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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 南 帆:被 盗

多年以前曾经写过一篇《盗亦有道》,记录若干关于窃贼的传说。那一天偶尔重读,居然兴致不减。盗窃是一门古老的职业,虽然从业者不那么名誉。如同诸多行业,盗窃领域的人才也是良莠不齐。一些笨贼令人恼火。倒不是因为被偷走什么,而是因为他的笨。

我曾经在公共汽车上遇到过一个笨贼。儿子小时顽劣,从滑梯上跌下来的时候手臂骨折,我带他乘坐公共汽车到郊外的一个老中医那儿接骨。公共汽车并不拥挤,然而恰巧没有了座位,只有我们站在空荡荡的车厢中央。我一手握住吊杆,一手扶住儿子——他那时还不及我腰部高。这时,那个没眼色的笨贼就这么凑上来了。他左臂上搭了一件米色的风衣,右手在风衣的掩护下往我的口袋伸来。我腾不出手,只得大声说:嘿,你要干什么?所有的乘客都看过来,车厢中央的三个人如同舞台上的三个演员。笨贼若无其事地收了手,似乎也没有为自己粗糙的技术难为情。郊外的马路坑坑洼洼,公共汽车的摇晃带动身体前后俯仰,他的手乘机又从风衣后面伸出来。我面对面直视他大声说:那个口袋里没有钱的。这回他稍稍尴尬,居然笑了笑。片刻之后,公共汽车到达一个站点,他堂而皇之地下了车。乘客与司机似乎都见惯不惊,没有人多嘴一句什么。

这种笨贼的故事是没有办法拿去拍电影的。一位作家聊天之中表示,特别爱看“神偷”为题材的电影。所谓的“神偷”,必须显示出智慧和叹为观止的技术含量。被盗造成的财产损失令人悲伤,甚至痛不欲生。但是,如果损失仅仅发生在电影院的银幕之上,切肤之感就会削弱许多。这时,事情开始慢慢显露出有趣的另一面,“神偷”的形象可爱起来了,譬如勇敢的冒险,兢兢业业的专业精神,譬如独出心裁的奇妙构思,丝丝入扣的精确计算,如此等等。当然,那些好心的导演通常愿意将被盗者设计为劣迹斑斑的小人,盗取他们手中的不义之财不啻于替天行道,那些神出鬼没的盗贼可以减免若干道德上的愧疚。

走出电影院来到外面的街道,多数人衣冠楚楚,表情端庄;盗贼如同贵人,不是想碰就能碰到的。我居然有过几回被盗的经历,这即是运气了。无意得之,幸甚至哉。当然,这些小小的轶事之所以堪为谈资,恰是因为盗贼的过人之处。他们设计巧妙,手艺精湛,表演娴熟,以至于我不得不发出由衷的感叹:即使从事别的职业,他们大约也是不可多得的佼佼者吧。

那年,距今大约十六七年了,在京城参加一个有些规格的会议,入住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宾馆,会期四天。第三天订购返程机票,突然发现身份证以及装身份证的钱包已经不翼而飞。报警之后,两个警察还是客气地为一个含金量很低的钱包来到宾馆一趟。我不满地抱怨说,没有想到居然在首善之区丢了钱包。一个年轻的警察笑着用常识开导我:这儿靠近火车站呵。任何城市的火车站附近都是盗贼出没之地。

钱包不知什么时候丢失的,我只得将几日的活动回想一遍。入住宾馆之后,我从未出门,除了第二天晚上的一次短暂的散步。宾馆周边几条纵横交错的小巷,房子低矮破旧,是外地民工的聚集之地。到了夜晚,小巷烟火气十足。饺子店、面馆、水果摊、理发店、修自行车铺子次第排开,隔一小段路就有一圈人围坐在路边的马扎上,吃烤肉串,大口喝啤酒,大声说笑。

