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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门”的匾额背面,竟然镌刻着“大明门”三枚大字,孙中山的计划只得作罢

1912年的一个秋日,北京皇城正南门下方,声势浩大,搭起了高高的架子,几个石匠蹑手蹑脚地爬了上去,小心翼翼地将“大清门”的沉重石匾拆了下来。

然而,正当他们回到地面,商讨起他们的计量时,倏地,两人将那匾额翻了过来,众人却一齐对着匾额发愣,看傻了眼。

这块“大清门”的匾额背面,竟然镌刻着“大明门”三枚大字,见此情形,孙中山原本的计划也只得作罢。

孙中山想把大清门改成中华门,牌匾拆除后,看到背面却不改了

翻云覆雨,改朝换代:从“大明门”到“大清门”

提起老北京城,少不了走走看看那古城墙和城门,它们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风雨骤变,朝更城旧,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见证着政治、历史的变迁。

滚滚长河,终将洗净颓靡,焕发新颜。

一般而言,新朝的开辟者虽然对旧朝臣子、嫔妃、王公贵族都吹胡子瞪眼,没个好脸色,但操着“死物无罪”的话头,大都不愿意在开国之初大肆破坏、拆除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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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劳民伤财,早晚得新建,届时又是伐木开矿,又是招募工匠——且不说拆毁工程也要雇佣工匠。

因此,新主入朝,一为朝廷换血,二为政策换血,三则为衣食住行、理政办公等场所——换个装修。

其中,更换匾额是新朝必做的一项工事,其远远算不上劳民伤财,但又可以充分昭显其归属易主,历史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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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门,始建于1417年,即明永乐十五年。

大明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国号为名的城门,它被誉为“三朝五门”的第一门,座设于宫廷广场的最南端,若以明人论调,这座城门是京都皇城第一门。

许多城门的名字都喜刻意雕琢,仿佛要汇金石玉宝、貔貅龙麟一干物华天宝于一匾,但大明门,静静的,那么浅白,可就是如此浅白,才能令天下皆知一朝政治归属。

打开3座券洞门,只有皇帝出巡或大典时才启门入内,门内,东西两侧皆为连檐通脊的朝房,世人成为“千步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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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门门前左右设有设有下马石碑、石狮子各一对,若是吏部、兵部月选官掣签,刑部秋审,礼部乡试、会试磨勘,都此地举行。

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明武宗朱厚照逝世,因武宗无子,明兴献王之子朱厚熜继位,自湖北安陆封地入都城,继承大统,后世称之为明世宗嘉靖皇帝。

届时,礼部原本拟定嘉靖皇帝自皇城东门东安门进入紫禁城,但是时年15岁的朱厚熜却决然拒绝了这一提议。

他要从大明门入朝,随后经过承天门、端门、午门、奉天门、行至奉天殿,登基即位。

事实上,朱厚照无子,朱厚熜自大明门入朝登基,大明门自此之后便寄寓了非同寻常的意味:一朝天子,一朝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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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熜很孝顺,常挂在嘴边的是——“至亲莫若父母”。后来,礼部又为了迎接嘉靖帝的生母兴献王妃进京,该走哪一道门起了争执。

大多礼部官员主张从东安门入,谁知嘉靖皇帝听到后十分生气,稚嫩的少年当即否决:“不可。”

礼部官员抓耳挠腮,不得法,只能又改成了从大明门的东门洞入内,嘉靖皇帝却仍旧不满意,他掷地有声道:“当从大明门中门入。”

自此之后,大明门对于皇家的女人,自是有了非同寻常的尊荣意味——皇室娶妻走大明门、大清门,纳妾只从侧门、后门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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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的铁骑踏破大明宫,自大明门而入,那块青金石的匾额好似没变,不过——由明至清。大明门成了大清门,若是遥遥地看过去,很难发现有什么区别,然而,凭借一侧细细密密的满文,也能知道明王朝不复。

从大明门到大清门,匾额更替,朝代更换,但不变的,是封建皇权烙在那一座城门权威烙印,这样一座权力符号,潜移默化地成为了某种紧束人们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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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翻篇,王朝落幕:前朝旧匾惹争议

