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寂的剧场
突然间人群就空了，巨大的杂音汇合在一处将更多的杂音裹挟着移走，像艾略特的《荒原》中那只“轻轻穿过草地，在岸上拖着它那粘湿的肚皮”的老鼠，又如一个老人的叹息戛然而止。在这之前，大幕徐徐拉开，剧场的空间是被人逐渐塞满的，高矮胖瘦的人结伴而来，干部、知识分子、失业者、孕妇、干瘪的老太太、斧头党、便衣警察、皮条客、诗人、赌徒、酒鬼、小偷、站街女、瘾君子、搬运工、苦役犯、不散的阴魂等，这些灰暗的面孔几乎就是本雅明发明的那些游手好闲者的角色，他们以为到了廉价的咖啡馆，在暧昧的灯光下像寻找财宝似的物色属于自己的位子。那些一排挨着一排的椅子因使用过度而显得苍老斑驳，它们固执的信仰来自各个怀揣不同心事的观众，它们的喜怒哀乐和台上即将上演的剧情没有关系，而是随着座位上扭曲的身体控制自己的心跳。喜剧是假的，悲剧是假的，观众的表情也是假的，椅子不动声色，似乎很满足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沮丧和虚无。
剧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的盐。一般来说，剧场需要满足以下必要的空间条件才可称之为剧场：戏子表演的舞台；观众观看戏子表演的座位和走廊；戏子的化妆间；观众进出的大门。但古希腊的剧场为三个毗连却又独立的分体式露天剧场，古罗马时代则将这三个部分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半露天的建筑整体。这种貌似迥异的风格其实和这两个国家的性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古罗马全盘抄袭了古希腊的皮毛却拒斥了传统。1618年，意大利的帕尔玛建造了欧洲第一座有镜框式舞台的剧场，它流行的结果是莎士比亚的悲剧和王尔德的喜剧成为久盛不衰的经典。但这是供人娱乐的剧场，而不是用来征战的草原牧场，蒙古人的掠杀表演南至印度西达地中海，在欧洲人颤抖的时候，花剌子模已惨遭蹂躏。我钩沉的这个地方从前荒芜一片，最初的筑城者来到这里安营扎寨，突然一个古怪的念头冒出来，他们招募举世无双的能工巧匠，这些工匠是蒙古人的后代，模仿曾经被焚毁的另一个繁华一时的都市。不过筑起的城市到处都是琉璃金银殿，像个花里胡哨的寺庙，它匪夷所思地获得了一个王朝的贬义赐名：归化。
在张牙舞爪的机械设备毫无表情地搭挂进剧场的时代，剧场已然是个系统工程的集散地。柱形的、球形的灯光设备，隐藏起来的铁索，话筒，电声器材，傲慢的摇臂，剧场的媚俗性暴露无遗，即使连瓦舍勾栏也给粗暴地省略掉了，它在形式上更夸张，精神上则行将就木。就在这时，装扮一新的戏子脚步款款，她还是他已经无法辨别，气味、体积、重量、含混的道白在聒噪声中掩饰了自己的身份，除非注意到其有没有喉结，但灯光太暗，他们现在使用的是一个个暧昧的假身份，今夜是甲，明天是乙，后天可能流落街头。城市里的人们越来越世故庸俗，越来越忙于生活中的琐事，好像时间永远也不够挥霍，人心一旦荒芜，剧场也开始荒芜，没有观众的剧场理所当然没有戏子的表演，蜘蛛仿佛嗅出了什么味道，呼朋引伴结网庆贺。剧场逐渐成了摆设，就像草原变成了一种滑稽的摆设，蒙古人收不住的马蹄从世界退回了草原，“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劫掠，然后他们离去”。连波斯的蒙古史学家志费尼也看出了这是游牧民族的宿命，再也没有了激动人心的表演，他们依靠先人的蓝色闪电活在幻觉里。