出了小巷,外面是一条宽阔的大马路。因为宽阔,人行道上反而有些清冷,路灯黯淡地隐在斑驳的树影之中,只有那一幢火车站的高楼灯火辉煌地矗立于马路的尽头。我漫步了一小会,忽儿担心临睡之前会饥饿起来,就到路边的一间便利店里买了一小包饼干。出了便利店,又缓缓行走了一段,见到人行道旁边一条幽暗的小巷。驻足观察了一下,我确定这一条小巷可以返回宾馆,转身拐了进去。就在驻足停下的那一刻,背后一个老人轻轻地撞了上来。我一回头,一个老迈的身躯摇摇晃晃地从身边蹒跚而过。当时心里涌出一阵微微的歉意:竟然不小心挡了老人家的道。

这种感觉当然是事后回忆的时候才浮现出来:老人撞在我身上的时间似乎多了半秒。正常的身体触碰与分离大约要快那么一点点。我的补充想象是,他跟随我已经好一阵子,暗中观察我进了便利店,看清了钱包是塞在后面的裤兜里。对这种高手说来,完成后续的情节只需要半秒。

钱包里的几百元谈不上多少损失,临时补一张身份证略为麻烦一些。时至如今,我对于他电光石火一般的手法深感钦佩。当然,他的演技也不坏——我猜这是一个伪装的老人。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转头的那一瞥:惨白的路灯下,一个老人幽灵一般无声地从身边飘过,两肩微耸,下垂的胳膊如同两根僵硬的木棍摆动,摇摇晃晃的小碎步像是踮着脚尖走出来的。

太太急促地在各个房间窜进窜出的时候,我知道肯定又有什么东西找不到了。这种情况司空见惯。从钥匙、银行卡、笔记本电脑、手表到眼镜、衣物、口红、书本,没有什么不能列入寻找的清单。那时的寓所是复式的两层。太太不得不上下奔波,气喘吁吁,家里那只拉布拉多狗一如既往地欢乐,摇着尾巴跟随女主人上窜下跳。

太太通常奉行的策略是,丢了东西不必认真找,反正它们迟早要重出江湖。可是,现在是上班时间,她上班携带的挎包不见了。太太甚至无法确认,前一天下班的时候是否将挎包带回了?直至在阳台上捡到丢弃的身份证和银行卡,我们才意识到盗贼前一个晚上光顾了寓所。我们的寓所是10楼。盗贼沿着外墙的下水管道攀爬上来,翻越阳台的栏杆进屋。一个身手矫健的盗贼曾经在黑暗中逗留在与卧室一门之隔的客厅?一身黑衣的彪形大汉还是手持利刃的流寇?不寒而栗的感觉久久不褪。

之所以没有严重的损失,必须提到那只拉布拉多狗。它的名字叫卡普。卡普的窝安放在楼下。这只狗十分黏人,晚上不仅在我们二楼的工作间逛来逛去,甚至睡觉也不肯下楼。每天晚上把它赶回楼下之后,还得在二楼的楼梯口横搁一块长木板,以免它半夜上来打扰。我猜卡普半夜听到了楼上的响动,它啪啪地沿着楼梯跑上来,但是被楼梯口的木板拦住了。卡普从来不会狺狺地吠,只会在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表示友好。盗贼肯定被惊动了,他匆匆退到了阳台。翻出阳台的栏杆之前,他还是按照江湖规矩留下了身份证和银行卡。太太抚着卡普的脑袋问:昨晚有坏人来过吗?卡普眼神清澈,满脸无辜,尾巴摇得飞快。

报警之后,警察很快到了。太太显然说不清挎包里多少钱,她可惜的是一副款式别致的耳环——这是她从异地带回的。可以变卖几文钱的大约是挎包里的手机和平板电脑。一位警察得知太太丢失的是苹果手机,立即提议进行定位,据说可以迅速锁定盗贼的踪迹。

