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小的切口，越能深入社会底部，底层的挑蚝工身上，蕴含着宏大时代的细节。作家萧相风于疫情前后，在深圳蛇口渔人码头守望三年多，在现代化都市的前沿转身回眸采写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挑蚝工，完成了非虚构《深圳挑蚝工》，记下挑蚝工们的野性生命、日常生活和精神风貌。这是为芸芸众生塑像，也是为时代补写注脚。
——编者
深圳挑蚝工
萧相风
2017年春夏
丁酉年正月十四下午，我在海风凛冽的蛇口渔人码头邂逅一百零六名挑蚝工，因此认识了一批硬汉式的男人。他们表面木讷却都是调侃好手，喜欢喝酒、打牌，偶尔也出去找找乐子。他们拥居于那种简陋破旧的短租房里，像季风一样出现在这里。有的人出现一次就消失了，有的人在这里反复坚持了十年。在这座近两千万人口的城市里，挑蚝工是大海里一滴不起眼的水，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一只蚝船靠在浮码头上。从浮码头到码头，从码头到货车，搭了两排往返的跳板。两人在船上分拨，两人在车厢里装车。其余的人都担着挑子，队伍在跳板上缓缓前行，从蚝船到货车，用扁担把生蚝一串串挑上来。餐桌上的蚝令人垂涎三尺，但是刚出海的生蚝用尼龙绳串成一串串，外壳裹着腥臭的污泥。挑蚝工就像这些生蚝一样全身带泥，湿泥叠着干泥，颜色深浅不一：深墨、墨绿、夜蓝、灰白。他们戴着纱线手套，以防被锋利的蚝壳划伤。他们的扁担两端各拴一对钢筋折成的长钩。上船躬腰一晃铁钩，挂上尼龙绳起肩便走了。他们抓紧铁钩，挑着水淋淋的蚝，一步步踏牢跳板爬上货车。
他们的扁担两端各拴一对钢筋折成的长钩。上船躬腰一晃铁钩，挂上尼龙绳起肩便走了。他们抓紧铁钩，挑着水淋淋的蚝，一步步踏牢跳板爬上货车。
按养蚝人的惯常做法，大蚝四个一串，小蚝六个一串。这一挑共四串，约八十公斤，每串工钱一元，每挑挣四元。滴着水的尼龙绳拖在跳板上划出一道道渍印。有的蚝壳被拖在地上擦出吱吱脆响。跳板上时常发生“塞车”——七八人拥堵在倾斜的跳板上等待前方卸货从另一排跳板返回。担子在肩上晃着，但他们不急不躁，身体前倾，默默低头喘气，用一双双解放鞋和高筒胶靴抵住跳板上的横木条。一个瘦汉子佝偻腰放下一半担子，把肩上一部分压力卸在跳板上，别过脸悄声喘气。
货车旁站着一个中年汉子，平头，右手夹支香烟，肚腩上绑了只腰包，注视着队伍，派头像监工。实际上他是个翻译。我举起手机拍照、录像。一位高大黑胖的老汉卸挑返回时盯住我，伸过来大脑袋喘道：“拍我没有？”这人是老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生气了。很多人是反感拍照的。老周一张大脸盘瞪着两只铜铃眼，下挂大眼袋，似乎生气了。我蹭蹭蹬蹬地说：“好像没有。”他说：“麻烦你等下拍拍我。”我一听乐了，爽快地说：“好！”