世界就是一个剧场，没有了蒙古人的歌舞骑射就没有了快乐，显得壮阔而空寂。对于征服者的仰慕，不妨默诵法国诗人图莱的诗行：
每一种快乐都有其缺陷，自动地碎裂开来
如果你要我爱你，请不要笑得太厉害
在冬天的灰烬下，是压低的声音使这颗心舒畅
这颗心像封住的炉火，闷燃和歌唱
勾引和对峙
恍若一个盛大的汽车展，或是一席经久不散的华筵，所谓琳琅满目说的就是这里，某种趣味的生成史：暧昧的射灯照耀下，价廉的物品可以任意抚摸，但售货小姐不可以随意抚摩，和所有的奢侈品一样，你只能低声询问，或者面目轻浮地调戏。这就是说，你可以把冰冷的超级驾驶机器买到家，但不可以连同美女车模载回，诸如买赠、打折之类的促销活动是不能把美女计算在内的。商场起先是一个城市的购物中心，现在购物这个功能渐渐失去了它往日的光泽，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但商品的种类也愈加疯狂地多起来，人与物对峙着，物勾引着人，人权衡着物，两者之间的暧昧距离构成了能指和所指的空间关系。
起先，人们在不怀好意地打量着一件商品，询问它的产地，观察它的成色，厌恶它的包装，怀疑它的质量，担心它的使用期，考虑它的实用性，揣测它的价格，低估它的价值，然后反过来和售货员讨价还价。这绝对是对一件商品的蓄意损害与侮辱，但作为物的商品是毫无抵抗能力的，它就像被阿拉伯人贩运的非洲黑奴，又似风尘中被点名献春的歌伎。查普塔尔在1834年7月17日有关商标的一次演说中说道：“顾客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不同质料之间的差别。先生们，不会的。消费者并不是质量的裁判；他只认商品的外表。可只是看看摸摸怎么能确定颜色是否耐久、质地是否精良、做工是否地道呢？”现在考验的不是顾客早已退化的专业购物知识，而是满足于打量的趣味历程。
商品有灵魂吗？诗人沙马发现了波德莱尔的某些诗中“商品灵魂”的隐约存在，“它在不同消费者身上产生一瞬间的占有幻觉”，而诗人不可能仅仅是个旁观者的角色，他需要适时的冒充被幻觉占有的那个人。大街虽宽阔但不是游荡的地方，真正适合游荡的地方其实就在大街上汹涌的人群中，作为漫无目的的消费者，他们心事重重，经过的场所有服饰店、咖啡馆、西餐厅、发廊、减肥院、包子铺、打印店、红酒坊、茶肆、网吧、超市、游乐场等，所到之处，人们都和商品对峙着，彼此勾引着，比拼着彼此的耐性和抗诱惑能力。凡是敞开的场所，都是灵魂封闭的地方，看眼睛乘机享受饕餮之福，肆无忌惮或流连忘返，或茫然四顾，犹如嫖客光顾烟花柳巷，他对妓女施与的除了铜板的声响，还有大言不惭的博爱。商品俨然沦落风尘中的娘们，场景却如波德莱尔的《黄昏》所描写的：“透过被风摇动的路灯微光/卖淫的在各条街巷里大显身手/像蚁群一样向四面打开出口/如同偷袭敌人的队伍。”谁不希望那个东张西望的人将自己领走，免受待价而沽的清苦和屈辱?本雅明在发现波德莱尔的凝视时同时发现了这也是游手好闲者的目光，对峙与勾引中的一方确如站在资产阶级的边缘，在商品的海洋中他寻找自己能够逃逸的诺亚方舟，下一个熟悉的街道如同彼岸的幽灵在向他频频招手。
顾客的身份是越来越暧昧不清了，他到底是街道漫游者还是游手好闲者已经很难区分了，更多的时候，与物对峙的人可能是个失地农民、蹩脚的医生、癌症患者、烧酒贩子、职业赌徒、欠着房租的乡巴佬、被狗咬伤的乞丐、刚遭解雇的保险推销员、害了一身疮的小干部、流氓、卜卦的江湖术士、诗人等，最后不约而同一致沦为了如本雅明发明的现在则是进化了的拾垃圾者，虚张声势，觊觎他人的钱财，那些曾被任何城市扔掉、丢失的东西他们也在鄙弃，新的分门别类的物品被重新编码和审查，他们摒弃了纵欲的编年史，发明了新的商品目录学和奢侈品消费的挥霍学。和十九世纪那种把东西分类挑选出来，加以精明的取舍的守财奴看护他的财宝不一样，他们及时行乐。
