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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易竹贤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中公校长偶作冰人(1)
1928年3月,正当《新月》在黄浦江边升起的时候,上海吴淞海边的中国公学发生风潮,至4月底尚未解决,校长何鲁辞职。校董会推胡适继任,希望他能出面维持,平息风潮。胡适因母校的关系,慨然允诺,于4月30日就任中公校长。
胡适接长中国公学以后,颇多兴革。当时的中国,既缺人才,又缺经费,很难办一个完善的大规模的大学。中公经费更是异常困窘,濒于破产的境地,却设有文、商、法、理工4院,17学系,而学生仅三百余人。胡适觉得非裁并改革不可。他在所作校史中说:
我们觉得何鲁先生任内所定学科组织的规模太大了,不是公学的经济状况能负担的,故自十七年暑假起,裁撤工学院与法学院,其余学系也经裁并,改为文理学院及社会科学院,共两院,七学系。原有之商学院成为社会科学院中之商学系。
余六系为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哲学系、数理学系、史学社会学系、政治经济学系。①
这样改革,实事求是,经过一段努力,竟把学校“从破产中救了出来,使他有很大的发展”,以致兴旺发达起来了。②学生最多时达到1300余人;而全校只有会计1人,事务1人,舍监1人,职员共计仅14人。③比起今日一些机构臃肿的大学来,真可以算得上精兵简政了。
作为大学校长,胡适非常重视学生智能的培养。他在中公设立了奖学金,奖励学生读书;并积极提倡写作及各种学术研究会、演讲会等活动。胡适认为,这些活动可以引起学生读书的兴趣,帮助思想学问。他曾说:
我们相信,文字的记录可以帮助思想学问:可以使思想渐渐成条理,可以使知识循序渐进。……商家的账簿上往往写着“勤笔免思”;其实勤笔不是免我思想,正是助我思想。④
在胡适的提倡与鼓励之下,学校创办了《吴淞月刊》,学生中也办起了《野马》等许多刊物,出现了一种自由、主动、活泼的读书风气。
胡适也相当重视体育,曾亲自为全校运动会写了一首短歌:
健儿们大家上前。
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
胜固然可喜,败亦欣然。
健儿们大家上前。
健儿们大家齐来。
全体的光荣,要我们担戴。
要光荣的胜,光荣的败。
健儿们大家齐来。⑤
他所看重的不仅是学生体格的锻炼,而且重视运动场上对学生品格的培养,希望青年们养成一种堂堂正正的运动员风度。
对于校中成绩突出的青年学生,胡适非常热心培养扶持,甚至有些偏爱,却也相当严格。当时文理学院的学生罗尔纲,平时一点也不活跃,在校中无声无息。但他成绩优秀,得过学校首届奖学金,文化史的论文也作得不错,很得胡校长的赏识。1930年夏,罗尔纲要毕业了。毕业前夕,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介绍工作。胡适便约请罗尔纲做家庭教师,并收他做“徒弟”。罗氏在胡家先后五年,除指导祖望、思杜兄弟俩读书外,又帮助抄录整理胡铁花先生的遗集,⑥并在胡适的指导下研究史学。后来,罗尔纲写了一本《师门辱教记》的自传,记述这五年跟胡适做“徒弟”的生活,颇为亲切生动。其中写道:
我一入师门,适之师就将“不苟且”三字教训我,我以前谨遵师教。到了妻儿来北平后,为了要卖稿补助生活,一大部分文章不得不粗制滥作了。……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件痛心的事。
我十分惭愧,又十分感激,当我每次发表这种文章的时候,就得到适之师给我严切的教训。
据罗尔纲所记,胡适对他的几次批评确是很严厉的,但严厉之中却也能给人以启迪;而对罗氏的成绩,胡适也多有称许和鼓励。⑦罗尔纲后来研究史学颇有成就,尤为太平天国史的著名学者。他自己认为,跟胡适的指导与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吴晗,当年名春晗,也在中国公学念书,也是胡适的一个得意门生。在胡适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时,吴晗得到胡适的指导和帮助,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也得到胡校长的赏识。后来,胡适被迫离开中公,吴晗也离校北上,考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胡适又介绍他在学校谋得当“工读生”
的机会,解决了经济困难;又亲书一副对联送给他,写着: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多谈问题,少谈主义。
胡适还写信勉励吴晗,要他“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并在《大公报》上撰文,希望大学生们以吴晗为榜样,“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吴晗那时确也深受胡适的影响,不仅把胡适送的对联挂在自己的房间里,也给胡适办的《独立评论》写文章,并且按照胡适的指导和要求,成了专治明史的著名学者。⑧但是,吴晗是一个热血青年,看到黑暗腐败的现实,他怎么坐得下图书馆而无动于衷呢?他给胡适写信,说:
处在现今的时局中,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也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
他这些痛苦,不敢“向有党籍的人吐露”,因此向胡适倾诉,说自己“过去备受先生的训诲指导”,也希这时能给他“指示一条应走的路”。⑨胡适却难以为力。后来吴晗思想转变,走上了与胡适相反的道路,成为一位坚强的民主斗士。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中公校长偶作冰人(2)
当时中国公学的学生中,还有一位吴健雄女士。后来她留学美国,胡适对她仍经常关心指导。她终于成了名满天下的物理学家,胡适常常以有这样的学生而自豪。⑩吴健雄呢,对胡适的教导也终生不忘。1985年,她应邀回祖国参加母校南京大学校庆纪念,对青年后生谈治学经验时,犹说到胡适先生对她的教导和关心,是她后来积极进取的动力。
为了培养学生,大学最重要的是要聘请好的教授。胡适接长中公以后,虽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是努力延聘,罗致了一批英美留学生到校任教,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授较为齐整。他聘请教授,有蔡元培的作风,不限资格,不分派系。如中国文学系,有王运的弟子马宗霍教先秦文学与《说文》,有左派作家白薇教戏剧,有陆侃如、冯沅君教古典诗词考释,有郑振铎、梁实秋教西洋文学等等,还有年轻作家沈从文教小说创作。又聘请高一涵先生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胡适自兼文理学院院长,还兼授“文化史”一门课程。他每周除了来校上课,洽商校务及主持各种会议和活动之外,大部分时间仍住在沪西极司斐而路寓所,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在任中公校长的两年间,出版了《白话文学史》上卷,《庐山游记》、《人权论集》,编校了《神会和尚遗集》,还写了收在《胡适文存三集》里的许多文章。这样一位饱学而勤奋的校长,在研究和写作方面有这许多成果,对教员,对学生,对学校的学风,将会产生怎样良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胡适不拘资历,破格延聘沈从文来校任教,在中国公学曾传为美谈。
沈从文,湖南凤凰人。只念过小学,大兵出身。后来刻苦自修,创作小说,多发表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上,成了《现代评论》的一个台柱作家,颇得读者的喜爱。1928年春天,沈从文来到上海,与丁玲、胡也频夫妇合办《红黑》杂志和红黑出版社。他们三人有很深的友谊。后来胡也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杀害,沈从文曾多方奔走,协助丁玲设法营救。但据沈的好友丁玲女士说:
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有些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
那时候,教授的社会地位远比作家高,因为自学可以当作家,搞创作;却很难成学问家,当教授。沈从文也想当教授。但他没有学历,小说虽然写得好,却不能算学问,因此难进大学的门槛。
胡适原来就器重沈从文,出任中公校长后,便聘请他来校教“小说习作”,破格提拔他当了教授。沈从文讷于言辞,小时候读书也很不认真;但教书却很认真。
为了给学生作习题举例,他随时用不同的艺术手法,写了表现不同生活题材的许多作品,在艺术上作了多方面的探求。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新月》杂志和《小说月报》上,是他在中公教书的一项大收获。
沈从文在中公的最大收获,是找到了他的终身伴侣——夫人张兆和女士。据说这事也与胡适校长有些关系,得到过胡适的帮助。当时中公已实行男女同校,但女同学为数不多。据中公校友回忆,张兆和女士心地善良,性格纯朴,沉静,又擅长球类体育,富健康美,被公认为中公的“校花”。许多男同学争相追求,都被她一概拒绝,不予理睬,因此都知难而退了。惟有教师沈从文锲而不舍,写了许多情书给张。她起初也不理睬,后来被缠不过,便去极司斐而路找胡校长。进门时,张女士腋下夹着一个包裹;胡适见了,笑着说:“你何必送东西呢?”她打开包裹送到校长面前,说:“不是礼物,是沈先生寄来的一大堆信。请校长你看看。”显然,张女士此行的目的,是求校长干预,回绝沈先生;并且说,“他是老师,不能对学生这样!”胡适知道了张女士的来意,便笑着说:“师生恋爱并不犯法,在外国亦是常事,校长是不能干涉的。”谈了半晌,张兆和起身告辞,胡适送她到门口,将那包信退还给她,并劝说道:“你不妨回他一封信,以后仔细观察,如认为他并无恶意,做个朋友也好。否则,婚姻是不能勉强的。”胡校长侃侃一席话,无意中做了冰人,后来沈张恋爱居然成熟,于1933年9月9日结婚了。
从此,他们俩数十年间,风风雨雨,成了同甘共苦的忠诚伴侣。