俗语曰：“冬至到清明，蚝肉肥晶晶。”蚝苗经过夏季生长，入冬长肥，从冬至到清明是收获季节，春节前后最为繁忙。清明之后挑蚝工将离开码头各奔东西。蚝的生长周期决定了他们的去留。蚝是南方叫法，北方叫海蛎子，学名为牡蛎。深圳原是边陲渔村，素为偏隅蛮地，远离中原文明中心。这里靠海吃海，出现了独特的蚝文化。至今有不少社区和马路以蚝命名：蚝一村、蚝二村、蚝业路。深圳快速发展后，土著蚝民成了土豪，不再从事养蚝祖业。外地人接了班，他们多半来自湛江、台山、阳江或者新会，还有香港人——元朗区后海湾的蚝民依然不舍此业。而挑蚝工来自内地各省，他们千里迢迢来码头讨生活。历史是块跷跷板。过去人们把沿海以船为居四处漂泊的人叫作疍民，视之为贱籍或黑户。今天的这些四处漂泊的挑蚝工无异于新的疍民。
老周来渔人码头有三年了。为了多挣点，这一年春节他没回老家。我站在跳板旁举起手机，等待老周入镜。老周挑起下一担踏上了跳板。他仰起头对我微笑，右手做了个OK的手势。“谢谢啊！”他说。再挑一担上来时，他见我还举着手机，指着紧随其后的老汉说：你拍拍他，他很不容易，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了，你看他那身衣服。
那位老汉憋红了脸，跟在老周后面一声不吭，戴一顶镶了五角红星的军帽，身穿军绿色迷彩装。他身材矮胖，前腿弓，后腿绷，步子有些蹒跚。“老红军”啊！我心里一震。但是看他年纪不到六十岁，我明白老周是在开玩笑。
我在旁边不断拍照，翻译并没制止。他也曾是个挑蚝工，有一脸被烈日烤就的古铜色。翻译是广西人，会广东白话。因为养蚝和收蚝的老板们都来自粤港两地，讲粤语，而挑蚝队长老王来自河南驻马店，不懂白话，需要一个翻译，于是他就充当了这个角色。翻译身材肥硕，腆着大腹，眼睛和下巴有几分像洪金宝。我的同事阿温每次见了他就会嘟哝一句：“洪金宝来了。”码头上的人则叫他“熊猫”。他的本名倒没人知道了。当我蹲在跳板旁边拍摄，熊猫好心提醒：“嗨，别靠太近，危险！”他的普通话比一般的广东人要标准多了，不愧为翻译。有人告诉我，熊猫以前是捡废品的。
挑蚝这碗饭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吃得了，得有超强耐力，腰杆硬扎。不少看似壮实的小伙子一开始生龙活虎，连着干一个小时后就纷纷败下阵来。挑蚝工崇尚身强体壮，凭硬本事吃饭，对翻译这类“吃干饭的”，他们瞧不上眼。队长则不同，虽然他也不再凭苦力吃饭，但他是带头人，严厉，讲义气，为大家争取过利益，颇有帮会老大的风范。十多年来他在这里牢牢地稳固了自己的权威。大家不叫他工头，而叫老王或队长。
半个钟后，所有的蚝船被挑空了。三四个女人——队长、翻译等人的家属——在船舱里和码头上拾掇散落的蚝，像米勒的油画《拾穗者》。蚝就是大海里的稻穗，春天育苗，初夏吊养在海里，待到秋天，一串串饱满肥大就开始收割。女人们把散落的蚝装进蛇皮袋，再抬上码头。散蚝价格便宜，附近有些餐馆专收这些散蚝。一位餐馆老板用电子秤一袋袋过磅，指挥工人把蛇皮袋抬上小三轮的平板后座，最后开着小三轮拉走了。
下午五时，码头休工了。队长和小组代表凑在一块给大家算账。老周傍着铁栅栏和我聊天。他住得远，凌晨四点半起床，五点半赶到码头，眼下旺季，下午五点休工。这里没有节假日概念，做一天算一天。挑蚝工多是些上了年纪的人。老周说：“年轻人受不了这个累。”每次遇见他们，我心里就产生一个念头：这将是新世纪最后一批苦力了。他们以六零后和七零后为主，是苦日子里最后一拨人，与下一代形成了明显代际断裂。他们出身贫苦，都是卖力气的一把好手。形容中国人吃苦耐劳的词，都可以用在他们身上。这些人年轻时走过南闯过北，如今年纪大了，别无所长，就来到码头卖最后的力气。挑蚝算是件肥差，工钱不错，一天一结，中间不费什么周折，也不是什么正规组织，队长一吆喝就来了。谁来都行，只要你干得了。当然，最终还得队长点头。挑蚝工来自全国各地，近有广西、江西，远有甘肃、内蒙古，其中河南人占了一半。