像不安分的虫子蠕动着，像惊弓之鸟、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他们行色匆匆穿梭于城市，不论结伴鱼贯还是形只影单，人群中的人是陌生的、冷漠的，互不相干，很可能还怀有莫名的隔阂甚至刻骨的敌意。突然间，各自转入商场或店铺，这也是一种趣味，勾引和对峙，暂时的满足感充斥了无边的惬意。
不过，人与物的对峙和勾引，时间长了，人难免会生出一种头皮发紧的不安全感。
库库和屯
外地朋友经常问，你们那里是骑马上班吗？你们那里离北京远吗？你们那里冷吗？你们那里的牛羊是不是很多啊？内蒙古是不是在新疆？你们那里能上网吗？更有甚者问，你们那里怎么打架？我只能“如实”回答，我们这里的确骑马上班，不过这几年骑马上班的人多了，停马场都显得拥挤了；我们到北京一般得提前一年出发，路上还得换乘三次马、一次骆驼；我们这里太冷了，我和我老婆夜里都是搂着羊睡，当然，我搂的是公的，她搂的是母的；我们这里的牛羊满地都是，愁得我们卖不了，别的地方论斤卖，我们这里是论群卖；内蒙古是新疆的首府，离西藏很近；我们这里在马上上网，马跑得快了，网就掉线了；我们这里喝多了就打架，使的都是圆月弯刀……朋友架不住好奇，大夏天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来到了呼和浩特，我请他吃火锅，然后他就热晕过去了。
1989年的春天，我从另一座草原城市包头来到呼和浩特打工，虽贵为内蒙古的首府，那个时候这座城市还是破破烂烂的，像个村庄，却散发着一种不羁的大气，这气质应该是晚清时期遗留下来的，我喜欢这种不着四六的感觉。我打工的地方在城南，一下班，经常吆喝几个不三不四的兄弟踩着自行车像蒙古的铁骑呼啸而来，虽不曾打家劫舍，却也做过很多荒唐不堪的糗事，如偷个瓜、摘点菜什么的，至今想来仍快意在胸，太多丢人现眼的事就不便在这里提了。呼和浩特的魅力在于旧，要不为什么呼和浩特有“新城”和“旧城”之说呢？这“旧城”其实就是从明朝一直喊到清朝的归化城，“新城”则叫作“绥远”。我不喜欢新城，太干净了，太冷清了，太装腔作势了，不像旧城，杂乱无章，一股脑颓败的气象，好玩得很。事实上，一般人说呼和浩特市也主要是指旧城，旧城浓缩了这座城市几乎所有的正史，以及它的奇闻轶事、婚丧嫁娶、饮食起居、祭祀、社火，包括亨得利的眼镜、王一贴的药膏、崔铁炉的火工、麦香村的烧麦、康翠玲的晋剧、樊大师的算卦，都是大有来头的。
我是眼看着这座城市一天天变新的，也就是说这座城市一天天变得粗俗不堪，当年阿拉坦汗和三娘子召天下能工巧匠仿造元大都的气势荡然无存，倒是千人一面的住宅区连片拔地而起。康熙皇帝远征噶尔丹途经归化城，传奇商号大盛魁就此崛起，做的是纵贯欧亚的大买卖，可现今满街都是猥琐商人，为蝇头小利争得头破血流。这座城市加快了另一种建大城的步伐，楼层直达云天，公园彻夜开放，绿树拔了再种，道路越扩越宽，地砖一年一换，变新的城市迎接了四面八方的客人，房地产商、拆迁公司员工、环保志愿者、文物贩子、开饭馆的厨子、卖唱的戏子、种地的农民、掮客、老鸨、黑道大哥、小混混等，男人们的脖子上都挂着一条硕大的金链子，女人们穿得越来越少，且以心狠手辣闻名。