① 《中国公学校史》,原载《中公己巳级毕业纪念册》,后收入《胡适选集》“历史”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版,第1~10页。
② 中国公学校董会1930年5月15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14~15页。
③ 参看杨亮功所作《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卷第3期。
杨亮功先生是当时中国公学副校长,系胡适提名,由校董会聘任,1928年暑假中到校任职。
④ 《吴淞月刊发刊词》,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7年6月3版,卷七,第975~976页。
⑤ 这首歌作于1930年4月。后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为《尝试后集》之一首,题《中国公学运动会歌》。有人亦称之为《健儿歌》。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中公校长偶作冰人(3)
⑥胡传(铁花)的遗著,经罗尔纲整理抄录后,一直未印行。1948年12月,胡适飞离北平时带出,后带往美国。其中的“日记”与“禀启”,于1951年5月,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书名为《台湾纪录两种》;后又按日期合编为《台湾日记与禀启》,1960年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印行。以上两种版本,均署“胡传著,胡适罗尔纲校编”。
⑦据罗尔纲的“自序”及胡适的“序”和“后记”,我们可知:罗尔纲的《师门辱教记》,是1943年3月间,应当时广西省政府参议、桂林文化供应社总编辑钱实甫先生之约而写的。1944年6月,由桂林建设书店印出,“不到多少天,桂林便紧急疏散,所以在那个短促的时光内,此书还不曾得与广大的读者见面。”1945年,罗尔纲将修改本交独立出版社总经理卢吉忱(逮曾)先生,准备重印;卢请胡适写一篇序,但胡适拖到1948年8月才写,书没有印成。1952年,胡适回台湾讲学游览,顺便向卢逮曾取得此书的修改稿本,于1958年自费印出,改题书名为《师门五年记》。1963年,台北《传记文学》第3卷第3期曾选载。此处引文即据《传记文学》。
⑧参看金若年作《吴晗同志事略》,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吴晗与“海瑞罢官”》一书,1979年8月1版,第115~116页及121页。
⑨吴春晗1932年1月30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102~104页。(三版注)
⑩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下午,在为欢迎新老院士而举行的酒会上,胡适致辞,中说:
我对于物理学是一窍不通,却有两个学生是名满天下的物理家。一位是当年北大物理学系主任饶毓泰,一位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算起该是“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的,也是值得自豪的。(《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207页。)
讲完这些话不久,酒会结束时,他心脏病猝发倒地,便去世了。
参看方延明写的“人物专访”《重返母校,寄语后生——吴健雄教授谈治学》,载1985年7月18日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
吴健雄女士,原就读于中国公学,后转入中央大学,解放后改称南京大学。故中国公学、南京大学均为吴健雄女士的母校。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1950年11月,载《胡也频小说选集》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9页。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的教职,据当时的副校长回忆是“教授”,参见注③;但当时中公的学生李雄回忆,又说沈是“讲师”(《敬悼胡适之先生》,载台北《畅流》半月刊第25卷第3期)。大陆学人尹在勤著《新月派评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说到何其芳在上海中国公学念书时,曾受沈从文的影响和赏识,其中也说沈“当时在该校任讲师”,不知何据。笔者不便以这等事去询问沈先生,姑从杨说,亦存李尹二说以备考。
参看李雄《敬悼胡适之先生》及程外《沈从文与胡适》(载《自由人》1957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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