队长承包了码头挑蚝劳力，把工人分为两批，在东西两边各开了一个码头。每个码头又分两到三组人马，轮流干活。忙的时候，几组人马同时上工。老板把工钱算给队长，队长再把工钱分给大家。分钱时，各地出一个代表，与队长一起合计，根据出工的人头平均算出每个人的工钱。一个小组二十人，装一辆小货车约四百元，旺季一天可装三四十车，每人一天可挣到七八百块。“最晚一次干到了晚上十点。”“老红军”说。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扣掉吃饭时间，足足挑了十五个钟，钱是挣到了，但大家累得迈不动腿。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希望多累一点。因为一旦淡季来临，一天只能挣个百八十块。
老周是山东临沂人，外出打工多年，已经跟种田毫无瓜葛了。“我家里只有四亩地，有二十年没种田了，把田包给别人种了。小麦才八毛钱一斤，价格太贱，谁愿意种田？国家还给每亩补贴了一百块。那一百块我们没有要，也给了别人。我干这个活有两三年了，都是老乡介绍来的。儿子成家了，有工作，我没什么负担。自己攒钱自己花，下大力才能挣大钱。”
“那位老乡真的是‘老红军’”？”我问。
“开玩笑的。他是重庆人，也是个打工的。”老周咧嘴一笑。
事实上“老红军”是云南人。虽然大家同在一组混得很熟，实际上谁也不了解谁。老周不知“老红军”来自哪里，“老红军”也不知老周叫什么名字。老周是个豪放的人，大嗓门，爱笑，但不油头。挑蚝是个又脏又累的活，“老红军”穿迷彩装是为了耐脏经磨。其他挑蚝工都是如此。他们准备了五花八门的旧衣服，有工衣、便服和军装，充满了后现代风格。码头乍看起来，就是一个海边T台。这些人的工衣上印着这些字样：中铁港航局、SINOPEC、西丽电脑数码广场。有一位粗汉子，他的白色POLO衫背后印着四个行书大字：阿弥陀佛。这里才是深圳最时尚的T台。
同组的河南人杜国展凑过来聊天。老杜今年五十岁，南阳人，宽脸，穿着蓝色旧式中山装，上衣沾满了污泥。春节前老杜回了趟老家，过了年，正月初五又回到了渔人码头。他说：“在家里不行，不挣钱。”他的老家属于平原地带，家里有五十多亩地，主要种小麦和花生，如今收割小麦摆脱了人力，有了收割机作业。他还养了一群鸡和七十多头波尔山羊。母羊刚刚产了羊羔。现在又流行大面积种植蔬菜，地里打了水井，埋了喷水管，自动浇灌，出产蔬菜运往广东和香港。尽管如此，老家的收入依然不高。这些年庄稼不值钱。他说，去年八九毛一斤的小麦都卖不出去。玉米也便宜，东北玉米一斤才六毛多，河南玉米一斤也只有八毛多。农忙时在家，农闲时杜国展跟着二三十个老乡来到码头挑蚝。他的儿女学了门技术，在厦门打工。三十一岁的儿子有一个小孩，老伴一人就在家带着孙子。家里农活还指靠着他。“没办法，老婆一个人带着小孩，过年必须要回去。家里离不开我。”
初夏回到老家，秋收之后来到码头。杜国展像钟摆一样，在两者之间摆动。