“库库和屯”汉意为“青色的城”，真是一个美不胜收的名字，不像“呼和浩特”那样面无表情，不知为何弃之不用？唉，仿佛一个不从事正当营生的人老是把名字换来换去一样，呼和浩特自丰州起，用过库库和屯、归化、归绥等名字，为纪念三娘子曾称作三娘子城，驼运业发达时又叫驼城，藏传佛教繁盛的时期因庙宇纵横也叫召城，中间日伪时期还叫过厚和浩特市。这几年又有了新的命名，什么电都、乳都、药都。我已经越来越不喜欢我所居住的这个地方了，但我必须居住于此，城市日新月异，朋友们却老态龙钟，好歹大伙儿有空还会聚在一起，除了喝酒，就是为了这座四不像的虚妄之城祈祷。
黑暗中的啜泣
在每一个夜行的“波希米亚人”穿过的冬天，寒风吹破了电影院立起的巨幅海报，这幅海报为那些依然勇敢的保持着落拓不羁的天性，为追求自由而情愿过着一种动荡不安的生活的人作证。在那里（恍如十九世纪的巴黎），电影起先藏在放映员冰冷的铁匣子里，卷成几盘密不透风的胶带，像一坨坨压扁的蛇，诡秘得很，让我们屏住呼吸猜测里面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我们来自善变的方向，如南茶坊以南的贾家营子，西口子的西菜园村，城东的徐家沙梁，北面的坝口子，在某个时间段突然猫一般的窜了出来，如被不可抗拒的暗号吸引一样汹涌而至，到达城市的一角，然后聚散由己，全无章法：或火车站的红旗街，或裤裆路的电影宫，或林学院的标准放映厅，或新华广场背面的乌兰恰特大剧院。卖各种零食的小贩挂着电石喷灯招徕顾客，自行车停成一排一排的，比列队的士兵还要壮观。我们经常披着黄色军大衣，搂着邻村花枝招展的姑娘，踩着塑料底布鞋，嘴里叼着呛人的廉价香烟，一摇三晃就到了售票口。那个售票的窗口只有馒头大，勉强能伸进一只交钱的手，然后票给扔出来了。如果在电影开演前还买不到票，这时，黄牛党穿着皮夹克，手揣在衣兜里，来到你的身边，神秘兮兮地问你，要票不？
电影院里的灯光渐次暗淡下来，直至看不见人的影子，却听到了隐隐约约的光的响动。黑暗包裹着的电影院，如同堕入哀愁的地狱。大街和大街上的东西也堕入这暂时的黑暗之中，闪烁的路灯，夸张的广告牌，川流不息的汽车，商场和店铺都化作了幽灵，还有一位漫无目的游荡的妇女，波德莱尔是这样描述她的无聊和乏味的：“大街在我们的周围震耳欲聋地喧嚷。/走过一位穿重孝、显示严峻的哀愁、/瘦长而苗条的妇女，用一只美手/摇摇地撩起她那饰着花边的裙裳……”（《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但是，不管有多少反唯美的无聊和乏味，在一部更无聊和乏味的电影面前都是不值一提的。人们湮没在有限的黑暗中，这黑暗暂时卷走了一切如米兰·昆德拉谈过的属于日常生活的东西，如交谈、吃饭、嬉笑……但电影能满足坐在黑暗中的人们的冥思，又无情地指向自身，与外面的世界不发生任何关系。我们只有在黑暗中向黑泽明、伯格曼这样的智者小心翼翼地探寻永恒的长度，也向布列松、小津安二郎这样的大师问道熔于一炉的宗教和哲学，而塔伦蒂诺则比肩希区柯克的晦涩，令人不由疑窦丛生。
电影是一种居心叵测的麻醉剂，裹在这沉闷的黑暗之中，我们是一群被本雅明悲哀发现的“被弃者”，弥漫在全身的醉意使我们屈从于无知的快乐。难道我们不是一个个面目全非的十九世纪的抒情诗人？像波德莱尔在熙攘的人群中无所事事，但绝不是人群中的一般看客。本雅明的区分是：一般看客只是“人群中的人”，而波德莱尔是有“充分个性”的人。这一刻，我们都是波德莱尔的信徒，是文人，是本雅明指出的那种文人——“波德莱尔明白文人的真实处境：像一个游手好闲之徒一样他走进市场，似乎只是四下瞧瞧，实际上却在寻找一个买主。”
