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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易竹贤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与苏雪林论鲁迅(1)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新文学的开山和奠基者鲁迅在上海逝世。全国人民立即沉浸在深沉巨大的悲哀里。人民大众为鲁迅举行了极隆重的国民葬,在他的棺上覆盖着“民族魂”白底黑字的旗子。对鲁迅先生的评价,这三个字也许比千万言的论文更实际,更崇高,更有份量。鲁迅的伟大思想和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将永远放射不灭的光辉。
然而,当时武汉大学有苏雪林其人者,于鲁迅逝世后不久,即致书胡适,宣布要“向鲁党挑战”,恶毒攻击鲁迅。她简直像一个没有教养的泼妇人那样,破口谩骂鲁迅是什么“刻骨残毒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①苏氏还将她写给蔡元培先生的一封信稿寄给胡适看,征求胡适的意见。这封信埋怨、指斥蔡先生,不应该参加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不该主持鲁迅的葬仪,不该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筹委。其中,公开攻击共产党和左翼文化,为国民党政府辩护,为被鲁迅批评的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和胡适抱不平。而对于鲁迅的攻击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什么“腰缠久已累累”,“身拥百万之产”啦;什么“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啦;什么“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啦;甚至把处在国民党压迫和“围剿”之下的鲁迅,说成是什么“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凡此种种,无非是造谣、毁谤、谩骂,实为稍具良知的文人所不耻的下流行径。②
这年12月初,胡适从美国回来。过南京时,便听人说起苏雪林给蔡元培先生写的信。回到北平后,才捡出苏氏的这两封长信来,细细读了,也写了一封长长的复信。胡适想起近十年来,鲁迅对他常有批评,心里自然很不愉快;特别是鲁迅斥骂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向侵略者“出卖灵魂”,他更觉得有些冤屈和愤慨。③因此,对于苏女士的愤慨,便也引起共鸣,很表同情。但胡适却又是个很讲个人修养的人。他觉得不应该攻击对方的私人行为,因此在信里批评了苏女士谩骂鲁迅的态度。他写道: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④
胡适不仅自己一直没有发表过攻击鲁迅的文字;即使在这封私人通信里,他也只用了“狺狺”一个意气词语,而且着重的还是责备苏氏的“恶腔调”,劝她客观地持平论人。
论及鲁迅,胡适想起了自己一直佩服的鲁迅的创作小说和小说史,也想起了陈源诬鲁迅的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一桩公案。⑤他虽然认鲁迅为“敌党”,但觉得立论也应“持平”,说: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按,即陈源)
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
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⑥
一般说来,私人通信比较能反映人们的真实思想和情感。胡适在鲁迅逝世后写的这封信,对苏雪林的批评,对鲁迅的评价,虽不脱官方学者的见识,却是诚恳的。作为资产阶级的学者,他的个人修养确有令人佩服的地方。
对胡适先生自称“受业”的苏雪林,即使在这一方面,也不如乃师远甚。虽然也承认她致蔡元培先生的信,“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多‘旧文学恶腔调’”;但她还是固执己见,将这信在杂志上公开发表,还悻悻地辩解说:“然指斥鲁迅罪恶,自问尚属切当。”既为“恶腔调”,何切当之有呢?后来,苏氏逃亡台湾岛,治古文学,俨然学者风度;独于论鲁迅,却脱不了30年代的恶腔调,⑦岂不有负于胡适之先生的教诲!
①苏雪林1936年11月18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25~331页。
②苏雪林致蔡元培信,初稿作于1936年11月12日。给胡适的一份信稿上,苏自注云:“此信文句尚须改动,盖初稿也。”(见上书第331至335页。)修改稿载《奔涛》半月刊第1卷第2期,信末有苏的自跋,云:“此书乃去冬11月间所作,因不知蔡先生上海通信处,托南京某先生代转。某先生以书中措词过于狂直,恐伤蔡先生之意,抑压月余,及蔡先生生病,乃来函劝余慎重考虑。不久西安变作,余亦浑忘鲁迅之事,故此书始终未入蔡先生之目也。此书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多‘旧文学恶腔调’,然指斥鲁迅罪恶,自问尚属切当,故刊残稿于此,聊存当日一段公案云尔。”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与苏雪林论鲁迅(2)
③鲁迅晚年对胡适的批评,有正确并含规劝的,也有片面的或不对的。如1931年10月,胡适奉召谒蒋,鲁迅曾作《知难行难》一文,把胡适见蒋介石与见废帝溥仪联系起来,谓一个“称皇上”,一个“称主席”,于幽默风趣中含有警醒规劝之意。而1933年3月的《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斥骂胡适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向侵略者“出卖灵魂”,则完全是断章取义,错误的攻击。此文系瞿秋白所作,借鲁迅的笔名发表,虽经鲁迅看过,却明显是瞿氏思想政治上极左路线的产物,自然也可见鲁迅多少亦受瞿氏思想的影响。(三版注)④胡适1936年12月14日致苏雪林信(稿),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39页。
⑤陈源(西滢)在《现代评论》第2卷第50期(1925年11月21日出版),发表《闲话》说:“可是,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见《西滢闲话》,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2月3版,第210页。
后来,陈源又在《致志摩》里说:“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鲁迅写了《不是信》给予驳斥。见《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229~230页。
⑥同注④。
⑦苏雪林致蔡元培信,于1937年2月发表于《奔涛》半月刊第1卷第2期,题为《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文字有较多改动,而谩骂的态度和词句不仅不改,犹有过之。逃亡台湾岛后,又出版了一本《鲁迅论》,继续她的反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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