队长和八九个代表在远处叽叽哇哇算账。我问：“你不去看看？”老杜说：“都有几个老乡代表在那里算，人多了也不顶事，反而添乱。”捡蚝的那几个女人，照样会分一份工钱。她们主要干些轻活，如果太忙了也要挑蚝，每担少挑一些。“正常一担，有一百五十多斤，重的有一百七十多斤。去年来了一个拍照的人，让大家挑着蚝排成一列，拍了几张照片。”老杜指了指旁边一位老汉说，“你应该采访这位老乡，他都有六十四五了，还在这里挑蚝。”老汉姓徐，在码头上干了十年。他冷冷地看着我，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很难想象他单薄的身体是如何坚持的。他打算干不动了再说。
最后一辆货车——来自东莞石碣的五十铃，满载生蚝离开码头。这些车辆开往珠三角各个酒店和农批市场。众人给跳板套上绳子，反复吆喝着“一二三”，把跳板拖上岸。
每天早晨五点半，挑蚝工就到了码头。有一批工人更早到达了码头——他们是抄蚝工，是从挑蚝队伍当中选出的精英。如今养蚝采用筏吊式，用尼龙绳把生蚝系在蚝排上，悬吊在海水里。所谓抄蚝，就是拿刀子割断尼龙绳，把一串串生蚝从海水里提上来装上渔船。凌晨两点，瑟瑟寒风吹着港湾里的渔政船和渔船，抄蚝工齐聚码头，经队长分派，然后跳上每位老板的蚝船。这些特制的机动舢板，船舱平而阔，专门用来运载生蚝。大船七八人，小船四五人，每人每趟有五十块工钱。此时海上作业，危机四伏。因而只有青壮劳力才有机会出海。人手紧缺时，老杜也出过海。
舢板驶过深圳湾，海面上还是漆黑一片，宛如萤火虫的城市灯光在海天交接处荡漾不止。遥望整座鹏城，就像浸浮在海里。蚝排星罗棋布，分布在香港片区的海湾里，沿流浮山一直排到伶仃洋外。他们抵达养蚝区开始作业。每人拎一把刀子，小心跳上湿滑的蚝排，蹲下来一路收割生蚝。一手握住尼龙绳，一手用刀割断绳子，然后把一串串蚝甩出海面，最后扔进船舱里。在舱里，生蚝堆成了一个个泥头山包。
天还没亮，一艘艘蚝船满载而归。码头上的挑蚝工早已搭好了跳板，等船一靠岸，便开始干活。挑蚝从五点半一直忙到十一点半，大家歇下来开始午餐。有人带了饭，有人在附近小店吃个快餐，也有人用手机点外卖。有时候小贩直接把快餐车拉到码头上。
饭吃到一半，忽然来了一辆运蚝的货车，队长吼一嗓子，大家像急行军般匆匆扒完饭，把嘴一抹就上工了。装完这一车，大家就地休息。有三人靠在旁边的榕树根上打盹。大部分人垫一张纸皮或破席，就地休息，有的直接躺水泥地上睡了。队长和翻译趴在一把破旧的遮阳伞下鼾声大作。下午一点半后，继续开工，直到五点半收工。老周说，碰上淡季，中午十二点就收工了。
下午四五点，活儿少了。大家挤在一张破竹席上，凑个牌局斗起了地主。每个人盘着腿，跟前堆着红票子。有一半人不爱打牌，席地歇息，或者枕着蛇皮袋躺在地上曲身抱膝睡觉。老周坐在铁栅栏旁的一块跳板上。我准备坐在旁边跟他聊聊。
“这个不能坐的，脏。”老周满脸堆笑，赶紧拦住我。
“没事，反正要洗的。”我坐了下去。他把我当成记者了。我告诉过他，我在附近一家公司上班，平时我偶尔写一点老百姓的故事。有一天，我想该写写蛇口了。过去我在关外的工厂里上班。从关外工厂调到蛇口总部，完全是城乡之别。2012年5月一个沉闷的上午，我进城了。我把自己的办公用品装进大纸箱，抱着电脑主机，搭公司大巴，穿越南光高速和南海大道来到蛇口。二线关早就拆掉了，但人们头脑中那个二线关一直还在，依旧习惯称呼关内关外。相比关外，这里的财富以外在的形式表现在建筑和道路上，户外广告也贵得惊人——譬如后海大道与东滨路交汇处一块单立柱广告费用一年就高达四百三十二万元。