挂在黑暗里的银幕突然嘈杂起来，尖利的音乐像扭作一团的抹布，主人公在梦里先被疯狂的梦魇逼疯，一个月后，窃贼跳窗而入，发现床上的女人变成了蛆虫的温床。一般看客无动于衷，游手好闲者却感到了巨石压胸般的不能接受的压抑，他们受到了无法应付的挫折，仿佛那个梦魇是他们打开潘多拉的匣子放出来的；他们需要一次退场，否定那个虚构的不愉快的情境，就在他们匆匆掩面退出影院以掩饰自己的痛苦感、减免自己的焦虑感、抵消自己的罪恶感时，隐约听到了一阵黑暗中的低声的啜泣。
夜行者
当孤独的夜行人在路灯照不到的地方骤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另外几个夜行人不会听懂这从内心发出的声音。他们在同一个地方相遇，但绝不是偶然为之的邂逅，而是动手的人早有准备，抢劫不成便操刀杀戮。空旷的城市里没有人能听得懂那声尖叫，裹挟着惊惧与懊悔，铁质的词与物，燃烧的怒火和迅疾熄灭它的水。
除了被蹂躏的羔羊，没有人知道此刻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召城的冬夜，满都海西巷或南茶坊十字路口，范家营门前或工人北村，南二环路口或北郊游乐场，类似这样的地方比比皆是。那些被揉搓过的尖叫根本没有燃烧的快感，过后被登记在一张纸上，声音很快被遮蔽和擦拭掉，声音不能用来替代抗议，就像纸不能保存声音一样。
夜行者或孤单一人，像一个面目可疑的幽灵，以警觉的目光扫视着狭窄的街道和星垂的阴影；或三五成群，一旦从单数变成复数，就集结为内心欢乐的漫游者。孤独的夜行人脾气反复无常，生活居无定所，白天于他而言太漫长了，夜晚则属于他个人的永恒，他在时间的间隙里寻找他的合理位置。复数的夜行人肯定是贫穷的，只有在纷乱的人群里才能爆发出他们的激情和挖掘他们的事业。他们是冷兵器的崇拜者，精细的观察家，热情地观察这座自私的城市，夜幕即帷幕，这是他们寻找到的最好的收容站和避难所。
孤独的夜行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对孤独的拯救便是把松散的个人积聚成人群，他们不是英雄，但比英雄更理解人的意义，这也是本雅明比较了雨果和波德莱尔各自与大众的关系后，将两人区别开来——一个把自己放进了人群中，另一个则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但人群是毒药，理想主义者们都是毒药嗜好者，及时行乐的哲学对悲惨的人们来说并不肤浅，这是拯救贫困人群的快捷之路。他们秘密集会，窃窃私语，在郊区的临时租住屋里碰头，就像最初的革命者，密谋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那些游离了人群的人必将受到惩罚，对人群来说，单个的人就像一张纸，一撕就碎，而他们便是那撕碎纸张的无情的刽子手。就定义而言，密谋应该包括起码的愿望和实现它的手段，而人是其中的核心，来了的不能退出，正在抵达的也绝不能放弃。
夜行者同时出发了，一边是孤零零的美女，一边是啸聚而来的匪徒，他们在城市的黑暗中对峙着，那是陌生人的剧场，死者在偷听生者的国度，效果接近默片风格；空气静谧，梦境纯粹，在持刀的一方看来，恐吓即非肉体惩罚，却真切的施加于肉体之上，不能争辩，禁止喊叫，呼救几乎是徒劳的，人群变成了囚牢。萨特说过的“他人即地狱”，孤独的人此时就是一副被任意惩罚的软皮囊。恐吓，询问，搜身，遮挡，折叠，摸索，揉搓，拥抱，亲热，所有的人仿佛回到了物质匮乏的时代，表现出了对暴力犯罪的轻视与无知。
