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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易竹贤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学” 1904-1910作者、编者、记者(1)
1906年夏天,胡适考入新成立的中国公学。
这所学校,是清末留日的中国学生回上海创办的。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1月2日,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一个“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我留日学生认为是侮辱中国,便议决罢课抗议,全体归国。当时回到上海的留日学生多达三千余人,遂发起筹创一个理想的学校,使大家能继续学业。“因为这学校含有对外的意义,归国学生又有13省人之多,故名‘中国公学’。”①1906年2月,租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北首的民房为校舍,便正式开学了。
胡适搬进这个学校,看那些同学,有的剪了辫子,穿着和服,拖一双木屐,一身日本装束;有的戴着眼镜,捧着个水烟袋,完全是内地绅士气派。他们的年纪都比胡适大,有许多人是革命党,在学校里组织革命团体,进行革命活动。有些激进的同学,往往还强迫那些有辫子的同学剪辫子。他们把胡适看作小弟弟,也就没有强迫他剪辫,让他脑后那根小辫子一直翘翘的拖着。
与胡适同寝室住的,有一个钟文恢,号古愚,江西人,约莫二三十岁年纪,留着一撮小胡子,所以人们都叫他钟胡子。他们组织了一个竞业学会,会址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北四川路厚福里。钟胡子是会长,他介绍胡适入了会。
竞业学会的第一件事业就是创办一个白话的旬报,就叫做《竞业旬报》。他们请了一位傅君剑先生(号钝根)来做编辑。旬报的宗旨,傅君说,共有四项: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主张自治。其实这都是门面话,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他们的意思是要“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所以决定用白话文。

钟胡子见胡适常看小说,又能作古文,就向他约稿,劝他为旬报写白话文章。于是,在这年9月11日出版的第一期旬报上,便登出了胡适生平的第一篇白话文章——《地理学》。讲的是“地球是圆的”一类通俗的地理学知识。从此,他成了《竞业旬报》的作者。
既然是作者,按文人惯例,就得有一个以至几个讲究的笔名和别号。胡适当时正读《老子》,读到第33章头几句: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
觉得这“自胜者”四个字好极了,就取别号叫“希”;又称“期自胜生”,即以此为他第一篇白话文章的署名。稍后,又从他父亲字铁花,为自己取笔名“铁儿”、“铁”,音转为“蝶儿”、“蝶”等。在《竞业旬报》上,也开始使用“适”“适之”的名字,及“适”的别号,还用过“”、“冬心”、“溟游”等一些笔名,多到十几个,很有一点作家派头了。
发表《地理学》以后,胡适的胆子大起来,忽然动心思做小说,而且一开始就做长篇,用章回体。小说的题目定为“真如岛”,拟定了40回的回目,他便动手创作。从旬报第3期开始连载,第1回的题目是:
虞善人疑心致疾 孙绍武正论祛迷写的是一个“破除迷信,开通民智”的故事。他尽量发挥他在家乡和上海学到的一点科学知识,大力攻击宗教迷信。如第八回,写书中主人公孙绍武谈他对“因果”的看法:
这“因果”二字,很难说的。从前有人说,“譬如窗外这一树花儿,枝枝朵朵都是一样,何曾有什么好歹善恶的分别?不多一会,起了一阵狂风,把一树花吹一个“花落花飞飞满天”,那许多花朵,有的吹上帘栊,落在锦茵之上;有的吹出墙外,落在粪溷之中。这落花的好歹不同,难道好说是这几枝花的善恶报应不成?”
这话很是,但是我的意思却还不止此。大约这因果二字是有的。有了一个因,必收一个果。譬如吃饭自然会饱,吃酒自然会醉。有了吃饭吃酒两件原因,自然会生出醉饱两个结果来。但是吃饭是饭的作用生出饱来,种瓜是瓜的作用生出新瓜来。其中并没有什么人为之主宰。如果有什么人为主宰,什么上帝哪,菩萨哪,既能罚恶人于既作孽之后,为什么不能禁之于未作孽之前呢?……“天”要是真有这么大的能力,何不把天下的人个个都成了善人呢?“天”既生了恶人,让他在世间作恶,后来又叫他受许多报应,这可不是书上说的“出尔反尔”么?……总而言之,“天”既不能使人不作恶,便不能罚那恶人。……这种议论,实际上还是胡适小时候所受范缜、司马光的思想影响。落花一段生动譬喻,便全是引范缜的话,只是翻译成了白话文。③今天看来,这种无神论的说教,不仅道理很浅薄,艺术上也很幼稚。但在80多年前,老百姓以至王公贵族多信神佛的旧时代,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而胡适所作的这些白话文字,一起手就明白晓畅,很不错的了。
《真如岛》陆陆续续在旬报上连载,续至第11回便停止了,没有做完。这是胡适生平所作的惟一长篇小说,也是他的第一个未完成的“半部书”。
1908年7月,胡适由投稿的作者,变成了刊物的编者和记者,旬报从第24期以下归他编辑,文章也写得更多了。他的兴趣很广泛,青年人精力又充沛,简直什么文章都写。他不仅写长篇,也写短篇小说,写传记,写诗歌词曲,也写社说、论说、丛谈、札记,也兼作翻译,还充当记者,采写时闻和时评。有时候,全期的文字,从论说到时闻,差不多都是他包做的。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学” 1904-1910作者、编者、记者(2)
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胡适的思想很活跃,表现为一种早期的全面萌发的状态。如反对迷信的无神论;④反对家族承继习俗的“无后主义”;⑤既要父母主婚,又要子女有权干预的折中的婚姻观;⑥重视教育,看重文艺的社会教育作用,⑦等等。而其中值得重视的,是胡适这时期的爱国论。他写过一篇书评《读爱国二童子传》,⑧介绍小说《爱国二童子传》,指出那书“真可以激发国民的自治思想,实业思想,爱国思想”。在社说《爱国》⑨一篇里,他说“国是人人都要爱的,爱国是人人本分的事”;并指出:爱国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国的光荣历史,不可忘记;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便要卑鄙龌龊,甘心作人家的牛马奴隶了。你看现在的人,把我们祖国的荣光历史忘记了,便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那里晓得他们祖宗原是很光荣的,不过到了如今,生生地给这班不争气的子孙糟蹋了,唉,可惨呀!