一晃，我在蛇口半岛干了七年多。每天晨昏在南海大道上往返，像只蛞蝓，慢慢爬着，把黏液反复涂抹在路上。隔着一块车窗玻璃，仿如梦境，看着楼群和地标一天天变化，这种变化时刻更改着人们的记忆。一代人的记忆——南油大厦被拆掉了，来福士广场像个暴发户傲然闯入风景，东滨路口上空一夜间挂上一座蓝色虹拱的自贸区招牌。过了工业七路，南海大道就有点虎头蛇尾了，八车道变成四车道，两边鳞次栉比的商铺也变成了幽静成荫的榕树。这条路的前身，我在招商局历史博物馆的照片里见过：一条小土路，两边全是红壤翻开正待施工的荒地，隐约可以瞧出今天的道路布局。最初它叫作工业大道。这里，每条路的历史不会超过四十年。
蛇口半岛悬于南山南端，因形如蛇之口而得名，隔着深圳湾能清晰看到彼岸的香港元朗。这里曾是偷渡香港的一条主要路线。1979年1月31日，招商局在此筹建中国最早的改革“实验田”。蛇口一时光华夺目，为此扮演过急先锋角色，开创了二十四个全国先例。可以说，先有招商，后有蛇口，再有深圳。2015年，蛇口成为一个自贸区，早年的那些工厂悉数搬走，火柴盒式的厂房渐被豪华小区、甲级写字楼和大型商场所替代。
今天在大街小巷里行走，很难看到过去的痕迹。如果细察，当然还是能瞧出袁庚当年留下的痕迹。你上街随便打听一位看上去悠闲的老人，他就能给你讲述当年跟随袁庚建设蛇口的故事。总之，过去那种风雷激荡，今天已经看不到了。晚间成群的红男绿女和白棕黑各色洋人在海上世界的音乐和啤酒丛林里出没。白天，这里静悄悄，太阳晒得大街空无一人，时间似乎慢了半拍。夜晚，半岛陷入了狂欢和繁忙，时间又快了那么半拍。除此之外，今天看起来，这里无任何出奇之处。太熟悉了便熟视无睹。我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有某种意义。我经常四处闲逛，企图能找点什么。
我和老周一起面朝大海。西面是海上世界和太子邮轮，东面是深圳湾大桥。海上有一群白鹭迎风滑翔。岸边有一溜海鲜鱼贩，戴着渔民帽，坐在小板凳上，仰着粗糙的脸等待顾客。有两名中年女人拿着小刀子在开生蚝。码头上还有不少垂钓者，守着竿，等鱼上钩。往来的渔船发动着突突响的引擎，岸上弥漫着一股未充分燃烧的柴油味，像样的鱼儿早被渔船吓跑了。这些垂钓者意不在鱼，只是想打发时间。
老周等待着结工钱。他估算了今天的收入——大概是三百多块。码头上挑蚝的人数逐年增加，由原来的七八十人增加到一百零六人，活儿总量没变，人均摊下来收入比过去下降了。两年前能干到傍晚六七点，现在五点钟就收工。与大多数挑蚝工不同，老周长住深圳。他住在较远的南园村，一房一厅，每月房租1050元。他和老伴在那里住了将近三年。老伴在深圳湾木棉花酒店里干了两年，专门包北方水饺，包吃包住，每个月有三千五，有时能拿到四千。酒店还给外住的员工补贴五百元租房费。在老周的眼里，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
1999年老周拿到了A1驾照，2000年开始拉客，开一趟从临沂到淄博的载客大巴，老婆卖票。车到淄博，他们住一宿旅馆，第二天又揽客返回临沂。如此往返，干了五六年。后来村里人都去了大城市打工，老周的大巴生意每况愈下。2005年，两口子卖掉大巴，来到了深圳。他们进了东滨路和南光路交会处的利丰雅高公司。这是一家小有名气的日资印刷厂，主要印制画报和杂志，印过《瑞丽》《男人装》《汽车杂志》等业内高端杂志。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两人合起来第一个月就拿到了九千多块。当时的行情一名普工月薪就是一千元左右。老两口乐得梦里笑开了花，正憧憬着未来，后来两年间深圳房价狂飙，这片老工业区很快被征收旧改，所有工厂纷纷转移，利丰雅高也迁到了东莞。