一位著名作家日后向我证实了手机定位的神奇功能。那一天晚上,作家与几位好友开怀畅饮,八分醉意了才独自返家。下了出租车,他已经找不到家门。摸到一堵亲切的砖墙,他就地滑倒,安详地坐在墙角睡着了。事后的监控录像表明,一个开着汽车的盗贼在他身边谨慎地转了几个来回,然后摸走了他身上的手机和挎包里的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然更为重要,里面贮存了一部著名的小说稿子。但是手机救了他。定位功能协助警察迅速破案,电脑之中的小说回到了主人的温暖怀抱。当然,这位作家头脑十分清醒。绘声绘色的叙述之中,他的盛赞对象始终是高度负责的警察同志,而不是苹果公司的巧妙设计。

我也没有被苹果公司的定位功能迷住,而是婉言谢绝警察的提议,放弃这个案件的继续追究。

当年我居住的那一幢楼房已经旧了,外墙生锈的下水管道并不牢固。我开玩笑地说,半夜愿意冒险爬水管的人,生活肯定有点问题。损失一点钱财帮助他,多少也可以算小小的善举吧。我不想说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是,太太的包里存放了名片。盗贼可能知道她的身份和工作单位。我担心日后的报复。一些性格偏执的人拒绝承认任何错误。他们已经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千个正当的理由,所有的惩罚都被视为恶意迫害。他们无限委屈,发誓以加倍的狂热复仇,哪怕赌上未来的一切。如果进屋的盗贼恰好这种性格,将会成为一个无法甩下的麻烦。我又没有能力雇一个警卫队。

这些顾虑可不是因为电影看多了。世界上各种古怪的性格远比预料的要多,说不定拐个弯就会遇到一个。说真的,有些人正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引起我愈来愈大的好奇。譬如,做了亏心事如何还能保持气势如虹,甚至咄咄逼人?他们的心理素质令人称奇。我听过一个老教授的一则趣事。某一天老教授突然在一本学术刊物上发现,自己的一篇论文遭到了剽窃。老教授勃然大怒,决定公布证据,让抄袭者颜面尽失。中午时分,敲门甚急。夫人甫一开门,一个年轻人抢进来,两个大礼包往旁边一搁,扑通一声跪下:我就是抄袭您老人家大作的人。不瞒您说,正是由于发表这篇论文,我评上副教授,当了教研室主任,老婆孩子从乡下调来,工作和读书都有了着落。您若公开此事,我罪有应得,当然不能再在学术圈里混,但是老婆孩子都要滚回乡下,真不知怎么过日子,弄不好要出人命。我在这里给您赔罪,怎么罚您看着办。据说老教授和夫人吓得面如土色,连声保证说:决不揭发!决不揭发!这的确是构思独特的一幕,挥洒自如,大开大阖,终于成功地让老教授认为,自己是一个斤斤计较的猥琐小人。

我也曾经多次在刊物上发现自己的作品被盗,赫然署上不认识的作者姓名。还有一些作品的局部被改头换面安装到另一些作品里面,充当骨架或者零件。多数时候, 我懒得纠缠——就让长久的惴惴不安暗中折磨他们好了。事实证明,这种可笑的一厢情愿既高估了对方的道德感,又低估了对方设计圈套的智商。

那一次讲座是学术会议之前的热身。一位本校的先生带我到了举行讲座的小礼堂,并且全程陪同。我刚刚完成一篇论文,已经得到学术刊物的用稿通知。我兴致勃勃地与学生分享了这篇论文的观点。意外发生在次日的学术会议。那一位陪同我讲座的先生上台发言。他坦然地说,他已经给这一次会议提交了论文,诸位同仁可以阅读,论文的观点不再重复了。他今天要报告的是另一个新的学术观点,随即开始复述我昨天讲座的内容。

怎么可能?我大惊失色。我的座位安排在会场的第一排,与会议的报告席仅三四米的距离。我瞪大眼睛直视这位发言的先生,几有“目眦欲裂”之感,然而,他的目光掠过会场上方,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洪亮的声音稳重而自信:今天我要报告一个新的学术观点。

