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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易竹贤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国哲学史”(1)
打孔家店,倡新文化,在当时有《新青年》团体结成阵线,因而声势不凡,影响及于全国。而要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站住脚根,却全靠每个人的学问本事。
胡适1917年到北京大学,9月开学后,即教授“中国哲学史”及“英国文学”等几门功课,开始自编“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原来北大教中国哲学史的,是一位陈姓的老先生。他是一位博洽的学者,课堂上旁征博引,资料很丰富,但十分守旧。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有的学生问他,照这样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回答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这就是当年教授讲课的风气。
现在,一个新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要在北大教课,而且教中国哲学史这样的重头课,能行吗?学生们有些怀疑,守旧的学生说“胡适胆大脸厚”;教师中间就更不待讲,有的干脆等着看胡适的笑话。
果然,讲义一发下来,名称是“中国哲学史大纲”,那位陈老先生看了,便笑不可抑地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其实这位陈老先生倒是真的不通,哲学史是史,怎么会是“哲学的大纲”呢?①胡适开始讲课了。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记述道:
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②
不以为然的学生,在私下纷纷议论,说胡适居然大胆,想绞断中国哲学史,简直是“思想造反”!他们想,赶走他罢,但又拿不定把握。于是,去找当时在同学中颇有声望的傅斯年,请他来听胡适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傅斯年来听了几次,听出了一点门道,就对同学们说:
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③
傅君几句话,果然保护胡适过了关。
那么,胡适教中国哲学史,走的“这一条路”是什么样的路呢?他走的是一条新路,一条开拓性的新路。原来教这门课的教授们,都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哲学史家的范围。从三皇五帝讲起,大量的经典注疏,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资料,漫无际涯,使学生如堕五里雾中,看不清道路,摸不着头绪。胡适第一次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删去那些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直从老子孔子讲起,并尽力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著作思想的一点系统,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因此,他教的课,发的讲义,都让学生耳目一新。当年北大哲学系三年级学生,现今已是著名哲学史学者的冯友兰老先生,最近回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并评价说:
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④
于是,选修胡适功课的学生渐渐多起来了;北大学生之外,其他大学的学生也多来旁听。后来竟改在第一院的大教室里上课了。
教完一年的课,《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讲义也编印出来了。这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加以增改扩充而成。全书共12篇,10余万字。1918年7月,经过整理;8月,蔡元培先生为作序;1919年2月,便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胡适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甚至在各种专史以至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书,一部划时代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⑤蔡元培先生在序文中说:
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蔡先生给胡适这部著作以很高的评价,指出它有四种特长:第一是证明的方法,即是说他的《大纲》用汉学家的方法,考实哲学家生存的时代,遗著的真伪,及所用的辩证的方法,“为后来学者开无数法门”。第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是所谓“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既不是儒非墨,也不是墨非儒,而认为“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第四是系统的方法,即是用发展的观点,系统的方法,研究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
不久,在《答林君琴南函》里,蔡先生又说:
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⑦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国哲学史”(2)
蔡元培这样高度赞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来看,决非溢美之辞。而蔡氏以前清翰林出身和北大校长的地位,对胡适著作的这种热情肯定和赞扬,无疑是对胡适的极大支持,也是对学术界新思想和新成果的极大支持。
据冯友兰先生回忆,胡适的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看来,还有很特别的一点: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⑧
蔡元培、冯友兰两位先生的见解,自然都很有道理。除此之外,我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本书全用白话”,并采用新式的“句读符号和他种文字符号”,即新式标点符号。这在我国学术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创举。⑨当时又正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守旧的人们以为,提倡白话者,大约都是不会写文言文,不能读古书的人,故要借白话以藏拙。不料《中国哲学史大纲》竟全用白话和新式标点,提倡白话的胡适竟能读古书,而且“了解古书的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这不啻是对守旧派国故家们的一种示威,增强了白话文运动的声势。
《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出版,便不胫而走,轰动一时,不过两月就再版了。随着这部书的问世,胡适真是“暴得大名”,不仅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站稳了脚根,而且在中国学术史上也占得了一个位置。
年轻的胡适教授,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于是也更大了。1918年12月3日,北大学生成立“新潮社”,便约请胡适为顾问。第二年1月,即刊出《新潮》杂志,成为《新青年》的一个得力助手。新潮社的主干,便是前面提到的傅斯年。
他原来也是“黄门侍郎”,即是守旧的国故大师黄侃(季刚)先生的得意门生。胡适也承认他学问根柢不错。后来傅氏倾向于新思潮,到1919年,便完全转变到新文化阵营一边来了。当时陈独秀还有些怀疑,曾向周作人说:“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后来的事实证明,不仅不是“细作”,而且正说明新文化及倡导者们的思想、学问、文章,对有志青年的巨大吸引力,且为新文化营垒增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生力军。⑩傅斯年从那时起,便投效胡适门下。1920年初,便因胡适之力,官费出洋,留学于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得到了深造的机会。傅斯年到英国后,曾给胡适写信,中说:
先生自提倡白话文以来,事业之成就,自别人看之实在可惊,然若自己觉得可惊,则人之天性,本是以成就而自喜,以自喜而忽于未来之大业。所以兴致高与思想深每每为敌。人性最宜于因迫而进,而惯怠于实至名归之时。……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多,因此感极,所念甚多。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
这样的直言规谏,也可以见出他们师生相契,真成了莫逆的朋友。
后来,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一班人,在政治见解与学术思想上都追踪胡氏,亦步亦趋,是所谓“胡适派系”的中坚;又终于都在大陆解放前夕,逃亡海外,埋骨在台湾孤岛上。这都不是偶然的,然而是后话了。
① 参看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12月1版,第200页。
②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北京朴社1926年9月再版,第36页。
③ 见胡适1952年12月20日在傅斯年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载《胡适言论集》甲编,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4月版,第95~96页。他在这次讲话中,还充满感情地说道:
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④ 同注①第215页。
⑤ 1978年以来,笔者曾经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谈到胡适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的问题,肯定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用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本著作,筚路蓝缕,与《白话文学史》同样具有开创的意义;而在今天看来,又同样难免幼稚之处,并且同样是未完待续的“半部书”。
近年读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其中评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说:
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出版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那就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于1917年到北京大学,暑假后开学,他就担任了哲学系一年级的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当时印发讲义,到1919年2月,就正式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这部书前面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中略)蔡元培给这部书以这样高的评价,就当时学术界的水平来说,并非溢美。(第213~214页)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国哲学史”(3)
冯先生是我国哲学界的著名学者,他如此批评,使笔者得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冯先生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许多精辟的分析与评论,读者可参看《三松堂自序》第213~217页。
⑥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见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版,卷首。现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187~189页。
⑦蔡元培《答林君琴南函》,作于1919年3月18日,载同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3月18日及4月1日《公言报》;《新潮》杂志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出版。现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此处引文见第271页。
⑧同注①第215~216页。
⑨胡适之前,有梁启超先生用“新文体”写作政论和学术文章,但那只是浅近文言,或介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改良体。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才是正式用白话和新式标点写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1918年7月15日,胡适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凡例”,共四条。第三条说“本书全用白话,但引用古书,还用原文”。第四条是“本书所用的句读符号和他种文字符号,列表如下”。共列符号12种,并有说明及例句,基本上与今日所用的标点符号无大的差别了。
⑩参看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二八 每周评论(上)”。
《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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