当一无所有的夜行人重新启程，人群已经消失，恍如梦境的世界多么真实，不知道死者到底偷听到了生者的什么，接下来她突然想到自己似曾是某部电影的主角，一个坐在车上的棕发美女，车在穆赫兰道停下时，吃惊的她问司机为什么停在这？司机却持枪轰她下车，一辆车突然冲过来撞在他们的车上，其他人都死了，只有她活着，跌跌撞撞地来到了一座别墅，她就晕倒了……
她想，她是不是需要写一篇梦游者手记了？
四季赌局
在召城，每一个赌徒都是地方上的虚无主义者。
平时他们散落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工厂、田间、饭馆、茶楼、浴池、机关等，他们的存在，仿佛只是期待着一声巨大的召唤，宗教般的超语义的声音会让他们失魂落魄。赌徒们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啸聚起来，奔向一个隐秘的地点。那个地点对他们来说，就像拥有某种精神氛围的朝觐场所。在他人的眼里，那个地方也是一座监狱，赌徒一转眼就成了囚徒，纸钞化作镀金的手铐，他们义无反顾投身一种游戏，在他们发明的超现实主义世界里，游戏即自由。
赌徒总是生活在一种奇怪的现实里，他们藏身的地方就是他们现身的地方，正如词义在藏和现之间秘密转换，你找不到它的时候它恰恰就躲在你的身边，你回避它等于在寻找它。赌徒常常发明自己，也发明同伙，有时，他们是非物质的产物。因此，他们经常没有身份，甚至没有性别和轻重，在生活的这杆秤上面，犹如孤立的谷粒。哦，法国诗人圣·琼-佩斯在《远征》一诗中是这样说的：“用一粒谷子称量生活吧。”
赌局设立的地点完全不固定，所谓居无定所，藏无定法。如果赌局固定在一个场所，无论繁华还是偏僻的地方，危险就会临近。这倒不是警察的鼻子向来灵敏，而是潜伏者永远潜伏在你察觉不到的身边，他的声音和形象是模糊不清的，他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你实际上看见了他，他也在看你，你却难以发现他。这说明，隐藏者其实没有自己的身体和声音，即使有，也是一闪即逝的，假的，但在某个时间和空间里，假即真。他也坐在赌局的边上，买过筹码，掏过现钱，输了，赢了，反复如此；他押上了钱，那手是假的，钱也是假的，他时而顿足捶胸以遮掩大意造成的损失，时而沉默不语以减轻因焦虑带来的痛苦，更多的时间里他则在竭力维护一个手气不好的赌徒免受自责的自尊。就在其他赌徒沉湎于输与赢的狂欢时，数声凄厉的呼哨声响彻赌局的上空，迅速隐藏自己就变成了每一个赌徒的逃生绝技，赌场瞬间化作虚无，一场游戏结束了，赌徒们也就恢复了他们本来的面目，身份重新清晰起来，手里的纸又变回了钱，有的多了，有的少了，这就是物质永不磨灭的物质性。
设立四季赌局的老板娘手里总是擎着一把厚重的保护伞，她的古怪的信念是，与赌局共存亡。所以她的生命是保护伞的一部分。起初，老板娘在内心也充满了巨大的恐惧感，但她很快就打制了一把保护伞，这把伞里的材料、骨架、纹路、质量都是经过精心计算的，而且这些元素之间本身都有一种强烈的依存关系，复杂交错，互为犄角，这是关系控制学的必修课程之一。赌局的结构如此精确并施以现实，这是观念的胜利，也是符号的在场。老板娘冷眼旁观赌局的温度和湿度，注视人群里的每一张匿名的脸孔，他们精力过剩，内心纯粹。但赌局的现场钱永远不够用，放高利贷者就在场子里，赌徒或谄笑或暴躁或叹息着要缺席，老板娘一个眼色就可以让刚刚还失意的人顿时或喜笑颜开或面色严峻。在四季赌局，缺席即在场的哲学显得并不艰深，但却残忍。赌徒的恐惧来自于他们不祥的手气，此时，迷信登场，凡是沾了女人便被认为是晦气，输钱是必然的。放高利贷者的钱决然不能过夜，利息是以秒计算的，若借钱者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还钱，他将进入另一种疯狂的生活。这种生活是由一个类似潘多拉的盒子引起的，赌徒有可能会被带到一个喧嚣的场所，但他只感到寂静，他将回忆起自动过滤的童年，场景是破碎的，他好像置身于梦境，但现实的晚宴只是他的幻觉。