当时刚刚开始接轨国际学术会议惯例,通常的会议报告仅仅安排五分钟。这位先生经验不足——是不是多少还是有些许紧张?他耗费了一些时间在外围盘旋,接触核心观点的时候时间已经告罄。会议的主持是一位资深的大人物。他转身对这位先生说:你超时了,再给你半分钟。这位先生愣了一下,又结结巴巴地从头说起。过了一小会,主持人毫不客气地打断——时间用完了。这位先生有些尴尬地离开报告席,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悄悄评估一下,似乎没有人听明白他想说什么。学术观点失而复得,两天之内的紧张往返只有两个当事人心知肚明。

我再也没有与这位先生谋面。事后至少有那么几天,我的诧异远远超过了愤怒:各种“巧取”仅仅是幕后的勾当。如此笨拙地当面“豪夺”,是不是有些像我在公共汽车上遇到的那一位?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迟钝:学术会议报告的学术观点视同发表。这种及时而巧妙的拦截没有任何风险——不存在一篇事先发表的论文作为剽窃的证据。如果我气呼呼地提出抗议,“贼喊捉贼”的埋伏圈已经安排就绪:舆论留给我的角色多半是后者。

另一个故事也是由一场讲座引起。为了证明遭遇的圈套并非简单的“美人计”,我首先必须指出,那位年轻的女出纳不怎么漂亮。否则,事后我怎么一点也想不起她的长相?

应邀到异地的培训班做一个讲座,住在培训基地的宾馆。讲座完成之后,循例要给一小笔讲课的酬劳。午休时分,女出纳敲门送来了讲课费。这个时段到访似乎有那么一丝暧昧的气息。四处无人,走廊尽头值班的服务员也溜得无影无踪,一张靠背椅空在那儿。女出纳坐下之后开朗地说笑,聊了一会儿当地的风土人情。她说到过我居住的城市,说得出城市附近的一座名山,而且知道山上的好茶远近闻名。

无拘无束地交谈一阵,她从拎包里取出一个信封搁在桌上,客气地请我点一点里面的讲课费。我当然不肯像庸俗的小市民那样当面点钱,连声说:“不用!不用!”这时,多看一眼桌上的信封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片刻之后她起身告辞。走了两步,她突然一拍脑门:“我老公总是说我糊涂,动不动就点错钱。我当出纳可是赔了不少钱。这份讲课费刚才也忘了点一下。”她返身拿起桌上的信封,抽出里面的纸币点了一遍说:“你看你看,又弄错了,多了三百。幸好认真一些。”她抽走了三百元,然后笑眯眯地走了。

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我要出门参加另一场座谈。离开之前,我想把桌上的信封收起来,下午服务员要来收拾房间。拿起信封的时候,心里突然出现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打开信封将里面的钱点一下。按照约定的讲课费,信封里恰好少了三百。我愣了一会忽然醒悟过来:刚才的每一个环节都显示出精心设计的痕迹。

出门前往会场的时候,突然见到女出纳与一批人有说有笑地从另一条走廊过来。我迎上前去,想让她解释一下。她的脸微微一别,俯头与身边的人亲切地说着什么,丝毫没有流露出认识我的迹象。我及时地收住莽撞的步子,同时意识到要求解释的冲动多么愚蠢。

我的内心深处的确隐藏一个模糊的期望——的确希望女出纳是一个马马虎虎的人,抽走三百元恰恰是由于她刚才点错了。可是,她的巧妙回避是一记清晰的证据,不言自明。幸好没有当众叫住她,对质估计只能收获可笑的难堪。

真的,那位年轻的女出纳不怎么漂亮。我又把这句话重复一遍,决不是因为怀恨在心而刻薄一下,而是想表达一个小小的感叹:如果她是一个美人,天下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呢。

南 帆 ,现居福州。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出版学术著作,散文集多种。先后获鲁迅文学奖散文奖与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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