1911年10月12日,远在美国丹佛城的孙中山得知了武昌首义的消息,同时间,他开始着手争取列强支持中国革命的外交活动,11月24日,孙中山由马赛乘船返回国内。

25日清晨,孙中山乘坐英国邮轮丹佛号抵达吴淞口。

孙中山的回归,使得首义以来久久悬置的政府元首有了着落,各派纷纷松了一口气,要求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当即众望所归,海内外舆论盛赞孙中山——“先生归国,国基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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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日,天津《大公报》刊登了题为“南京公举总统消息”的要闻,2月12日,清帝退位,中国千年来的封建统治终于落下了帷幕。

一时间,屹立在天安门和正阳门之间的“大清门”显得有几分刺目。

一眼望去,青金石制作的“大清门”匾额富丽华贵,高悬于城门之上,昭示着没落封建王朝奄奄一息的余晖。

大清门对于紫禁城内部的宫殿而言,它是分隔外界的门户,对于城外的人,则是皇宫的象征。

在这里,皇太极曾经接见朝贡的蒙古各部使臣,宴请朝鲜国来使,大清门前台基座上原是由两块“谤木”,其功用是如果臣民百姓有什么建议或意见,但又无法入宫当面提出,可以把写好的“谏书”放到前台基上,就会有人将其送交给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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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望着这座城门,长叹一声,心头涌起欣慰的酸楚。

治国理政的规章政策自是不必多说,先君虐暴嗜杀,来者休养生息;旧人荒淫腐败,新人清廉肃政;前任衰弱颓圮,后任厉兵秣马……往实了说,易帜、更改历法等等,诸事,最是繁琐。然而,那些不言不语,屹立千百年的古建筑,又当如何自处?

大清门虽然以国号为名,但其规制其实并不算高,同天安门相比,大清门没有重檐、没有城台,只开三阙,平日里闭而不开。

之所以如此,主要考虑到其居于天安门和正阳门之间,相邻的两道门都十分高大,中间门低,可以缓和节奏,达到南北平衡、错落有致、总体较为和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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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民国初始,满文作为清朝的官方标志和语言,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排斥,各界传来质疑的声音,“这都改朝换代了,这门儿可不能叫大清门了吧?”“大清门留存,无虞;匾额旧名需换,以显新世新气象。”

一时间,群集响应,一些原本不关注城墙门楼的文人也纷纷劝谏道:“建筑改不了,建筑文化理应要换一换血。”

1912年,中华民国内务总长朱启钤将北京各个城门上带有满文的石匾撤下,命“以汉字石额易之”,同时,他邀请了前清翰林邵章重新撰写各城门的匾额。

然而,许多匾额得以更换,可“大清门”这块象征着前朝皇权的匾额,却一直没人为其赋名。

一些善作楹联匾额的大家也纷纷推脱:“才疏学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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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遗老旧臣,若说写不出换不了,不如说是清王朝的统治对其留下的烙印太深,一想到自己要研墨提笔,破除前朝最后一块昭彰于世的象征,倒有些胆怯了。

然而,世人就是这样的,虽然说没人敢去做,但舌头长着,说闲话谁都爱说。

一个人这么说,两个人附和着,渐渐地,尽管孙中山事务繁忙,依旧将这话听进了心里。

可如果要换一块匾额,又该用什么材料?新的匾额取什么名字?材料、工匠、笔髓俱是需要一一商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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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历史,新朝新人:从“大清门”到“中华门”

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孙中山闲暇时间常思常量,多日过后,他同身边人说:“要换,这的确要换。”

原“大清门”的匾额是青金石所铸,色泽均匀,没有裂纹,质地细腻,更无金星,色如天相。

这一深蓝色的长石宛如夜空中的繁星一般,外观深沉神秘,因有“其色青,此以达升天之路故用之”的说法,即认为青金石是引导人类通往天堂的使者,自古为君王所喜,故而被称之为“帝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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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青金石具有吉祥如意、富贵安康的寓意,靛蓝的色泽同红黄城门相配,十分得宜,但是青金石到底是外来品,国内为数不多的青金石都来自西亚的阿富汗地区和美洲的智利地区,一块匾额大小的青金石,价格不菲。

果不其然,托人打听,方知青金石都是作为小装饰摆件祸圆珠手串,如何再去大费周章求一块青金石?