两口子决定留在深圳。老周辗转干过各种工作，上一家他在博宝源保洁公司当环卫工。公司承包了深圳湾体育馆的卫生。他平时在馆内打扫卫生。尽管做清洁工，他也坚持了一个原则：绝不打扫卫生间——这关乎到尊严。“我不想给人刷马桶，”他认真地说，“情愿苦一点累一点。”他跟来自山东枣庄的带班说，只要不打扫洗手间，啥累活都可以。一个月休四天，每班七个半小时，底薪2100元。这工作有个好处：工人可以一天连上两个班。为了多挣钱，他连上两个班，一天连轴转，做十五个小时，从早上七点做到晚上十点。工资也从2100元翻倍到4200元。再把四个礼拜天也加满——每小时9元，虽然低于法定加班工资——这个收入已令他相当满意了。老周坚持每月一天不休，每天干十五个钟，一个月能拿5280元。上班时间也并非全程干活，中间含了吃饭和午休。上班就是拿着皮管子泚泚马路，提上笤帚在体育馆里扫个烟头或垃圾屑。对于身强体壮的老周来说，轻巧得不能再轻巧了。
一年半后，老周负责开电瓶车收集垃圾，就是把一袋袋垃圾装车，然后一袋袋扔进垃圾库。体育馆平常没活动，一天能装四五车；一搞活动能整十三四车，公司会派个帮手过来。“整十三四车也没问题。我有力气，丢垃圾快。”老周干活太猛，麻烦也来了。在老周之前，是工友老闫开车，只要一搞活动就派人来支援，老闫只掌方向盘，不管扔垃圾。老周接手了两三个月，干活厉害，扔垃圾左右开弓，一手一袋，一人能顶俩人。“他妈的，他不派人了！叫我又开车又丢垃圾。”老闫每天中午还能睡一会儿觉。老周接手后，午休就成了件奢侈的事。唯独周一周二没什么活动时可以眯一会儿。其他五天，尤其周末，连个午觉也捞不着了，老周刚放下饭碗就被叫去清理垃圾。“我一吃完饭，主任也叫，保安也叫。你说就一两桶，你要开着车转一大圈。”因为垃圾车不能进电梯，他开着垃圾车往返于一楼二楼和地下室之间，这一趟下去要兜两三个大圈，太耗工夫了。老周一气之下挑起扁担来到了渔人码头。
挑蚝是游民状态。老周对未来最大的担忧，就是目前这种没有社保的状态。“现在国家政策好了，以后感冒啦，发热头疼啦，80%有报嘞。到六十岁退休时，社保差个一年两年的，到时国家政策好了，也可以补交上去。自己交也无所谓的。”他对将来社保政策的改革充满了期待。按照目前社保政策，男性缴纳养老保险必须累积十五年，在六十周岁后才能领取退休工资。老周现年五十一岁，2005年来深打工才开始缴纳社保——作为进城的一员第一次享受到社保制度，中间又断了几年，即便以后交足八年社保，累积下来依然不足十五年。这就意味着他领不到退休工资，社保算是白交了。但是他相信政策会变好的。
他希望将来找到一个正规工作，能买社保就行了。他有A1驾照，可开公交大巴。但是深圳是一座年轻人的城市。公交集团和运输公司在招聘司机时，规定年龄不能超过四十八岁，甚至更低。政策常与现实充满矛盾，司机一方面需要时间沉淀，一方面又排弃年龄。拥有A1牌照的资深司机通常是奔五奔六了。老周觉得自己开公交无望，但愿能在一个公司里拉人上下班。
