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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易竹贤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国粹”与“国渣”(1)
1919年初,作为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异常尖锐,出现了“新潮社”与“国故社”的对立。一方响应《新青年》,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一方则反对《新青年》,维护旧文化、旧思想,壁垒分明,两相对峙。国故社出版的《国故》月刊,第1期就亮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旗子,以“保存国粹”为宗旨,向新文化运动挑战。
那么,新文化要不要“国故”,怎样对待“国故”呢?这是新文化倡导者们当日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是新潮社的毛子水和傅斯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新潮》第1卷5号上,发表了毛子水写的《国故和科学精神》一文。作者指出,近来守旧派研究国故,“既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只是“抱残守缺”而已;他认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精神”,将国故加以“整理”。傅斯年在这篇文章末尾写了“附识”,进一步明确指出了研究国故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是“整理国故”,一是“追摹国故”;正确的态度是“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来整理国故。于是,《新潮》与《国故》之间,展开了关于“整理国故”的一次小小的论争。①
新潮社最早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问题,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在很不圆满;他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显然还缺乏认识,以为整理国故“没有多大的益处”。真正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和必要性,并把“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的,是他们的老师和顾问胡适。
这年8月,胡适写了关于整理国故答毛子水的一封信。②他一方面赞成并支持毛子水提出的用科学精神来整理国故的主张;另一方面又批评了他们从“有用无用”
的狭隘功利主义出发,不重视整理国故的缺点。胡适指出:
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
他主张“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甚至认为“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胡适充分估计到了整理国故的重要性和学术文化价值,却显然又过分夸大了它的社会意义。
到了11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③一文中,便把“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正式提出来了。这篇文章的标题下,排列着四句口号:
研究问题 输入学理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这便是胡适所理解的“新思潮的意义”的全部内容。别的我们暂且不论,只来看看他关于整理国故的观点。他说:
新思潮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
胡适很明确,是把“整理国故”当作新思潮的一个口号,当作对于旧有文化的一种积极态度,当作“再造文明”的一种手段,因而与守旧派的“保存国粹”论有着根本的不同。
对于国故,胡适认为不仅有“国粹”,也有“国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要分清“国粹”与“国渣”;不了解“国渣”,也不会懂得“国粹”。他曾经嘲笑那些国粹党,其实并不懂得什么是“国粹”,说:
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怎么整理呢?胡适提出的总原则,便是“评判的态度”。他借用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即是说要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进行研究整理,来重新估定一切旧文化的价值。具体的方法和步骤也提出来了: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寻出每种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第三步是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弄清古人的真意义;第四步才是综合,“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这些意见和方法,显然与守旧的国粹家们分道扬镳;而且,也是新潮社毛子水诸人所望尘莫及的。
但是,胡适对整理国故的艰难,这一工作的分量,开初也是估计不足的;他本人也并未打算具体来做这件事。他在1922年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从前我们以为整理旧书的事,可以让第二、三流学者去做。至今我们晓得这话错了。二千年来,多少第一流的学者毕生做此事,还没有好成绩;二千年的“传说”(Tradition)的斤两,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汉,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④他这时已经认识到,整理国故是要与历史的因袭和传统作战,非大力汉担当不起;他自己决心做这样的大力汉了。
这年秋天,北京大学议决要办一种《国学季刊》,胡适被举为编辑委员会的主任。10月审稿,11月付印,次年1月创刊号便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一本研究国学的刊物,却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版面是由左向右横排,文章全部使用新式标点。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国粹”与“国渣”(2)
在当时的确使人耳目一新。创刊号登载的《发刊宣言》,是由胡适撰写的。其中首先总结了清代三百年间汉学研究的成绩和缺点;在这个基础上,对研究国故的原则和方法,作了更深入系统的阐述,可以说是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一篇完整的宣言。他特别进一步发挥了“还本来面目”的观点,说:
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⑤
胡适说这是一种“历史的眼光”,它要求既尊重历史,“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又要把历史文化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去评价其是非功过。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点,并吸取了清代汉学家们的治学经验,和复古派“保存国粹”论,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了。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胡适在《宣言》中提倡“比较研究”,反对学术上闭关自守。他说:
向来的学者误认“国学”的“国”字是国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认“比较的研究”
的功用。……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⑥
他主张“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存比较研究的虚心”,向西方学习科学方法,博采欧美学术的成绩作参考比较的材料。这种见解,不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今天也不失其参考的价值。
自从胡适号召整理国故以后,几年之内,几乎形成了一种运动。中国传统小说和古代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开创了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国故学的新局面。在具体实践中,自然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弊端。原因自然很复杂,而与胡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些弊端也是分不开的。他和新潮社的人们提出整理国故,正当五四运动的高潮。胡适在这时候,竟说什么“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未免过甚其词,蛊惑人心;他又给青年人大开“国学书目”,演说《中学国文的教授》,要求青年学生读大量的古文,写作文言文。⑦这就难免在客观上引诱一些幼稚青年脱离现实斗争,踱进研究室去钻故纸堆。这却是胡适始料所不及的罢。
① 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发表后不久,《国故》第3期(1919年5月出版)即发表张煊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于是《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出版)又发表毛子水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
② 胡适的这封信,原附载于《新潮》第2卷第1号毛子水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一文的后面;后收入《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版,卷二,题为《论国故学——答毛子水》。
③ 《新思潮的意义》作于1919年11月1日,原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同年12月1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④ 《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一版,下册,第445页。
⑤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作于1922年11月5日至16日,18日改定(据《胡适的日记》),原载该刊第1卷第1号;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版,卷一。引文据1929年3月6版,第12~13页。
⑥ 同上书第23~24页。
⑦ 1920年,胡适演说《中学国文的教授》(稿载《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主张中学古文教学的时间为国语文的三倍,要求中学生“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选读《老子》、《论语》到桐城派古文二三百篇,还必须“自修”读完史书、子书及文学专集等15种,约计1050卷。胡适自己也承认古文功课“竟比从前增多了十倍”!
1923年初,胡适又给青年学生开一个“国学书目”,多达158种,仅其中“文学史之部”所列78种书,估计总数在一千册以上。胡适还说是“最低限度的”。连梁启超也说“叫人从何读起?”(《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原载《读书杂志》第7期,1923年3月4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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