孙中山想,中华民国刚刚建国,如果要换同样分量的青金石,未免开销过大,实在不妥。

城门新名?当时有人建议,不如唤作“中山门”,实际上,匾额取名是一个大学问,其中,使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匾额,便是一个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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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尽量要避免使用生僻字,还需要尊重人民的愿望,美名其曰“有利于人民团结”。

思来想去,前二门分别唤作“大明门”、“大清门”,都是以国为名,不如效仿前人?

思来想去,孙中山唤来一群工匠,吩咐道:“不妨直接将‘大清门’一匾翻转,在其背面雕饰一二,镌刻上‘中华门’三字?”

众位工匠听了以后啧啧称赞,为大总统的才智见识所倾倒,回道:“可行,可行。”

背转“大清门”即书“中华门”,一来节省了另寻匾石的资金,二则背蒙大清,象征着不忘历史,但车轮滚滚,历史终将翻页的寓意,一时间,闻者无一人觉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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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桩“以旧翻新”的难题就此告一段落。

正当工匠们架好梯子,将“大清门”的匾额取了下来,将其翻转,准备查验一二之时,众人愣住了——这“大清门”的背后,赫然刻着“大明门”三字。

数百年过去,三个大字已经不复初时的凌厉锋芒,透露着一股圆滑暗淡的劲儿。

工匠们齐齐对视,最终长舒一口气,无奈笑道:“去回总统的话吧,没想到,老祖宗到底是老祖宗。”

谁能想到,当年清王朝初立时,主事者的想法同孙中山的想法竟是不谋而合,这般省时省力的工夫,早非后人独创。

孙中山听了此事,先是愣住,微微讶异过后,只得哈哈大笑道:“那就只好造新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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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匾已被取了下来,哭笑不得的民国政府命人加工加点,赶制了一块朴实无华的木匾。

1912年10月10日,为庆祝中华民国第一个国庆日,北洋政府特地在10月9日,将大清门改成中华门,原本满汉文合璧的“大清门”匾额被木质的汉文“中华门”匾额所取代。

当日清晨6时,首先举行了“中华门开幕”仪式,社会各界、政府各部门、各团体代表到场庆祝。

当日上午,一眼望去,“中华门”的匾额黑底白字,为横式匾额,高高挂在中间的门洞上方。

1915年12月,北京城内的匾额样式进行了一次统一,改换为传统的宫廷匾额样式——“华带牌”,原来的横向匾额也更换成了竖向的“中华门”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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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复存在,新程启航:“中华门”被拆除

1420年,天安门初建,始称“奉天门”,取的是“受命于天,承天启运”的吉祥意。

后顺治八年,奉天门更名为“天安门”,取的是“内外安和,长治久安”的昌隆意,然而,两百多年后,大清终是亡了。

1949年,天安门成为了新中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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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为准备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对中华门、天安门左右以及广场进行了清理修缮。

1950年,主办拓宽了长安街,将金水桥前石狮、华表后移了六米,又从金水桥外侧内移道了桥外头。

1952年,广场东西加阔,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妨碍了节日阅兵和游行队伍通过,“每年都有几十万人民群众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大大影响了长安街的交通,甚至游行队伍的军旗过三座门是还不得不低头,因而只得拆除了天安门的左右门。

与此同时,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直至1958年的5月,人民英雄纪念碑完工。

8月,中央作出了进一步扩建天安门广场的指示,明确表示,将民国时期修建的正阳门城墙和围墙一一拆除。

中华门正是在此时拆除的,从大明门、到大清门,再到中华门,直至新中国成立,这座饱经沧桑的城门被拆除,它的历史使命,已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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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需要在天安门广场的东西两侧修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

然而,天安门广场之巨变莫过于修建毛主席纪念堂。

1976年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奠基,1977年9月9日,于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落成。

在气象恢弘的纪念馆前,驻足凝视,不免令人回想起一座早已静默无言的城门——中华门。

中华门原本坐落于正阳门以北、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的位置,正是如今毛主席纪念堂所在的位置。

现如今,这道原本和天安门、正阳门同在南北中轴线上的城门,只能在画卷和黑白照片中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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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明)计六奇.《明季北略》[M].中华书局,1993
  2. (清)《大清会典》[M].凤凰出版社,2018
  3. 《从近代照片看天安门的巨变》;《北京纪事》;200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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