐我的家乡湖北。如果说,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面临着的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活下去,那么第二个十年,我想的不一样了。从前是怕死的,总想着这一生,理想之花尚未开放,许多心愿未了,夜深人静,想到人是要死的,心底里升起的是无限悲伤和对这人世的依恋。现在我总在想着怎样死。

我感觉胸更加闷,窒息如影随形。

我知道我患的不是新型肺炎,虽说年前我回过湖北,虽说我从正月初三开始咳嗽胸闷。我女儿从正月初一开始高烧,咽痛,肌肉痛,角膜炎,每项症状都和新型肺炎相符。我们还是选择在了家隔离自我治疗。我的咳,是陈年旧疾,童年时落下的支气管炎,每年冬天必犯,咳嗽起来没完没了,我童年时有个绰号“齁包爹儿”,湖北方言,是指咳嗽起来没完没了的老人。童年家贫,何况这病除了没完没了咳嗽,也未见别的伤害,到了春暖花开,自然会好起来的。也就这样一直拖着,成了宿疾,每年必犯一次。回到广东,我就开始自我隔离。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是肺炎传染给了别人则是我的罪恶。

我做不了英雄,不做帮凶总还是应该守住的底线。

从什么时候突然从害怕死亡,到不再恐惧死亡,或者说,开始思考着我该怎样去死的?不清楚,或者是突然明白的?四年前,一次出差太原,飞机快到太原上空时,突然遇上超强气流,飞机直线下坠,所有的人都失声尖叫。飞机下坠一次后,稳住,开始剧烈颠簸。那一刻,我感到无边恐惧,听从指令,双手紧紧抓着前面座椅的靠背,将头抵在座椅靠背上。我想我可能要死了。这样持续了可能一两分钟,飞机再次下坠。所有人在尖叫。不,不是所有。两个女孩子在笑,很大声,笑声里有惊恐,也有无畏。第二次下坠稳住后,飞机又开始剧烈颠簸。我突然释然了。我想,好吧,死亡要来临了,也没什么可怕的。唯一的遗憾,是女儿面临高考,我的死,可能会影响到她的高考成绩。除此之外,我对这世界真的没什么留恋。要说还有遗憾,就是觉得,死于空难,太没意义。既然凡人皆有一死,何不死得有意义一些?

空难没有发生,飞机再次直线下坠之后真的稳住了。

从那以后,我发现,我不怕死,而是怕死得不值。

人生有死,若死得其所,夫复何恨。

而我终究还是安逸并痛苦着。我是个怎样的人,我不清楚。对自身的认知尚是那样肤浅,何况身处的世界。这十年,我陷入了自我认知的无物之阵,左冲右突,越陷越深。五十知天命,再过三年,我就五十。到那时,我能知天命否?能安于天命否?能挣脱我的无物之阵否?我不知道。我在无物之阵中叫喊、愤怒、悲伤。然而这无物之阵密不透风。然而我终究安逸着。

王十月,作家,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无碑》《如果末日无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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