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乡，有人因为糊涂，因为无奈，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很复杂，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所得的东西，人们就会用一句俗语来评说他：“豆腐盘成肉价。”这句俗语成立的前提，是豆腐决不应该与肉等价。如果有一天豆腐居然与肉一个价，那就是千古奇闻。我的家乡单说一个“肉”字时，必定指猪肉。吃肉，一定指吃猪肉。我的家乡不养羊。我是在离开家乡后才见到羊这种牲畜的。牛当然有。但牛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法律禁止屠宰。所以，牛肉是用钱都极难买到的东西。家家养猪。猪肉是唯一的解馋之物。人世间最美味的东西是什么？在我小时候，这句话问出来都显得荒唐，因为答案是明摆着的，当然是猪肉。难道还有比猪肉更好吃的东西？
豆腐虽然必定比猪肉低贱，但也必定比蔬菜高贵。青菜、萝卜、黄瓜这些东西，本来是草类，是可以用来喂猪的。养猪是为了吃肉。猪吃一斤蔬菜，决不可能就长出一斤肉来。不知道要喂上多少斤青菜、萝卜，才能指望长一斤膘。如果青菜、萝卜、黄瓜这些东西，居然与猪肉等价，甚至价格是猪肉的几倍，就超出了我这样的人的理解能力了。而最近，各地就出现了这种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情形。刚开始听说蔬菜的价格高于猪肉，我还以为是段子。待到在小区附近的菜场确认后，我可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了。记忆的池塘，像被人猛烈地搅动了一番，许多沉入池底、埋入淤泥中的往事，打着旋儿，翻着滚儿，浮了上来。当然，都是与吃肉有关的事情。
关于吃肉的记忆很多，这并不说明肉曾经吃得多，恰恰说明吃肉曾经是生活中十分稀有的事。
1966年以后的许多年间，学校的教师，其实是没有暑假的。大学的情形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我们那个地方，每年暑假，中小学教师都要集中起来，办学习班。我的父母那时都是小学教师，一放暑假，就要离开家，住到学习班上去。学习班有时办在县城，离家挺远的。几个孩子，就由外公外婆照管。记得是1967年或1968年的暑假，我五六岁，父母又到学习班上去了。一天，我和弟弟玩闹。我钻到家中堂屋的桌子下面，一抬头，碰到了桌底；桌上的热水瓶倒了。热水瓶，是那种竹篾编成的外壳，用久了，黑乎乎的。水瓶倒下的同时，软木塞子被水冲开，热水顺着桌面流下。我又恰好从流着水的那一边钻出，热水便流到了身上。是夏天，只穿着短裤。于是背上、胳膊上，都烫得起了泡。记忆里，那水泡有乒乓球那么大。不过，儿时的记忆有放大功能，总是像油锅一般把事物炸大许多。那水泡，乒乓球那么大肯定没有，但也肯定不太小，不然不会留在记忆里。我小时候，一到夏天，身上没一天没有伤口，但十分皮实，破点皮，流点血，从不当回事。这一次，虽然身上烫起了泡，也并不在意，不一会，就到外面玩去了。邻居一位大妈，见到我身上的水泡，问明原因后，便笑嘻嘻地怂恿我：“去找外婆要肉吃！”她家与我家相处甚好，完全是个善意的玩笑。我却当真了。原来身上受了伤，就有要肉吃的理由。一转身，我回到家中。外婆正在灶下烧饭，灶火映红了她的脸，脸上有怒容，可能正好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五六岁的孩子，还没有学会看人脸色说话。我走到灶口，说：“外婆！我要吃肉！”外婆一边用火钳夹着一把柴禾往灶里塞，一边没好气地说：“我到哪里弄肉给你吃？到身上割肉给你吃吗？”我愣了一会，带着疑问走开了。人身上割下来的肉，不是人肉吗？人肉是可以吃得的吗？我寻思了好半天。
现在回想起来，这差不多就是我人生记忆的开始。我人生记忆的开端，居然与吃猪肉和吃人肉都纠缠着，这让我每每暗自羞愧。