这种浅近的爱国论,纯朴而善良,是人人应该记得的;但也要防止盲目排外,或不敢承认中国短处的偏向。胡适后来的思想发展了,变得深刻了,他在大力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抨击中国传统文化落后腐朽时,也曾有偏激言词,带有他青年时代所指责的这样一种偏向。
胡适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的创作,有几篇传记颇有意味。其中一篇《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⑩写的是杨斯盛13岁流落到上海,“立定了脚跟吃苦,驼起了肩头做工”,辛辛苦苦几十年,积攒了几十万家财,由一个劳动者变成了大富翁,又热心公益事业,“破家兴学”的动人故事。胡适称赞杨斯盛是一位“可敬可爱,可师可法的”“大豪杰”,特为他立传表彰,也可见胡适本人多么重视教育事业,又多么看重传记文学劝善惩恶的社会功能。
另一篇《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写的是老而又老的昭君出塞和番的题材。但以往这方面的诗歌词曲,从《昭君怨》到《汉宫秋》,所写的王昭君,都是满腔幽怨,凄苦哀愁的悲剧形象。胡适却说:
我们中国几千年以来,人人都可怜王昭君出塞和番的苦趣,却没有一个人晓得赞叹王昭君的爱国苦心。
因此,他一反旧时写昭君题材的凄楚哀怨情调,要写一个“爱国女杰”的王昭君。他根据史书里的一点记载,写王昭君主动要求出塞和番。传中写到汉元帝召集宫人,问谁愿意去匈奴和亲时,——
那些宫人面面相觑,没有一个敢答应的。那时王昭君也在其内,听了皇帝的话,看了大家的情形,晓得大众的意思,都是偷安旦夕,全不顾大局的安危,心里便老大不自在。心想,我王嫱入宫已有几年了,长门之怨,自不消说。与其做个碌碌无为的上阳宫人,何如轰轰烈烈做一个和亲的公主。我自己的姿容或者能够感动匈奴的单于,使他永远做汉朝的臣子。一来呢,可以增进大汉的国威;二来呢,使两国永远休兵罢战,也免了那边境上年年生灵涂炭之苦。将来汉史上即使不说我的功勋,难道那边塞上的口碑也把我埋没了么?想到这里,更觉得这事竟是王嫱义不容辞的责任了!昭君主意已定,叹了一口气,黯然立起身来,颤巍巍地走出班来,说“臣妾王嫱愿去匈奴”。
以后,果然是“胡也宁了,汉也宁了”,汉朝与匈奴之间保持和睦亲善关系达六七十年之久。所以,胡适给王昭君戴上“爱国女杰”的桂冠,把她写成了一个关心祖国命运,关心人民疾苦,促进民族和睦的巾帼英雄。这是对二千年前汉家女儿王昭君最早作的比较公正的评价。
《竞业旬报》出到第40期停刊。胡适对这一段既当作者,又当编辑,兼做记者的事业,自己作了一个总结: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

① 《中国公学校史》,原载《中国公学己巳级毕业纪念刊》,后收入《胡适选集》“历史”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
② 《四十自述》“在上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60页。
③ 《梁书》卷四十八“儒林”范缜本传,记范缜与萧子良论辩佛法因果。《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六亦记此事,文字稍有异同。参看第1章第5节注②。
④ 除了小说《真如岛》宣传破除迷信之外,胡适还写有社说《论毁除神佛》(载《竞业旬报》第25期)及《无鬼丛话》若干则(陆续载《竞业旬报》第25至第32期)。
⑤ 参看胡适的《论承继之不近人情》,原载《安徽白话报》;《竞业旬报》第29期转载,注“选稿”字样,未署名。
⑥ 参看胡适的《婚姻篇》,载《竞业旬报》第24、25期,署名“铁儿”。
⑦ 参看胡适的《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载《竞业旬报》第25期,后收入《胡适选集》“人物”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
⑧ 载《竞业旬报》第28期,署名适。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学” 1904-1910作者、编者、记者(3)
⑨ 载《竞业旬报》第34期,署名铁儿。
⑩ 载《竞业旬报》第25期,署名适之;后收入《胡适选集》“人物”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
载《竞业旬报》第32期,署名铁儿。 关于王昭君出塞和亲的事,最初见于班固的《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事在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
范晔《后汉书》卷一百十九《南匈奴传》也记有此事,说: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阙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阙氏焉。
其中“请掖庭令求行”的话,便是胡适写王昭君主动要求出塞和亲的历史根据。
胡适的《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发表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10月11日出版的《竞业旬报》第32期,是最早从爱国和民族团结和睦的角度肯定王昭君的作品。过了约半个世纪,董必武作《过昭君墓》七绝一首,也肯定昭君的和亲,诗云: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
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
到了70年之后的1979年,曹禺作五幕历史剧《王昭君》,着重描写昭君为民族团结事业所作的贡献,塑造了一个关心祖国命运和民族团结的英雄美人形象。这些都是对王昭君的新评价。
《四十自述》“在上海(二)”,上海亚东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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