唉，上帝的仁慈只有一少部分，暴戾的人生大多给予了赌徒，他们的每一个年份颇值得精细分析，被四季赌局收藏。而这赌局，散落在召城的任意一个出发即消失的空间，这空间表面上看像盛宴开始，实则噩梦一场。
词语筑成的道路
中山西路从四毛到旧城北门，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已经铺了第一遍沥青，现在车辆还不能通行。石羊桥路从石羊桥路口到青城华府南北双向在施工。呼伦南路从东瓦窑到乳品厂还在进行管网改造施工，从乳品厂到内蒙古饭店，南北双向施工路段已经回填。机场北辅路与文明路还在施工。
交通广播每隔一个节目都会反复提示区在修路，絮絮叨叨。声音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仿佛栅栏将人们隔离和圈占。
起先，一条条道路完好无损地趴在那里，黑色的，油性的，弯曲或直面，互相粘连，互不挣脱，像来历不明的囚徒，想着晦暗不明的前途。最坚固的牢笼锁住了最凶悍的惯犯，流浪汉习惯了醉卧街头，道路如此，承受数不清的围观、猜测、碾压和践踏。
春天的挖掘机张着销魂的铁臂，道路仿佛一卷卷绚烂的毛毯铺向远方，随着不可测度的物质性轰鸣，毛毯被无情撕碎，堆在路上展示它们受到严重伤害的一面。我不能说呼和浩特的道路怀着一颗恐惧的心，其实每一座城市的道路都是恐惧的，而道路就是词语筑成的，掘进、截断、撕碎一个词又太过容易。
断路，筑路；筑路，断路。仿佛一个词被拆散又重新组合，周而复始，意思也会发生改变，词语的宿命如此，词语的道路被粗暴的铁器威慑，如同软弱的人被恶霸流氓欺负竟不敢发出反抗的声音。除了围观还是围观，人与道路的默契连挖掘机都感到吃惊，不会有人站出来大声喝断掘进的速度，地表冒着热气。
仿佛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却不知道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
围堵像一出戏剧，自然呈现出了超出对话之外的戏剧化，那就是自说自话。一般而言，自说自话的戏剧是无法进行下去的，但外力仍然要强行将自说自话的戏剧进行下去。在呼和浩特，道路就是一副身体存放在那里，单向的是男性，双向的是女性，看起来都像是具有思考的能力，程式化地板起受伤的面孔，脸上有面对道路所有者的全部焦虑。
道路即身体，被围挡起来的身体就是陷入囹圄的灵魂，道路与身体形成的张力，就是一个词与另一个词的合谋。人们无所适从，与回家的感觉背道而驰。
断路，筑路；筑路，断路。它总是让我想起一部电影，镜头的开始既是电影的名字也是那个路牌：穆赫兰道。在那条大道上，棕发美女坐的车子停下了，吃惊的她问司机，为什么停在这，司机拿出了枪，赶她下车，这时一辆车突然冲过来，撞了他们的车，其他人都遇难了，只有棕发女子活了下来。她跌跌撞撞地来到了一座别墅，然后晕倒了。别墅的女主人是一个老女人，正收拾了行李准备出远门。
【赵卡，作家，现居呼和浩特。已发表小说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