进入1970年代，我比较懂事了一点，留下的记忆也更为清晰。那时候，农民家家养猪。但一般只养一头，有能力养两头猪的人家极少。谁家竟然养了两头猪，会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一般总是在正月里买来一只小猪崽，养到腊月卖掉。如果急需用大钱，养不到腊月便卖掉，也是有的。卖，只能卖给国家，当然没有讨价还价一说。国家在每个公社设有一个收购生猪和卖猪肉的单位，叫做食品站，老百姓简称为“食品”。农民养的猪，只能卖给公社的“食品”。每年的这一头猪，对于农家极其重要。家中灯油、食盐等每日消耗的东西，靠卖鸡蛋换取；而婚丧嫁娶一类大事，则靠这头猪支撑。农民养的猪，是不能自行屠宰的。自行屠宰属违法行为，公安局会来抓人。这一点，和牛相同。但牛是绝对不能杀的，而杀猪，只要争取到指标，还是可以的。指标按什么原则分配，我也没有弄清楚过，想来应该是按人口分配每年的杀猪指标。我们那个村子，人口不满一百，每年可杀一头猪。杀猪总是在腊月，临近过年的那几天。通常是谁家在翻过年来的正月要迎娶新娘了，就把这指标给谁家。我记得，这杀猪指标虽然少，但并没有为抢这指标而起过争执。那原因，就是大家对自家杀猪并不热衷。得到杀猪的指标后，要去公社履行完税手续，也就是交纳屠宰税。在北方某些地区，过去叫割头税。一只猪崽，从正月养到腊月，一般能养到一百几十斤重；如果能长到二百斤，那主妇就会获得“会养猪”的赞誉。这猪，如果自家杀了，要缴一笔税。所以，那个杀猪指标，并不会成为争夺的东西。但如果要办结婚这个最大的喜事，那就很有拿到这个指标的必要。办场结婚宴，总要好几十斤肉，自家不杀猪，解决这个问题很麻烦，要苦苦地求人。
村中有人家杀猪，有两种动物最兴奋。一种动物是村中的狗，另一种动物是村中的男孩子。杀猪总是在室外进行，先把猪的四蹄用绳子捆住，猪自然嗷嗷地叫。猪一叫，全村的狗们都来了，开始躁动不安。待到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然后是放血，煺毛，开膛破肚，于是血腥味、油腻味、臊臭味四处漫溢，大大小小的狗，便像注射了兴奋剂一般，尾巴竖起来，快速地摇动着，尾尖还在空中画着圆圈。它们在人们的两腿间钻来钻去，这里嗅嗅，那里嗅嗅，突然又抬起头，冲着那红红白白的血肉咂嘴弄舌，想凑上前去，却又不敢。有胆子大些的，试试探探地缓步往那血肉靠，就会招来一声呵斥，甚至被踢上一脚。挨了一脚后，便只能扭头退回，一边把鬼鬼祟祟地低着的头仰起来，发出一声叫喊。这叫喊必定只有一声，而且很短促，表达的是应答而不是愤怒，相当于说一声“OK”。它们知道，人类杀猪，本不关狗的事，狗没有理由捣乱。狗们躁动不安，兴奋不已，无非是指望得到点什么。但它们除了被骂几声、踢一脚，其实什么也得不到。猪肉是多么贵重的东西，怎么可能到狗嘴里。要说啃骨头，那要等到人类先把肉啃掉，现在还远不是时候。杀猪，是用滚开的水煺毛，地上总是弄得很潮湿。待到事情完毕，人们都散去后，狗们则要长时间嗅着舔着这地上的潮湿。这潮湿里多少有一点油和血，要说所得，它们得到的也就是这些了。男孩子们兴奋，除了看一场热闹，还能得到一支香烟。杀年猪，也算是喜事一桩。在屠夫们忙碌着时，主人会给所有在场的男性人物散烟；只要是男性，哪怕刚会走路，也发一支烟。、
平时如果人家实在要买肉，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有人回忆那时候，说即使有钱也绝对买不到肉，但我的家乡，情形的确不是这样。我记忆里，公社的食品站，大概每天还是杀一头猪的。这猪是从收购的生猪中留置下来的，还是统一调配来的，我就不知道了。虽然每天必须买点肉的人家决不会太多，但一个公社几万人口，每天一头猪，还是十分紧俏的。我记得，食品站那个卖肉的窗口很小。每天一大早，那头猪就杀好了，在这窗口出卖，一会工夫就卖完了。所以，如果家中实在需要买点肉，必须早早地到那窗口前排队，越早越好。那时候，常听说某个熟悉的人，头天晚上干脆不睡，在那窗口前等了一个通宵，终于买到了肉。天气不太冷时，这样的事还没有多少故事性。天寒地冻时，在那窗外等上一夜，就有点故事性了，但也决不算什么特别稀奇的事。猪肉是宝物，而肥肉则是宝中之宝。每个在窗口买肉的人，都不住声地央求那卖肉者：“多把点肥的！多把点肥的！”如果与窗内操刀者不熟悉，这样的央求其实是没用的。再肥的猪，也不能身上全是肥肉，不可能每个人都多给点。但如果与他有交情，那就能多得到一点肥肉。所以，这个食品站负责卖肉的人，十分受人追捧，每日享受着认识与不认识者的巴结、讨好，走在路上，挺胸腆肚的，像个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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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读完，全文刊载于2022-2《收获》
王彬彬 南京大学教授