“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工资不高的，管吃的，能够买社保和养老金的工作。你现在感觉年轻还可以，过两年，年龄大了，你搬东西搬不动的话，找事也不好找了。”老周对自己的力气到底能保持多久忧心忡忡，“等再过一两年，迟早是要离开渔人码头的。”
最后一艘蚝船靠岸，东边一组人马忙着去挑最后一船。其他的人都歇下来，三五成群坐在地上等着结账。杜国展也歇了下来，坐在栅栏边。队长和几个代表在一边埋头算账。
“喂，今天怎么样？”老杜扯着嗓子用河南话向一个老乡问话。
“我看上工的有三百八。”那个老乡回答。
“我打赌，能有三百八以上，有四百。”另一位老乡兴奋地说。
最后核算，这一天老杜挣到了四百五十五元。相比昨天的三百六十元，这已超出了老杜的预估：“分多了，不知道累，都高兴啦！”昨天香港在检查，有的地方不让抄蚝，产量攒在今天爆发了。但是天气转暖了，夏天的气息越来越浓，可以预见的收蚝季节已接近尾声，老杜不久要回南阳老家了。
太阳坠入大南山，深黛色的海面淌满了金色的夕光。工人在用铁铲清理船舱，把蚝壳残渣一铲铲倒进海里。最后一个挑蚝工拎着塑料桶上岸。如同往常，二十多名工人用绳索套上跳板，集体攥住绳索，“一二一”喊着号子，把跳板从浮码头拖上岸。
有时候也有紧急情况，跳板刚被拖上岸，忽然又来一船生蚝。2月23日下午四点多，大部队收工走了，只剩下最后一组挑蚝工。大家刚把跳板拖上来，一艘蚝船突突叫着抵达码头。老板找到队长，队长连忙召集准备散工的挑蚝工。再搭跳板不易，大家选择以手代肩，用手搬运。二十名挑蚝工闹哄哄地聚集在岸边，五六名汉子下船，其他的在岸上，他们像一群蚂蚁分布在渔船、码头和货车上，排成两列，手捧着一串串湿蚝，从蚝船传递到车上。
那天没见着老杜。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没人接听，我骑了一辆共享单车离开码头。十五分钟后老杜回拨过来。“喂，李老板好！刚才在冲凉，没听到电话。你有什么事吗？”他知道我不是老板。现在大家互称老板，半是热情，半是调侃。
“这么早就收工了？”我问。
“今天没什么事做。四点钟就收工了。”
“哦，有空再来找你。”我在望海路上望着修剪绿化带的工人。——当时我还没意识到挑蚝工的“暑假”快到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杜。
老杜回到南阳养他的七十多头波尔山羊去了。至于老周，我后来与他失去了联系。
夏天轰然而至，挑蚝工倏然消失了，码头又恢复了往日平静。收蚝的季节过去了，现在，迎来养蚝的季节。那些蚝在海水下静静地成长，那些挑蚝工回到家乡恢复了农民身份，此刻正在地里种豆插秧，或者在某个工地上搬砖拌浆。这些候鸟散落在祖国有需要的任何地方。有的远在新疆采摘棉花，有的依然在深圳打一份零工，还有的正在海里帮老板吊养蚝苗——每天能挣一百块。一旦离开码头，就很难再找到他们。如果按照近二千万深圳常居人口计算，挑蚝工只是极少的一小撮人，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是完全可以忽略的一个工种。甚至这都算不上一个工种。他们只是在冬春之际短暂出现，然后回到不同的地方各谋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